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亲直播间里的父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作者：高佳，头图来自：高佳

一

郭刚堂找到了儿子，姚福吉还在路上。

听说郭刚堂寻子成功后，姚福吉决定去他住处——山东省聊城市李太屯小区“蹭热度”。他驾驶的那辆红色三轮摩托车贴满了失踪孩子的相片，当然最醒目的还是他女儿姚丽走失时的模样。一人一车，“代步走遍全国寻找女儿”的标语写在车身顶部，走到哪儿都很显眼。

2021年7月13日这天，公安部要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郭刚堂儿子郭新振被拐案件的侦破情况。该案今年被列为“团圆”行动挂牌督办案件，这是公安机关打拐行动中的一次成功攻坚。作为电影《失孤》的主人公原型，郭刚堂骑摩托车跨越逾50万公里、寻子24年的事迹广为流传，在公众视野里留下了坚韧的父亲形象，如今父子团聚，寻亲群体又难得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姚福吉只有小学文化，可他觉察到，郭刚堂要有“热度”了。这种敏锐甚至狡黠的觉察，近乎一种被网络环境滋养的“本能”，不光他有，郭刚堂也有。2021年3月“山东拉面哥”在网上爆火时，郭刚堂为扩散被拐卖儿子的信息，专程到临沂市找“拉面哥”合拍，视频在抖音上获得150多万次赞。

寻亲者们用脚跑出来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赶不上网络传播带来的效果。

姚福吉也需要这种“热度”。那辆贴着快手账号的显眼三轮车冒着大雨从300公里外的山东省东营市出发，以60公里的最高时速赶了一夜，终于在7月13日上午新闻发布会召开前，出现在李太屯。当郭刚堂为保护儿子隐私而离开家，回避媒体采访时，记者们毫不费力地在郭刚堂家小区门口发现了姚福吉。

“我就是来蹭热度的。”他有问必答。

在郭刚堂家小区外的姚福吉。摄影：高佳

中午，姚福吉的直播架刚在李太屯小区门口支好，一份热菜和几张饼递过来，“别嫌弃。”一个男人骑电动车经过。“那是俺哥。”他指郭刚堂。

他解释：“听说俺哥找着（孩子）了，我都激动得没睡着觉。”作为亲人，他觉得自己更能理解找孩子的苦。姚福吉边应和，边挪手机屏幕，想让直播间的人看见他。那人连忙摆手，瞄了眼直播架，“最重要的，还是找着你的孩子。”

他离开后，姚福吉赶紧向直播间的“家人们”汇报，刚才郭刚堂的堂弟来了——他推测这是堂弟，他觉得郭刚堂肯定听说了自己来的消息，才派堂弟送吃的，“这说明，等过两天，他一定会见咱们。”他更坚定了留在李太屯蹭热度的决心，“等他回来，给我出个视频，我再离开这儿。”

二

郭刚堂最终能找回儿子，得益于公安部的“团圆系统”。它上线于2016年5月，供全国6000多名打拐刑警移动办公。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团圆”平台共发布儿童走失信息4692条，找回4602名儿童，找回率为98%。

“宝贝回家”的数据则提供了另一种“现实”。它是中国最大的寻找失踪未成年人的公益网站，与公安部合作，被看作“中国失踪儿童的晴雨表”。这个网站创立于2007年，截止2021年8月7日，最新发布的寻亲编号为557388，其中有3835个成功找回案例，寻回率和国家重拳下的“团圆系统”有明显差别。

姚福吉的女儿姚丽在“宝贝回家”排4217号。她于2008年在北京市大兴区太和中学上学路上丢失，当年14岁。这桩人口走失案于2011年在北京市大兴区瀛海派出所立案。

姚福吉今年59岁，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下岗后到北京打工。和郭刚堂相比，姚福吉的寻女故事更容易被概括。女儿丢失后，他乘坐火车，最远到过深圳，四处张贴寻人启事。电线杆和公共厕所是他在城市里张贴的固定角落。2021年4月，他买了这辆三轮摩托车，开启在路上的寻女生活。

三轮摩托4000块，是在吉林买的二手车，姚福吉把两排座位靠背拆了，在车厢内做了个卧铺。他从吉林开车回北京，又从北京开到河北、山西、最近来到山东，车里的一台小风扇呼呼地吹着热风，伴他度过闷人的夏日昼夜。对于他而言，三轮车不仅仅是代步工具，还是直播间里的背景，进入“流量池”的工具。

姚福吉知道，在“幸运”降临到身上之前——这种幸运是指在更庞大的组织或机构帮助下，获得小概率的寻亲成功——他只能依靠更多社会资源降低寻子成本。这也是他苦心“蹭热度”的原因。

他的车里到处散落着寻人启事，有姚丽的，也有受别的家长嘱托，找他们各自孩子的，这是寻子家庭的一种互动方式。

“同情经济”也在这环境中萌生，成为社会互助的一部分。除寻人启事外，车里最多的是水，各种牌子的纯净水、凉茶、饮料，大多是他在路上停留时，好心的路人递来的。他接受施舍，100块、200块这样的数目，别人坚持要给，他不拒绝。郭刚堂在路上时也遇到这样的状况，他的记账本里记着每一笔收到的钱。姚福吉没有，给了就给了，他赞美人心的温度。但遇到别人给他的转账数额过大时，例如他的快手直播间管理员曾转给他1万元，他就不接受了。

他每天花大量时间直播。他为此在车顶装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以便保障两台手机的日常用电。直播同样是寻求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和许多陷于持久寻亲的家庭一样，社会网络提供的支持，让寻亲家庭得以在极度不确定的未来中找到支撑的力量，他们依赖于此。

三 

姚福吉没有要下播的意思。7月13日晚上10点，他搬了马扎坐到车前，马上就被人群围住。有佝着身子散步的老人，推着婴儿车的母亲，有刚喝完酒、站不稳的男人，有举起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总之，碰上这辆显眼的寻亲三轮车，路人都想停下脚步看看。

聊城当地主播“堂哥”也来了，因为评议“姚策错换人生案”，他在快手上积攒了近30万粉丝，听说他的直播常有几千人观看，姚福吉建议：“咱们连（麦）一下，给我涨涨粉。”他自己的直播间人数常在300人左右。

有一条留言引起了姚福吉的注意：“你上热搜了，上新闻了。”他眉头一下舒展开， “电视上也有我么？家人们，我现在待的这个地方，这些路人始终不散，也陪着咱们呢。”

有些围观路人则搞不清状况，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指着直播的屏幕问道，“他女儿是在这里面吗？”“走走红心呢家人们，咱们在热门上，红心走起来吧。”姚福吉自顾跟屏幕对话：“别忘了给榜一榜二榜三点点关注。”

这听起来跟任何一个别的直播间没有两样。直到有人在留言区提到：“网上说你蹭热度。”他回应：“我不蹭热度就传不出去我女儿的消息。”这个直播间成立的最初用意才重新浮现。但目前，“走走红心、点点关注”跟“寻找女儿”已经成了两条分不清主次的线，构建起姚福吉的直播间。

“感谢每一位家人点亮的红心，我会加油的。别给我找宾馆，以免让家人们破费，咱们是找孩子的，有些事情不会麻烦所有的家人。”一段结束语说完，10点半，姚福吉下播了，他点开自己的头像，右上角有“红点”提醒，“涨了527个粉丝。”

粉丝对姚福吉来说绝对重要。“孩子没出事儿之前，我手上的钱简直就跟碎纸片儿似的。”他讲话夸张，实际想表达的意思是：“找孩子这些年，钱像流水一样花完了。”“我每个月交600块养老金，800块北京的房租，还得管我老家那套楼的取暖费。这压力，搁一般人，那能承受得了吗？”他觉得：“像我这种找孩子的方式，没有雄心壮志，早就撤退了。”而且，在目前情况下，找孩子不光得有雄心壮志，还需要有人支持，“没人支持，根本就走不动，（后头）都得用经济顶着。”

粉丝就等于“经济”。姚福吉对未来有模糊的设想：“要是遇上一个老总能资助咱们，把直播间做起来，咱给他卖一批货，直接就给个三、五十万，把孩子也找了，欠的钱也还了……”他说：“网络上就是这样，该挣钱挣钱，你将来也得把你自己的号养起来。”他又皱眉头：“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社会你没钱，你啥都不是。”

这次“蹭热度”或许能帮姚福吉更快实现他的设想。话题“我就是为了蹭郭新振热度”在当天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人民日报》的官方账号转发了关于他的一条采访视频，当晚阅读量达到822万。“我就因为蹭热度这句话火起来了吗？”822万，这个数字让姚福吉感到震惊，“一句话（的影响）就能这么火？”

他的设想更进了一步：“如果我找到孩子，她以后可以不去赚钱，我从现在开始赚钱，也够她活半生的。”

四 

丢失孩子的父亲都想尽了办法，从前，郭刚堂也想要“热度”，要把寻子的消息传出去，现在他更想“躲”起来，躲开媒体的注视和社会的讨论。

父亲节那天，6月20日，郭刚堂已经得到了郭新振被找到的消息。林萍在郭刚堂创办的聊城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担任副会长，她记得，6月21日一早，她就接到他的电话，“孩子找到了。”

虽然郭刚堂嘱咐过这消息不能外传，她思前想后，“实在忍不住，决定小范围内，朋友间庆祝一下。”第二天，她组织几名寻亲协会的成员一起陪郭刚堂夫妇吃了顿饭。

林萍从来没见郭刚堂的妻子那么开心过，聚会时，她一直笑，给大伙看郭新振现在的照片。郭新振在南方读了大学，目前在安阳林州做教师。

认亲后，郭新振打算继续留在养父母身边生活，舆论中出现不理解的声音，郭刚堂直播时向网友解释：“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担当，没有必要给他讲太多的东西。”

他还强调：“不要去打扰郭振的私人空间，我觉得对孩子不公平，不管怎么说，孩子是最无辜的。”林萍觉得，在那段时间，郭刚堂回避媒体采访，最主要原因正是为了保护郭新振的隐私。

姚福吉暂时理解不了郭刚堂对公众目光的躲避。在这场蹭来的热度之中，他得到一个“大好消息”，直播间里有粉丝提供线索，称在河南一个村庄见过疑似姚丽的女孩。“郭刚堂刚找到儿子，这又找到一个，你想想，这不得闹的翻天覆地？”姚福吉把这还未证实的消息称为“特大喜讯”、“重大利好”，“不管找到的是不是我女儿，那些寻亲的家长，一看我这次曝光率有这么大，都不知道有多少羡慕我的。”

相比以前走街串巷贴传单的寻找方式，“没人同情，没人搭理”，现在不管是在网上直播，还是开寻亲三轮车四处“巡游”，姚福吉都收到了更多旁观者的善意。

于是，他先把网络当作工具，现在又几乎将自己的整个生活都覆盖在网络平台上，幻想它给他破碎的生活带来更多种可能，哪怕这种“可能”不是找回他失去已久的女儿，即便只是带来他所说的“经济”，那也不错。随着女儿的消失，在已被打乱的、沉到谷底的生活中，所有“可能”都变得难得，姚福吉很想抓住它。

7月15日，接受完许多媒体采访之后，他在快手发布了一条视频，视频中，他端坐在屏幕前，“郭刚堂把他的儿子郭振找到了，我想，我的女儿什么时候能找到？”他开始抽泣，“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行吗？这拍的。”发布之后，他抹了眼泪，又着急点开这条视频供人“点评”。

已经找到孩子的申军良显然更能理解郭刚堂的心情。他也是用老办法来找孩子的，发铺天盖地的寻人启事，走街串巷问人。在儿子申聪被拐至的广东小城，人口有80多万，寻人启事他发了20万张。

找到申聪之前两年，家里的生活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窘困境况。2019年年底，申军良离开广东回济南过年，家里没有年货，冰箱里只剩几个西红柿。他买了一颗白菜、一块猪肉包饺子，又蒸了一些馒头。除夕那天，水饺和馒头连吃两顿，两个儿子要水喝，他只能给他们盛锅里剩下的饺子汤。那是他找孩子的第14年，他觉得：“我家进行不下去了。”

他还背着近六十万元的债务，在那个除夕，他决定停下来，找个工作。但等过完春节，还没到正月十五，又坐不住了，他又回到广东。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个“赌徒”，疯狂地走在路上，而且越赌越深，他不想认命。

但等到申聪真的回家了，他才发现，要解决的问题远不止“找到申聪”那么简单。

五 

2020年3月，申聪认亲回家。从广东来到济南的申聪首先需要改变他的生活习惯。他现在还吃不惯馒头，更爱米饭，相比鲤鱼，他更喜欢吃在南方常见的多宝鱼。申军良记着南方网友给他的建议，常给申聪准备着蛋花汤和炒青菜，他总担心做饭不合申聪口味，开始钻研各种菜品，给孩子们做叉烧、竹升面、煲仔饭……

申聪在广东生活时，和家里的奶奶最亲近，他告诉申军良，他的愿望是好好读书，也让奶奶过上更好的生活。申军良心情复杂，他为儿子懂得感恩而欣慰，同时又觉得“打内心里，实在没办法谅解买家”。关于日常生活、学校里的见闻，他跟申聪无话不谈，但关于养父母，两人都不太提及。申聪也常跟广东的奶奶通电话，他们通话时，申军良都替他掩上房门。

申军良接触过许多被拐卖的孩子回归原生家庭的案例，但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尽力相互理解，互相融入的情况很少见。

有的孩子在跟亲生父母相处之后，会选择离开经济条件更好的原生家庭，回到养家生活，有的甚至会删除、拉黑亲生父母的联系方式。“这些孩子内心的创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亲仪式就能消除的。父母首先要理解他们，他们自己也需要有接受命运的勇气，这对孩子而言往往很难。”申军良说。

除了需要跟申聪重建情感上的亲密，对目前的申军良而言，更棘手的是保障一家五口人的生活。

申聪刚回家时和申军良互相许诺，申聪要提高学习成绩，父亲要找到一份稳定工作，“让家里来个大变样。”申聪的确在实现他的承诺，但已经43岁的申军良没想到，找工作有那么难。

去年有段时间，申军良白天在外面找活儿，到吃饭时，在小区楼下不敢上楼，“实在不知道怎么跟家里说，找不到（工作）。”他觉得无奈，“找孩子这15年，跟社会脱节太多，我再也不是二十几岁的自己了。”

他在抖音上有40万粉丝，有商家看中这资源，要跟他合作直播带货。去年9月份，他第一次做直播，卖螺蛳粉，还有酒。后来他发现，他卖的酒比京东上贵3块钱，跟供应商大吵一架，挨个跟买家退了钱，不干了。

申军良的直播带货也有“同情经济”的意味。粉丝跟他讲，“我们去别的地方买也是买，在你这儿买一样是买，但我们更想在你这儿买，同时你跟孩子也能把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但他排斥利用同情来赚钱，仔细考虑之后觉得：“同样的品牌，同等的质量，如果在我这里买比在别的地方便宜，那我可以接受，如果只为了自己赚钱，那我接受不了。”

没有好的选品团队，申军良决定放弃做直播。“钱是很重要，但我不想纯粹地用这种方式去追求它。”他更希望自己可以用体力赚钱，“虽然收入少，但感觉心安。”

二十年前，他在广东某间工厂任高管时，工资是六、七千元。从2020年4月开始，他跑代驾，每天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赚150元。最近，他的心总是跳得厉害，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是心率不齐，不能再熬夜。他暂停代驾工作，申聪和弟弟在放暑假的第一天就主动提出做暑假工，在餐馆帮忙打下手，为家里赚得这个月的生活费。

申聪在刚放假时提出，想到河南周口老家去看望爷爷奶奶。申军良借口说，还没想好，没有答应。他算了一笔账，一家五口的往返车费，加上买烟钱，再加上在村里摆宴席的费用，大概要花四、五千块。他不舍得。

他也有时陷入迷茫，他做了许多自己相信的选择，不认命，不依靠同情而活，故事的结局有时朝着他坚信的方向发展，可总体而言，命运弄人，他得到的生活看上去那么单薄。

郭新振被找到后，申军良也接到许多媒体来访，他在朋友圈中动情地写道：“我还记得五六年前，那时临近春节，我们（指和郭刚堂）相约一起见面，讨论如何找孩子的问题。说实话，那个时候的我们都处在绝望中，但正是在那个环境之下，我们好像互相给了彼此一个支撑力。”

那时，他们都还用一种漫无目的地巡游方式，传播着孩子的讯息，无所依靠、独自上路的故事带有悲情意味，在社会资源集聚网络的时代，这种方式显得笨拙。许多丢失的孩子还没回家，但申军良能想见，越来越少的父母会像当时的他们一样，走一条孤独的长路。

7月19日，姚福吉还没等到跟郭刚堂合拍的机会。热度已经不在了，他离开了聊城。

（文中林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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