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挣5G带来的12.3万亿美元?

导读	有了4G带来的幸福生活，人们对5G(即第5代移动通信系统)格外期待。进入2018年，一切有关5G的话题都热了起来，人们似乎听到了5G的脚步声——按计划，5G标准的最终制定将在2020年完成。

2017年12月3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在浙江乌镇举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值CEO徐直军介绍华为3GPP 5G科技成果。图/新华
2018，开启5G元年。

如今，我们每天都享受着4G带来的巨大红利——随时随地的直播、视频通话、移动支付、互联网打车、玩手机游戏等等，这些都得益于无线通信网络网速的提高。中国移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刘光毅参与过4G的研发，那时候，手机只用来通话、发短信、浏览网页，他根本没想到，随着智能终端的发展，4G快速普及，人们使用手机的行为习惯彻底发生了改变。

有了4G带来的幸福生活，人们对5G(即第5代移动通信系统)格外期待。进入2018年，一切有关5G的话题都热了起来，人们似乎听到了5G的脚步声——按计划，5G标准的最终制定将在2020年完成。

近来，刘光毅最关心的是，面向5G的第一版完整标准版本Release15(简称R15)能否按时冻结。他所在的团队参与了中国移动的5G研发。

按照最主要的5G国际标准制定组织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的工作时间表，今年6月，R15技术规范标准冻结，这意味着下一步华为、诺基亚等设备制造商们可以按照标准进行产品开发，电信运营商开始部署。5G已经走过前几年业界给社会“画饼”的阶段，离商用又近了一步。

通信行业有一句行话：一流企业卖标准， 二流企业卖专利，三流企业卖产品。如果自己的方案最终被纳入到3GPP的标准中，在未来5G发展中就会有更多的话语权。成员们提交提案的过程，自然就成了一种博弈。

“5G的竞赛首先体现大家参与制定标准的过程中，这个赛场竞争有时候很激烈，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刘光毅曾代表中国移动参加过3GPP的会议。该组织成员包括网络运营商、终端制造商、芯片制造商、基础制造商、学术界、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成员根据自身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情况，在3GPP大会上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和技术，随后进行现场讨论。

刘光毅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中国移动的团队在现场通过大屏幕展示自己对无线信号传输格式的提案，主席坐在台上主持。他们一念完提案，有家设备商代表就起身提出反对意见并提问。“这家设备商在该技术上已经有了专利，他们觉得，如果你再定一种格式，我将来就要多制定一种。从终端基站建设角度看，开发的资源和投入增多，测试的复杂度也会增加。同时，对于拥有专利的公司来讲，出现一个新的格式，他们原有的知识产权就不是必选的，会影响该公司的价值。这时候，别人就会想法设法阻止你，不让你写进去。”刘光毅说。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IMT-2020(5G)推进组专家组成员张平说，标准制定上激烈的争夺是常态，每一个提案背后都代表了利益，大多数提案并非不可替代，大家有很多选择，这就要看在整个标准系统里你的标准是否做得圆满、成体系，当然也不乏有人为因素存在。

在标准制定上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很少有提案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一项技术被纳入3GPP就要面临竞争，因此每个成员都会就具体的细节反复辩论以及在前台、后台进行博弈。如果现场大家意见达成一致，主席就把提案内容写在会议纪要中。若争议较大，主席会建议大家在会议之后继续讨论，形成共识后继续在会议上展示。“但最终决策还是由技术驱动的，各方会有博弈，也会有一个妥协的过程。”刘光毅说。

市场研究公司Moor Insights & Strategy创始人及首席分析师Patrick Moorhead撰文说，相较于那些以提案数量多为荣的公司，有质量的提案其实更为重要。提案的重要性在于其通过扩展生态系统的新特性和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移动生态系统向前发展。

国内企业比如华为、中兴等也参与5G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在3GPP RAN1 #87次会议上，5G短码方案的表决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2016年11月16日，会议的讨论异常激烈，几乎所有公司都参与到方案的讨论中，各方互不相让。次日凌晨，华为主推的Polar Code(极化码)方案获得更多赞成票，被3GPP确认为5G控制信道eMBB(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编码方案，与之竞争的是美国主推的LDPC、法国主推Turbo2.0。此前，LDPC已被确认是数据信道的编码方案。

最近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对联想集团巨大争议的，正是两年前的这次对华为极化码方案的投票。

全球证券和投资银行集团杰富瑞去年9月发布报告《电信服务——5G和IoT(物联网)的地缘政治》，其中重点分析了中国在5G研发上地位的变化。报告总结，截至2017年初，在1450项5G网络重要专利中，有10%为中国人所有，他们预计这一数字还会有所上升。这其中包含了华为和中兴通讯及其他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该报告也指出，仅美国高通一家就有15%的5G专利，诺基亚占11%，爱立信占8%。

从移动通信发展的历史看，尽管中国是用户和网络规模全球最大的移动市场，高通、诺基亚、爱立信、三星和LG在过去一直主导移动通信技术。中国在2G、3G时代并没有话语权，目前在5G时代有这样的增长速度，让国外不得不格外重视中国这个竞争对手。

4月中旬，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发布的《5G的全球竞争》报告中提及，中韩美日等国家在5G筹备上表现突出，中国处于领先地位。这些国家明白，无线领域的领导权意味着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和数百万未来行业的就业机会。

张平这些年的经历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话语权的变化。最早他代表国家参加3G国际标准化技术会议时，除了中国政府的人以外，技术方面的代表只有他一人。他用3个“S”来描述当时中国团队在国外开会的处境，“Smiling——大家面带微笑，Silence——保持沉默，Sleeping——谈着谈着就睡着了，因为跟中国人也没什么关系。”但他发现，现在有很多中国公司和组织参加3GPP会议，甚至不少人担任工作组的主席职位，这个变化非常大。

刘光毅用金字塔来比喻5G产业链参与者的构成。在金字塔的顶端是AT&T、中国移动、韩国的SK等运营商，其次是能提供基站、终端、传输设备、核心网等的设备厂商，接下来是生产芯片、基站的某一个模块的元器件商，再往下是元器件商的上游供应链，以此类推，大家关联在一起，形成一个闭环产业链。这些产业链的不少企业为了不被别人甩在身后，都参与到了5G标准的争夺上。

5G战场上的竞争也存在于金字塔的每一层内部。例如，目前世界上只有5家公司做5G的基站，分别是中国的华为、中兴通讯和大唐电信，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据报道，华为2017年共投入40亿元人民币做产品开发，今年在产品研发上的投入会超过50亿元。中兴通讯从2017年起每年投资20亿元用于5G研发。谁最先开发出来，谁的性能更好，将来谁就更可能拿到中国、美国、韩国等国家运营商的大订单，获取丰厚利润。

不过刘光毅认为，这场赛跑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竞争与合作，“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如何把5G做成功，这就需要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较好的产业环境，把蛋糕做大，大家才能分得多，这也是竞合关系。”

尽管存在竞争，但5G标准走向统一也是大势所趋。回看通信行业发展的历史，2G时代全球有GSM和CDMA两种技术标准;3G时代有4个，分别是WCDMA、CDMA2000、TD-SCDMA和Wimax;4G发展成为一个LTE标准下有FDD和TDD两种制式，这两种制式90%以上的技术都是相同的。

在整个移动通信的产业链上，运营商处于上游，也是整个资金的入口。设备厂商的钱来自于运营商，同时设备厂商又是它上游元器件商的客户。“如果中国移动没办法从市场上挣钱，生态链里就没钱在流动。没有现金流，问题就来了——厂商的钱从哪儿来?这样的话整个生态链就枯竭了。相当于食物链就断了。”刘光毅说，“别的运营商如果看到中国移动能够成功，他们也可以复制，这样，整个市场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大家都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产业生态链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了谁都不行。”

华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他们在跟客户沟通时会突出华为的主力作用，这是为了让客户对华为更有信心。但在5G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华为5G产品线首席营销官朱慧敏表示，华为并不想放大自己的光环。“通信行业被做独了，做垄断了。所以我们不太想强调我们贡献最大，事实上是共同合作的结果。”

刘光毅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中国移动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制定的5G基础设施建议书，其最新版本今年2月份已在巴塞罗那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上发布。
运营商结合3GPP的标准，把自己对5G的理解固化在了建议书中，大到框架，小到基站、终端、核心网等具体的技术参数都细致地罗列其中。刘光毅把运营商对5G的认识过程比作“盖房子”，先搭框架，然后把房子分隔断，加顶，考虑窗户和门的位置，再考虑其他装饰，这是一个由粗到细的过程。他解释说，建议书对其上游的设备厂商起指导作用。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准国内三大运营商在部分城市试点建设5G网络。中国移动罗列出具体的产品要求，设备厂商及其上游供应商必须生产出满足以上要求的产品才能拿到运营商的订单。这些产品被投入到试点城市试验，验证运营商制定的5G网络技术参数是否可行。“设备厂商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开发产品，所以跟着我们走的时间越早，他们5G的东西开发出来的时间就越早。”刘光毅说。

5月12日，中国5G推进组组长、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发布《5G创新与发展》报告，据她介绍，目前5G进入国际标准制定的关键阶段，今年6月将完成独立组网5G新空口和面向5G 的下一代核心网NGC标准的制定，其将支持增强宽带和低时延、高可靠场景。明年9月，5G系统将满足ITU对于5G的所有技术要求。

等到R15标准冻结，5G生态链上的参与者们就可以按照最终版本开发产品了。下一步是等到终端芯片被研发出来，智能终端很快成型，5G商用就会一切就绪。
目前，国内三大运营商已经公布了5G时间表，它们的规划基本一致：今年进行5G规模试验，明年预商用，2020年正式商用。

据王志勤介绍，随着整个标准和频谱生态环境统一发展，各国也更加明确和加快了5G的商业应用进程。美日韩在2017~2018年进行5G适用试验网部署，将在2019年部署符合5G国际统一标准的设备。欧洲也在2018年开展了5G技术实验。

在全球稳步推进5G的过程中，政府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中提到，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已成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在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中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5月2日，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公开表示，建设5G移动网络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美国需要5G，无论是出于防御目的，还是出于商业目的。
高通发布5G产业报告预测，到2035年5G将在全球创造12.3万亿美元经济产出，全球5G价值链将创造3.5万亿美元产出，同时创造2200万个工作岗位。5G价值链平均每年将投入2000亿美元，这将支持全球GDP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高通预计，2020年至2035年间，5G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将相当于与印度同等规模的经济体。
5G从提出伊始，就不再仅仅是为人服务，重点是连接物与物，各国政府把发展5G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欧盟于2016 年7 月发布《欧盟5G 宣言——促进欧洲及时部署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将发展5G 作为构建“单一数字市场”的关键举措，旨在使欧洲在5G 网络的商用部署方面领先全球。

韩国发布的5G 国家战略提出拟投入约合14.3 亿美元，并在平昌冬奥会期间由韩国电信开展了5G 预商用试验。
中国政府也不例外，“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启动5G商用”被列入“十三五”规划。
刘光毅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政府看到了移动通信行业对整个社会的带动作用，所以希望在5G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带动互联行业，也能带动制造行业，这对国家发展是不可估量的。

在铺天盖地宣传5G的革命性前景和连接万物的应用场景时，很容易让人们产生5G近在眼前的错觉。然而，4月17日，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深圳召开的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表示，虽然5G技术更快、更可靠，但消费者不会发现5G与4G技术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他还说，大多数消费者不会注意到新技术的好处，运营商也将很难从中赚钱。

4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参展商展示用于5G 通讯的高速D/A转换器。
虽然目前5G技术标准在不断推进，国际竞争激烈，但徐直军说出了一些业内人士的心声，也切中了运营商的痛点。
刘光毅也认为，目前全球供应商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5G怎么挣钱?“这就相当于你布置了5G，但是目前很难有新的业务模式让用户愿意多付钱。政府还要求不断降费，这样的话，你投资的回报会慢慢趋于悲观。你是否还愿意为5G建新的基站?”

刘光毅分析说，你增加了投入，但是并不会从用户身上挣到更多的钱，只能寄希望于垂直行业。但是，垂直行业的拓展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同时政府又从国家战略层面希望运营商建大量的5G网络。运营商则面临着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赚不到钱，投资该如何收回?

这种不确定性使运营商缺乏大规模建设5G网络的信心。因为5G带宽变宽，使用的大规模天线阵列(Massive MIMO)，天线根数增多，传输网和核心网都要改变。另外，5G使用的频段高，基站辐射半径变小，要想加大网络覆盖，基站数量就需要增加。综合看来，建设5G网络的成本要提升不少。

运营商的痛点在张平看来完全可以理解。在未来5G时代，中国移动面临着角色和赢利方式的转变。过去中国移动主要从消费者处获利，但在未来，获取的对象不仅是人，也可以是物。他提到，在4G的时候，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很多增值业务被颠覆了。“对于运营商来讲，它被边缘化了，运营商变成一个信息通道。整个社会有很多产生利益的其他渠道。所以5G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运营商的处境在美国也是类似，而且还可能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新的困难，例如，面临铁塔租金涨价的情况。国外网站Fierce Wireless最近报道称，5G时代越来越临近，最先应用于5G商用的Massive MIMO相比于现有基站天线的体积和重量更大，所以美国不少铁塔公司有可能向运营商收取更高的铁塔租金。

“从移动通信发展的历史看，网络覆盖和业务渗透，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覆盖，业务渗透会很慢，整个5G业务发展也会非常缓慢。”刘光毅说，“5G的确面临一个问题，运营商是否有信心把投入的钱挣回来，敢不敢大规模部署。”

在他看来，国外运营商的情况比国内还要糟糕，对投资回报的顾虑更大。以欧洲为例，由于欧洲人口数量少，在4G上的收入和支出刚实现平衡，怎么找到更多的钱建设5G是一个问题。“中国得益于有一个庞大的人群，这是刚性需求。人口越密集，市场足够大，运营商发展得越好。所以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还比较有动力搞5G。”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电信运营商只能开源节流。节流的方式是尽量压缩成本，目前新增站址很难，5G和4G可以共享铁塔资源，技术人员需要增强发射端的发射功率，增加天线数量以扩大覆盖范围。

开源是除了挖掘市场需求外，运营商还要寻找新的商业模式。业内人士已经达成共识，短期内物联网等垂直行业的需求还没有完全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数字文化工作组组长包冉用“鸡生蛋，蛋生鸡”来比喻5G和垂直行业的共同发展。无论是设备商还是运营商，都在探索智能汽车、可穿戴设备、无人机等领域的无线技术应用。

早在2016年，中国移动就成立了5G联合创新中心，目标是联合通信及垂直行业一起，构建共赢的合作生态。

去年，华为Wireless X Labs无线应用场景实验室发布了5G十大应用场景白皮书。白皮书以行业对5G技术的依赖程度、商业价值、业务成熟度等维度进行评估分析，识别出与5G技术强相关、最具商业潜力的十大场景，分别是：云VR/AR、车联网、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无线医疗、无线家庭娱乐、联网无人机、社交网络、个人AI助手、智慧城市。其中一部分应用场景已经进行了实地测试。

“垂直行业应用的比例上去，5G的发展才能成功。否则赚不回来钱，肯定没人愿意建网。”刘光毅说。
虽然运营商对未来5G的需求感到迷茫，但各方对5G的研发仍然没有放缓。正如徐直军所言，华为将继续投资5G技术，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付出代价。“如果你不擅长5G，客户连4G产品都不会购买。”他认为，运营商也如此，如果有一家运营商推出5G网络，其他的公司也必须跟上，即使是处于品牌运作或者营销手段的考虑。
刘光毅也坦言，运营商在被竞争带着往前走。

“我们需要探索垂直行业，但是不要对垂直行业报以太大的期望。”徐直军在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提到另一个现实问题，5G从愿景到真正落地，时机还没有到。
“任何一个行业老大对未来变化都有一种恐惧感，我觉得他(徐直军)对自己未来的认识是对的，但是他要去找方法去应对。”张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华为5G产品线首席营销官朱慧敏承认，探索垂直行业对华为来讲前景宏大，但要成功，难度也很大。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过去通过搞定3个运营商，就可以服务几亿甚至十几亿用户。但垂直行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碎片化，一家医院就是一个客户，全国有多少家医院?医院之间的方案也不一样。到了垂直行业，我们的客户就不只是3个运营商，而是千千万万个，他们的需求差异特别大。千万个不同企业的需求碎片化，这是个蛮复杂的过程。”

过去舆论夸大5G带来的改变时，朱慧敏认为这种声音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大家建立更多对5G的信心，保持话题的热度和关注度。但是现阶段，3GPP的NSA标准版本已经于去年冻结，其内容还只是聚焦于对人服务，解决面向消费者的移动宽带需求问题。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体系构建与融合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教授路兆铭认为，“最早定义这个东西(5G应用场景)时，都是理论上的，真正能不能达到，大家也不知道。可能几年之后5G商用时有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场景还没有实际需求。”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家刚开始对5G的期望值太高，如果把什么都往5G上加，对这个产业的发展不好，对于这一点，行业内的人都比较清楚。”

刘光毅认为，5G提出初期，大家把5G描述得非常完美，好像无所不能，但是真正到了开展业务时，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对5G关键能力的要求，很多时候实现时都是要有条件的，并不是任何时候这些条件都能达到，应该是分场景的，并不是所有的指标在同一场景下都需要满足。

在他看来，2020年计划的5G大规模商用，指的是运营商的基站建到一定规模，用户数发放到一定数量，有一定的典型业务在智能终端上运行，而且要和目前4G的业务不一样。他目前认为，最现实的几个场景就是：4K、8K超高清视频，一些裸眼的3D，还有运用于简单游戏和教育培训的VR(虚拟现实)技术。

刘光毅和他团队的工作需要去世界各地到处跑，有时候去跟厂商交流，有时候去参加峰会，最终是让更多5G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听到他们的声音，并认可他们对5G未来的描述。作为运营商，5G的全球竞争让他们无法停步，只能去努力带动更多企业朝着下一代无线网络方向努力。

5G依然在部署中，而张平已经被邀请去参加工信部组织的“6G座谈会”。他在会上说，“5G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千万要想想自己的节奏，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首先要把基础做扎实，而不是去制造概念，假如我们自己没有打好基础，那样反而会落人口实。我们要把握好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