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这些年：草根、转型、资本化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度训练营（ID：shenduxunlianying），跨界共学实验室出品，分享人：沈伊婷，整理：刘艺琳，统筹总监：胡世鑫，值班编辑：许愿，原文标题：《跨界共学实验室 | 选秀十八年，来看看我们怎么追偶像》，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选秀文化。因为我自己学英语专业，所以我今天会着重从海外传播和意识形态转变两个方面来讨论一下选秀节目的话题。

就在前几天8月25日，爱奇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龚宇在中国视协电视艺术工作者职业道德和航空建设工作工作座谈会上表示爱奇艺将取消未来几年的偶像选秀节目和任何场外投票的环节。

对选秀节目不太了解的朋友可能会很好奇，为什么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年选秀的爱奇艺会做出这个叫停的举动，其实主要原因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倒奶事件”。

简单来说，由于选秀节目投票资格是通过购买某一类赞助的奶制品获得的（投票所需的二维码会印在瓶身或者瓶盖上），所以粉丝为了支持他们喜欢的练习生，就会大量购买这些奶制品，也就是参与所谓的“打投”，而这些为打投所购买的牛奶在喝不完的情况下，最终有可能就会被成箱地倒掉而导致浪费。这个报道一出，爱奇艺今年所推出的《青春有你3》节目后续录制全部叫停。

2018年，爱奇艺推出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收获了29亿的播放量，开启了所谓的“偶像元年”。虽然我们不能就此断言偶选秀文化已经走向了末路。但是我们终于有机会从井喷式不断推出的各类选秀节目中停下来，思考选秀文化在中国传媒市场上转型的方向和策略。

从时间线上，我将选秀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2005年《超级女声》这个节目的出现，标志着追星元年的开启；来到2012年，《中国好声音》出现，选秀节目开始呈现一种井喷的状态；2018年《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的推出，开启在中国娱乐圈的偶像元年。而到今年《青春有你3》被叫停，我们选秀节目进入一个停滞和反思的阶段。

偶像打造：草根文化的"造星"过程

什么偶像选秀节目会这么收获这么多观众的喜爱？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打造偶像是一种草根文化的造星过程。根据官方网站的资料，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广告报价为15秒，插播价11.2万元，而央视一套的当时报价最贵的电视剧贴片15秒报价也只有11万元。

《超级女声》为什么会如此爆火？

从节目形式本身出发，有两个比较关键性的理由。一个是对艺术本能的向往，一个是话语权的争夺。

《超级女声》真正吸引大众的地方在于海选，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它提供给参选者们一个从普通百姓甚至是丑小鸭变成令人仰慕的白天鹅的平台，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成名舞台。

事实上选手们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的是一种精神和情感上的满足以及成就感，也可以说仅仅是一种想象而已。当然，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有收获，从这些邻家女孩的成功经验中，电视机前的观众获得了另一种想象——“他们做到了或许我也可以”。大众在这种形式的节目中不再担任观众这一配角，而被赋予了争夺主角话语权的权利。

《超级女声》的爆红，意味着在大众本能欲望被激发的现实。电视节目已经开始通过种种的秀来迎合这种草根文化，迎合欲望的表达。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审美颠覆和崇尚危机的产物。随着工业化、科学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巨大洪流，各个文化艺术层面受到的冲击都是史无前例的。

特别是与工业时代审美相对立的农业社会的传统审美观念，可以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传统审美模式影响了它的表演样式，这种表演风格往往不再为年轻一代所欢迎，具有传统文化韵味、意境和深刻内涵的艺术形式遭受前所未有的冷落。一场审美颠覆和崇尚危机，也就是所谓的“情殇”“美殇”“声殇”“形殇”已经来临。

在超级女声中挺到最后的核心人物李宇春，从她的发型服饰、表演姿态以及带有男性化色彩的嗓音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其实她的爆火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中性人物的造型，依靠的正是观众这样一种审美追求。整个节目注重的是自身个性的张扬、情感的真实宣泄以及自身价值的完整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粉丝群体这样的概念也是从《超级女声》开始诞生的。当然，追星现象并不是2005年才出现，在我国的20世纪80到90年代盛行的港星与港剧现象就曾经掀起一股追星热潮，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小范围的现象，组织性比较低，并不足以形成浪潮。

但是从《超级女声》开始，“玉米”“笔迷”这样的粉丝群体人数都非常庞大，调动的社会资源也不容小觑。这个时候粉丝也不再像港星的粉丝那样只是单纯的喜欢，很多粉丝会积极地去做各种有组织、大规模的应援来为自己的偶像争取更多的关注和曝光度，饭圈现象和饭圈文化也就此开始形成。

选秀文化的盛行：引导性表达和海外模式的借鉴

在讨论选秀节目的引导性表达之前，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说服学的概念。说服学是近年热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从多种角度研究如何运用一定的战略战术，通过语言及非语言手段，以传递信息的方式影响他人的观念和行动。那么选秀节目会涉及到比较比较重要的两个说服学概念。

第一个是信誉手段。演说者的个人品格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最有效的说服手段。

亚里士多德认为信誉取决于演说者是否具有以下三个条件：明智、品德和善意。无论是哪一档选秀节目都会请到一些既有重磅头衔又有良好声誉的嘉宾来担任节目的评审，观众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专业评审在电视画面里做出的判断，因为这些评审在电视画面里面就是信誉的化身。

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浙江卫视花重金聘请了在华人音乐圈享有高知名度的四位歌手担任评审。节目中参赛选手谁能晋级、谁被淘汰的权力都主要掌握在他们四个人的手中。评委只要轻轻一按影子上的红色按钮转过身来，选手就能继续站在舞台上表演，否则就只能抱憾离场。

即使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结果，与个体观众所期望的不同，观众也只能抱着，“尽管我喜欢这位选手，但也许实力上的确还欠些火候”这种心态目送这位选手下场，然后期待下一位选手的表现。观众并没有因为四位评审的信誉而认定这个节目是不公正的，他们选择接受评审给出的结果。这档节目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现在的大部分的选秀节目的评审结果并不是由某几位专业的评审来决定，而是由观众来决定。这就引出了说服学理论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交互模式说。

交互模式说认为说服过程是主方和客方都参与的信息符号互动交流。交互论的拥护者中，有的人认为主客双方他们的作用是对等的，说服的关键是建立一种共识，说服效果的取得是信息源和接受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也有人认为就是客方的。他们更强调客方的一种作用，认为说服者根本没有说服别人。他们只是提供了受众用来说服自己的刺激元。因此可以说在选秀节目中设置的投票环节让节目观众清晰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交互模式中所处的地位，我们都是可以发出信息的客体，电视节目与观众之间信息交互的行程，加强了结果的说服力。

随着这一类从日韩AKB 、Produce系列衍生出来的偶像选秀节目在国内越来越盛行，选秀节目已经从草根选秀逐渐衍生出了一种新的选秀形式——偶像养成。超女打开了中国选秀中国的选秀时代和粉丝时代。从制作上，它其实是比较粗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但巧的是，同一年，在韩国和日本的偶像市场也另有自己的潮流正在形成，他们将在不同时期抵达中国并形成影响。最终，等到2018年中国制造的互联网选秀开始时，这几股力量将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碰面融合。

2005年11月6日，韩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SM推出了男团Super Junior。它其实并不是韩国初代的男团，在它之前，神话、东方神起等组合已经在韩国内外大有名气。但是是Super Junior这个组合把他把韩流一词介绍给了新世纪的中国年轻人，因为Super Junior中包括一位中国成员韩庚。他从韩国回到中国以后，认识了乐华娱乐现在的老板杜华，并且将韩国那套生长了几十年的偶像制造技术介绍给了她。由此中国的创业者们开始模仿和学习这套偶像制造技术。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提到的偶像就不再只是像刘德华、周杰伦这样对行业、社会和时代都造成巨大影响、具有全民知名度的公众人物，而是存在于娱乐行业的一种工种，它是可以被流程化制造和生产的标准产品。

与中国偶像制造由传媒平台推动这件事所不同的是，韩国的偶像工业是由经纪公司率先发展、撬动和形成的。

在SM、YG、JYP这些娱乐公司他们发展的过程中，韩国其实并没有形成像腾讯、爱奇艺这样能够调动广泛社会资源、形成巨大影响力的互联网平台之类的角色，因为在对偶像进行选拔、培训、制作和营销的整个产业链中，日韩已经建立起具有自身实力的经纪公司，这些公司拥有更高的地位，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这种偶像选拔的方式因为节目迎来了巨大的改变。

从观众到用户：互动模式变现

2016年1月，韩国音乐电视台mnet推出选秀综艺《Produce 101》。来自几十家经纪公司的101位练习生经过数轮的歌舞PK由观众票选出11人最终出道。

《Produce 101》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叫做全民制作人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民选。对于韩国市场来说，《Produce 101》用民选的方式为韩国极其单一的偶像选拔路径带来了挑战。这时候，出道与否不再只是由经纪公司的制作人来决定，而是由大众——也就是所谓的全民制作人来决定。

节目海报

同时《Produce 101》还开发了一种叫做限定团的偶像运营模式，通过节目选拔出道的组合只在限定期限内活动。合约期结束之后，组合就在告别演唱会当晚直接解散，成员由各个原生公司接回。

其实在《Produce 101》推出第一季的时候，中国的节目制作人已经注意到了这档节目。但是101是以韩国偶像工业的现状为依托的，需要几十上百家经纪公司的参与，需要有行业洞察和资源调动能力的制作方也需要品牌和粉丝的认可，同时还需要考虑到偶像出道后的，因为更严格的是，需要有类似打破现有偶像选拔路径的原始诉求。所以直到2018年，中国才推出了第一档以《Produce 101》为原型的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

相较于《超级女声》来说，《创造101》和《偶像练习生》实现了从单纯意义上的视听产品到意义的集合空间的转变。超女时代从节目到偶像打造的是一个精致而孤立的产品，偶像通过节目产生节目助力塑造偶像延伸空间产业价值和音乐工业的互动并没有被挖掘。但是，网络选秀则将选秀变成了一个个意义的集合空间，这其中包括选秀选手的表演，资本渗透在了粉丝的想象以及对偶像的打造里，观众随其一起养成，不仅为偶像消费，更伴随帮助偶像一起成长、参与偶像制作的全过程。

超女时代的选秀节目每期都是在单一场景内录制（也就是传统的演播厅），直播以舞台选秀的形式呈现。但是网络选秀则通过多情景叙事，以实景真人秀和舞台综艺的多样形式来呈现，不断加重的真人秀部分也拓展了综艺语言表达的新空间。

《创造101》打造的是一个系列的节目群。节目团队先于《创造101》推出了预热纪录片《女团》，该片抽离出节目之外，站在大行业背景下探寻女团产业。节目团队还同步制作上线了多档衍生节目。全景展现了选手们的台前幕后，包括训练、关系、考核、成长，有个性和努力，当然也会有误差、失败和残酷，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甚至是他们小声谈话和微小动作都会被记录下来。

这种完美的全景敞视，真实而立体地呈现了选手的成长过程，也增强了受众的陪伴感和真实感，丰富了养成体验，促成了粉丝与选手之间命运关系的共同建立。

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的进步和突破都带来了媒体形式的变革，包括内容采集、生产加工甚至是宣传方式。罗伯特·洛根在《理解新媒体——延伸麦克卢汉》中提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与计算技术的整合这一过程随着新媒介而加速。这些媒介赋予了使用者创造内容的能力，于是被动消费者的角色就随之逆转。

网络平台正在成为视听消费最直接的渠道和最重要的内容供给者之一。互联网的兴盛为呈现全景化的拍摄和人们自由表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延伸出了更广阔的讨论空间，提高了观众的直接参与度。在观看的同时，他们还可以讨论、点赞打分，做实时的弹幕交流，甚至为他们喜欢的选手投票。

从输入到输出：国产选秀的转型

其实从2019年以来，中国的选秀节目就已经在不断地进行海外传播。也就是说，国产的选秀完成了从输入到输出的一种转型。

2019年，腾讯视频开始以泰国为起点，在东南亚推广自己的腾讯视频海外版we TV。之后还收购了一家马来西亚的流媒体平台叫athletes。进一步触达东南亚的13个国家的观众，爱奇艺也早就推出了全球版APP，爱奇艺还与马来西亚品牌媒体astro建立了合作，并邀请Netflix原副总裁加盟，负责爱奇艺国际战略的拓展。

以平台出海带动内容输出，其结果也与当年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在中国的流行类似。只不过这一次位置交换，中国成了输出的那一方。而这个过程中，中国偶像市场也明显地出现了一种风格上的转变。从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第一名蔡徐坤，到今年《创造营》的第一名刘宇，可以看到大众审美从韩式偶像到国风少年的一种转换。

比如说在创造营2021之前，刘宇就已经参加过节目国风美少年。在创造营的舞台上，他也留下了几个国风的舞台。与力丸、赞多等海外实力派的竞争中，刘宇的C位出道有意无意地契合了近几年的国潮。

同时也因为疫情，中国更多地被世界看到，《创造营》节目组可能是也感受到了国际交流的契机，提出了国际青年文化交流的概念，于是海选范围就扩大至海外，中日泰俄的选手一起参加了创造营2021就节目。而在前几个月刚刚出道的INTO1，也是成团于中国的第一个国际男团。

选秀困境：圈层化与资本化

但平台选秀，也面临着属于他们的困境，比如圈层化与资本化的问题。

互联网平台主导的选秀节目里，平台既是制作方也是播出方，更兼具运营商务的角色。选秀这一类节目所独有的基本盘加之平台的资源，保证了它每年都能评上S+节目，但是在这期间也有像虞书欣、利路修等选手制造的出圈热点。即使有些选手没有能够在节目里最终出道，也创造过比如说像“淡黄的长裙”这样的年度流行语。

但实际上，依托于移动互联网发展而诞生的选秀本身就具有互联网内容产品的一贯特征，也就是所谓的也就是圈层化。即使是像蔡徐坤、杨超越，他们的全民度也完全不能和当年的李宇春相比。

2005年的时候，电视是全民娱乐、视频娱乐的唯一载体。一档节目在卫视播出，就等于说强制性的推送到了电视观众的面前。但是互联网的内容是海量的，选择权放在了观众的手里。即使是选秀这种自带最大公约数特质的节目所能吸引到的，也只是对选秀感兴趣的观众，也就是选出一个所谓的圈层偶像。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娱乐偶像可能是一个伪命题。

互联网选秀的追求也并不是大众化。各大平台在四年时间里连续推出了七档选秀综艺，比如《创造营》《青春有你》《以团之名》等等，共动用了练习生近700人，对本就不富裕的中国偶像市场是一场巨大的消耗，练习生的培养速度远远跟不上选秀的迭代速度。在巨大曝光量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练习生通过节目一遍遍的回炉重造，包括海外练习生的出现，都是国内练习生短缺的一种体现。

再加上中国没有成熟运转的打歌节目、综艺、影视，甚至短视频、直播等行业的良好前景来吸引新偶像的加入。因此，选秀节目的作用就发生了一点偏差，它更像是一个提供曝光的窗口，而不是通往偶像这一道路的其中一站。

甚至市场和公众对于偶像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偶像不再是日韩所定义的那种唱跳全能的象征，在意味着三四年的刻苦训练，而更可能是一个人通过长相、性格等因素赢得大家的喜欢。偶像是一种陪伴品，不再是与能力直接相关。

而另一方面，选秀的投票也不再是一人一条短信这样的公平竞争形势。随着饭圈的形成，许多粉丝群体会开启集资打投，相当于向所有粉丝筹款集中购买物资，例如奶票或者其他渠道的投票形式，以后援会为代表的粉丝群体开始逐渐发展成经济公司，下场成箱购买印有选票的牛奶。选秀正在逐渐演变成资本家的角逐和斗争。

就比如说导致《青春有你3》的倒奶事件，从表面上看是粉丝盲目追星无法理性消费事件。但另一方面，除了商家、平台和粉丝，还有第三方也就是黄牛的参与。很多黄牛会直接与商家进行合作，廉价购买数万箱的牛奶商品，然后将二维码保存后出售给粉丝，最后对于牛奶很多的处理方式就是直接倒掉。对于粉丝来说，购买这样的奶票，方便他们在流水线上操作，为他们的偶像进行投票，而不需要一瓶瓶地打开牛奶扫码助力。在这种灰色产业的带动下，倒奶这样的恶性事件在不断发生。

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娱乐市场之中，选秀综艺是中国娱乐内容之中的一个特殊类别。它的大众性和参与感像一面镜子，不断折射出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代际变化。而此类节目的规模性和制作难度，也要从背后的投入平台和供应体系，需要保持足够的进化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娱乐工业也处于一个不断对外交流的历史进程之中。而本土娱乐工业所获取生产和他们要表达的也都集中体现在选秀这个平台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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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鹏, & 张原. (2019). 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 中国青年研究, 000(005), 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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