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口述、内容来源：黄梦琪，编辑、整理：苏小七，监制：猫爷，原文标题：《外卖女骑手：“握住车把，才感觉自己握住了自由”》，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去年，《人物》以此为题的一篇稿件在全网掀起了巨大的声浪。系统、算法、时间成为关键词，让骑手们严苛的生存状况得以被知晓。
但正如人们时常用“外卖小哥”来指代一样，女性骑手，是这场大讨论中常常被忽略的一环。
黄梦琪是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届的毕业生，在毕业设计深度报道《外卖女骑手在路上》中，她与7位外卖女骑手深度交流，展现了她们的日常生活、职业收获与困境。
这次，我们与黄梦琪聊了聊，从她所分享的骑手故事中，也看到了问题更为复杂的面向——在某种程度上，比起“系统”困住了她们，系统反而给她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女性骑手和男性从业者一样承受着系统的控制和剥削，但对曾经在劳动力市场边缘漂泊多时的她们来说，这份工作也意味着家庭空间和传统服务业无法赋予她们的自由和经济收入。”
在《外卖女骑手在路上》开头，黄梦琪写道。
1. 骑手工作，是她们不多的选择
黄梦琪做这个报道的初衷，是从一个颇具有电影感的生活片段开始的。
去年夏天，她点了一份外卖，就像许多南方小城一样，这座湖北小城里也有着很多曲里拐弯的深巷，外卖骑手很难找到。几轮颇为焦躁的文字沟通下来，黄梦琪干脆让骑手在主路上等着，自己去拿。
“她是一位很年轻的女骑手，看起来没比我大几岁，和电动车一起立在十字路口一侧，两边的车速度很快，她单薄的身子就立在风和车里，看起来真的就像电影一样。
当时我也看了《人物》的那篇报道，没有呈现或强调女性骑手的故事。女性骑手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和男性骑手一样？她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带着这样的疑惑，黄梦琪回到汕头，开始了对外卖女骑手的采访。刚开始并不算顺利，骑手们几乎都在飞快地奔跑，没有多余的时间聊天。黄梦琪只能在她们放餐或出门的转身一瞬间凑上去，快速自我介绍，先要到联系方式。
第一位联系上的女骑手，在黄梦琪说明采访意图后，留下一句“女骑手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自愿做这行”，就把她删除了。
沮丧之余，黄梦琪也确认，在这些平时声量很低的女性从业者身上，还有太多故事不为人知。
后来通过在朋友圈购买一位女骑手兼职售卖的物品，黄梦琪联系上了第一位采访对象，也是稿件的主要人物，林君（39）。
采访刚一开始，林君就哭了：“其实有时候做这个很委屈的……”虽然在微信上不怎么说话，林君的表达欲其实很强，在第一次采访的两个小时里，基本都是她在倾诉。
林君的经历非常有代表性，她小时候，因为奶奶觉得女孩子以后要嫁人，读书没什么用，便没有再念书。16岁开始，林君就在外打工，挑泥土、晒鱼、卖牛肉丸，还曾被骗进传销组织，才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结婚后，林君一直跟着丈夫和公公婆婆在广州开大排档。后来又回到了丈夫的家乡汕头，当时儿子刚上二年级，女儿两岁，她只能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操持家务。林君也做过些手工计件的工作，编一朵蕾丝菊花三分钱，每天要编成百上千个，一天下来也只有几十块钱。
那时林君整天都不出门，而每天十几个小时不变的坐姿，也让她越来越频繁地感觉到腰酸、屁股痛，手指偶尔还会被胶水烫伤。手上的重复劳动熟练后，几乎不需要动脑，林君回忆那时，觉得“整个人都是木木的”，“见不到太阳，（脸上）没有生气”。
2018年5月，林君也准备出门跑单。本来说好了，已经做骑手一年的丈夫先带着她跑三天，她再自己去跑单，结果丈夫把林君放在金湖桥上自己就走了。
最开始林君犹豫了很久，只敢忐忑接下离家附近几百米的单子，用了大概一个月，熟悉了系统和汕头的路线。
林君选择的众包骑手工作，没有硬性规定的上班时间段，她的工作时间可以配合孩子们的作息灵活调整。送完女儿上学后，八点多就可以开始跑单。跑过午高峰，她的午饭一般在两点，就在路边的快餐店或者米粉店迅速解决，然后继续跑单，四点多去接女儿放学。回家，买菜，做饭，等丈夫回家。周末和学校放假的时候，林君就得围着孩子转。
像林君一样，女骑手们总是忙于跑单或者照顾家庭，一两个小时的聊天时间对她们来说其实有点奢侈，后来的采访也只能抓紧在各种间隙中完成。
黄梦琪回忆，“易荣（48）的第一次采访是在她跑晚高峰前的一个小时完成的，我们坐在金砂公园的草地上，她跑单的电动车就停在公园门口；李望丹（41）和李梅香（44）的工作时间排得很满，我只能等她们收工之后，和她们打一个电话，采访往往是以我担心她们第二天跑单状态不好结束，几乎都到了凌晨。”
而钟莉（34）则是少有的“美团”乐跑骑手，在两次婚姻后，尤其是第二次，前夫酗酒又出轨，她宁愿一个人带孩子，也不想过不舒服的日子，以后都“不可能再结婚了”。（*2019年下半年开始，“美团”在多个城市推出针对众包骑手的“乐跑计划”。众包骑手中，送餐服务好、订单准时送达率高、没有重大违规记录的“优质”骑手，可以申请加入到乐跑骑手的团队中。）
所以，钟莉必须要尽量多的赚钱。女儿太小，还需要人照看，所以她在白天出门跑单时，就把女儿交给住在同一个小区的父母，晚上收工再接女儿回家照顾。
晚上到家后，钟莉给女儿喂饭、洗澡、洗衣服，看着女儿睡去，差不多就到了十一点。夜间，女儿一般会醒来三四次，钟莉就跟着醒来冲泡奶粉。
在许多小城市或者小城镇上，经常能见到女性骑手，尤其是中年女性骑手的身影。虽然样本量还比较小，但黄梦琪所观察的现象颇具有代表性，像林君和钟莉一样，“女外卖员大多要么是长期困守在家务中、被家人若有若无地忽略的全职主妇，要么是需要独立支撑家计的单亲妈妈。”
黄梦琪认为，虽然选择做骑手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但从这7位深度采访的女骑手的经历来看，她们背后都有着比较相似的深层原因，与性别、家庭社会的角色，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类是像林君这样的全职主妇，在家庭空间中，她们的劳动往往不能够得到家人的肯定，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在家庭中处于经济附属的地位。在进入骑手行业后，她们一方面可以补贴家用，另一方面也能获得相对不错的独立经济收入，以及独处的工作时间。
另一类是钟莉这样的单亲妈妈，她们需要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庭，也就需要一份收入比较高的工作（据统计，蜂鸟即配贫困县地区的骑手平均月薪超5800元，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平均工资65%）。
长期以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属于不占优势的一方，也由于长久的社会性别分工，女性一般只能从事传统的服务业，很难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而她们又往往需要承担家务与母职的责任，外卖骑手的工作，既能满足她们的时间要求去照顾家庭，同时又能得到不错的收入，对于她们而言，是当下少有的较优选择。
2. 握着电动车把手，就仿佛握住了一种掌控感
在对谈中，黄梦琪专门谈到了女骑手们抓握电动车把手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她们不止把收入抓在了自己的手里，也把生活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跑单前，丈夫的收入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林君只能朝强势的婆婆要钱，每月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还得忍受婆婆的冷嘲热讽。
林君喜欢跑远距离的单。除了单价高，她也能去更多地方、认识更多的路。现在再路过金湖桥时，林君的忐忑和小心也慢慢地散去，风从她耳旁两侧擦过去的时候，她能“感觉到自由”。
打交道的骑手和商家越来越多，对生活的这座城市也越来越熟悉，由此生发的掌控感让林君很是珍惜，她形容以前的自己“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什么都不懂”。
现在由于跑单时间受限，林君每个月到手的钱只有2000多元，但这已经让她满足。花自己的钱买东西，有时候还会去买些便宜的首饰送给自己，丈夫数落她买金买银，林君就怼回去：“我花的是自己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
骑手工作不止给林君自己的生活状态带来了变化，现在她还尽量都把女儿带在身边，希望女儿好好读书，未来经济独立，不依赖任何人。
李梅香（44）也在骑手工作中，找到了和林君一样的掌控感和自由。
李梅香和丈夫在农村有着一栋自建楼杂货店。在婚后15年时间里，除了外出补货和接送孩子上学，李梅香的活动范围，基本只在于家和杂货店的楼上楼下之间。
李梅香觉得，打理杂货店的那15年，自己一直都“傻傻的”，“哪里都去不了，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完全都是空白的。”偶尔和朋友聚会唱歌，KTV里触屏的点歌机李梅香都不会用；而朋友唱的那些歌，李梅香大部分也没有听过，所以她只能待在一旁一言不发。她感觉自己在慢慢和朋友脱轨，没办法和她们搭上话。
丈夫工作并不算忙，但他几乎没有帮衬过家里的大小琐事，但因为他每月有工资进账，而杂货店是“家里开的”，所以收入算不上是李梅香的功劳。更不用说操持家务这样看不到金钱收益的劳动——公公婆婆就常常说李梅香“吃家里的、用家里的”，觉得是自家儿子养着她。
李梅香不知道外面的事，却又在自己的世界里什么都能做，除了店里补烟、家里修理水电等小事——她负责一日三餐、打扫卫生、接送孩子、打理杂货店、给杂货店补货。
补货时，李梅香骑着电动车，满汕头地跑，那是她枯燥的生活里唯一的放松时刻。只有握着车把手的时候，她才觉得生活是像电动车一样可以由自己掌控的。
后来杂货店生意不好，李梅香也在外面找到了工作。现在她白天在超市里做一家洗涤公司的理货员和促销员的工作，午、晚高峰就出来送餐，跑过高峰期再钻进超市里，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
这种在旁人看来有些辛苦的生活状态，对李梅香来说已经比从前在家轻松了很多。她很享受骑手这份工作带来的满足感——自己的收入可以清晰地看到，路况和平台的规矩都一天天熟悉起来，更重要的是，能跟商家、骑手、站长、顾客打交道。她觉得自己终于和“外面的世界”连接在一起了。
这样明显的变化发生在许多女骑手身上，比如正在与丈夫打离婚官司的易荣（48），她以前在家呆着的时候，身体状况其实很不好，经常吃药，也觉得各方面都非常不自信。
2018年末，丈夫负债逃走，易荣找到骑手的工作。慢慢的，骑手工作走上正轨，易荣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发生好转，也比做全职主妇时自信了——以前，丈夫总是嫌弃她“脑袋笨”，怕她去公司“丢人现眼”。
在当下的大环境中，女性在家庭空间中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却因为经济弱势，很难得到家人的承认。她们的生活也大都围绕着丈夫和孩子，很难与外人接触，朋友也会比较少。当这些女性从家庭这种封闭的环境中，走到相对开放的骑手工作里时，变化也很明显。
黄梦琪认为，这也许是非常值得观察和探讨的一点，她看到许多关于骑手的报道中所呈现出的男性骑手，反而会比较倾向于骑手工作似乎没有特别多需要牵涉人际交往的地方，拿餐、送给顾客，就好像是系统控制的一个过程，不需要跟人过多打交道。
但对于许多女性骑手来说，这份工作却真的给了她们与外人打交道的一个机会，从原本的封闭环境到一个相对开放、能够接触更多人的工作中，这样的空间转换，以及随之而来的掌控感，对她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在每一份工作中，都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状态
在黄梦琪的观察中，自豪与自洽也是女性骑手身上的关键词。
钟莉认定了要自己带一岁多的女儿长大。她为此成为了收入更高、少有女骑手加入的“美团”乐跑骑手。
不是每个骑手都能一直做乐跑骑手。乐跑计划每个星期更新一次，只有在上一周的工作中表现合格者才能在下一周继续作为乐跑骑手送餐。和钟莉同期进入乐跑的骑手里，大概四分之三都有过被踢出乐跑队伍的经历。至今13个月，钟莉一直保持着乐跑骑手的身份。
直到现在，钟莉还经常在朋友圈分享她每天跑单的截图，她一直跑得很多，在汕头经常能超过80%的骑手，也一点都不觉得自己会比男骑手差。她在美团的“2020骑手年度盘点”中，还获得了“配送届的王者”荣誉称号。
林君也喜欢在朋友圈分享跑单时路上拍的风景，后来丈夫要求她删除掉，她猜测“可能他觉得丢脸吧”。一次两个人送餐时在路上碰到，丈夫假装看不到林君，开车从她旁边擦了过去。林君后来问起，丈夫直接回答说“有什么可打招呼的，做这份工作很光荣吗？”后来，他们再没在路上互相打过招呼。
与许多入行不久的骑手不同，从2012年开始，王剑灵就在做麦乐送的配送员了。她在大专毕业后做过书店店员、仓库管理，因为不喜欢办公室勾心斗角的工作环境，就做起了送餐一职。
9年间，王剑灵一直在坚持做送餐员，她对黄梦琪说，汕头估计也就只有她这么一个，“你一写麦乐送，估计都知道是我”。
麦乐送的送餐员升职不难，少则几个月，多则花个一年半载。送餐员升上去是组长，再上去是区域督导，升职了，就不用再送餐了。但比起在办公室做着管理的工作，王剑灵拒绝升职，仍然坚持在一线送餐。
在采访过程中，黄梦琪能感觉到，王剑灵是非常享受这份工作的，在她身上看不到当下常有的焦虑。当然，在工作中王剑灵也会遇到与顾客沟通的问题，或者来自管理者的不认同、冲突，但王剑灵认为，比起之前的办公室环境，“这些都还好”，她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回到办公室的状态中了。
“在任何一份工作中，能够找到比较舒服的一种状态，这种自洽我觉得是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黄梦琪总结说。
4. 这种自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然而，无可否认，这些女性骑手因工作带来自信与快乐的同时，也同样经历着《人物》那篇报道中所描写的外卖员们的困境，忍受着来自外卖系统的控制和剥削。
只是相对于“系统”带来的困境，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压力、“母职”的责任似乎更加让她们喘不过气。
不过，系统为她们带来的“自由”，本质上仍然只能算作一种虚假自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下的选择。除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中所描述的算法规划下严苛的时间和路线，女性骑手还需要忍受在一个男性占主导的行业中，算法几乎没有考虑的性别差异。
比如月经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女骑手大都在月经期也会坚持跑单，但系统不会识别她们是否身体不适，也不存在这样的入口或是选项设置，只会要求她们尽快把餐送到。她们在跑单的过程中，也很难找到时间去更换卫生巾，更不用说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厕所设计和生理条件，女厕往往需要排更久的队伍。
去年，汕头因举办亚洲青年运动会对市政道路改造升级，由此导致路况变动巨大，但外卖平台规划的路线和时间都没有及时更新。对于骑手来说，如果绕路，她们就会面临超时的风险，比如一些高个子的骑手可以翻过围栏，但对于韩玲（32）来说就很困难，她向美团客服反映过修路的情况，但没有结果。
此外，夜间送餐的安全性，甚至于一些顾客疑似性骚扰的行为，都是女性骑手日常的困扰。相较之下，工服、头盔的不合身（大都比照男性的身材设计），都已经是小事了。
除了系统未能妥善考虑过这种差异，针对女性的职业歧视，在外卖行业也时常发生。
因为好评率高，600多单里面只有3单差评，钟莉的队长想提拔她也做队长。考虑到她还要带孩子，没有时间做更多的工作，站长没有同意。但钟莉觉得，这根本是领导层歧视女骑手。她非常不服气，觉得自己跑单和男骑手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甚至还比一些男骑手更厉害，而有的男骑手不需要承担家务劳动，跑单时间也没有她长。
骑手们并非对系统的问题一无所知，她们也经历过申诉路线规划，但与平台的沟通只能通过客服，接电话的客服往往不能改变什么，因此有时只能发泄情绪而已。电话挂断，继续跑单。
在与客服反馈没有结果之后，她们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停下来思考有关平台和系统方面的问题。在当下，她们只能优先考虑这份工作是否能挣钱等等，这类最真实和直接的诉求。
在谈话最后，黄梦琪还提到了一位学者的看法，这份骑手工作，给予了这些女性在家庭空间和其他工作里没有的自由和收入的同时，是否又反过来强化了她们的母职和家庭分工？因为这给了她们得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可能性。
聊到最后，好像又回到了女性生存环境的大问题上。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没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她们身处的真实处境，远比我们凭空揣摩的复杂得多，我们无法替她们回答。
黄梦琪说，“有时也会感到有点无力，自己只能给她们带两瓶水，或者比如帮易荣查询一下离婚官司的信息，这时候才觉得能帮到她们一点点吧。”
虽然问题还有很多，遥远的言说也许不能直接缓解她们遭遇的现实难题，但通过这样将问题呈现出来，进一步探讨，才有推动变化的可能性。
经过与导师探讨，黄梦琪最后将自己的毕业作品命名为《外卖女骑手在路上》。
“在路上，是想呈现一种行进中的状态，哪怕面对了这些来自系统和性别的困难，她们依然选择留在这个行业里，并且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
（林君、易荣、李梅香、钟莉、王剑灵皆为化名）
*由于篇幅所限，许多没有在《外卖女骑手在路上》稿子中呈现的人物故事，由黄梦琪口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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