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谈论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Stanisław Lem，原文标题：《对抗技术的唯一方法是另一种技术》，头图来自：《机械姬》

几天前是波兰国宝作家、波兰宇航学会创始人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ław Lem）百年诞辰。莱姆是科幻界的一代宗师，在他之后，几乎所有写科幻的人都要受他影响。其作品触及诸多具有哲学意味的宏大主题，不断探索人类认知边界，彻底改变了科幻书写的维度。《三体》中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则”以及对生命形态的想象，就继承自莱姆对宇宙的思考。科幻圈公认：“假如有一天科幻作家也能获诺奖，那么此人非莱姆莫属”。

《技术大全》出版于1964年，是莱姆在半个世纪前写下的未来学论集，也是对阿奎那《神学大全》的戏仿和回应，“旨在建造一座理性之塔，使人获得无限视野”。其内容涉及进化生物学、物理学、信息学、热力学、控制论等方面的内容，呈现了各种突破带来的深远影响，如香农对信息论的发展，图灵在计算机领域的成果，冯·诺伊曼对博弈论的探索等等，讨论了进化、宇宙、社会、现实、人工智能、创造世界等深刻的问题。出版后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讨论。

这部野心比肩《神学大全》、广博堪比《集异璧》、脑洞比《索拉里斯星》《机器人大师》《未来学大会》加在一起还要大的著作，也是莱姆的“硬核科幻设定总集”、一生创作的母题“大全”：我们可以从中洞悉他全部科幻作品的核心关切，还可目睹不断被现实验证的“世纪预言”——其前瞻性与批判性不仅未曾有半点失色，并且还在与当代最重要的诸多命题持续发生着共鸣。

如今，莱姆过于超前的预言中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事物和现象已成为现实。正如莱姆所说：“《技术大全》是我所有这些论述性作品中唯一满意的一本。这本书已经活了下来，而且依然很有生命力。”

下文为全书的第一章，莱姆开宗明义，回答了应该如何理解技术、为何要谈论未来等核心命题。

一

我们将要谈论未来。然而，让我们这些面对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事都无比迷茫的人们来谈论未来会发生的事，难道真的合适吗？的确，在我们自己没法解决的问题都已经泛滥成灾的时候为玄孙们的问题操心，恐怕是最荒谬的那种经院哲学家才会干的事儿。

如果我们姑且能用“我们是在寻找增强乐观主义精神的策略”或者“纯粹是出于对真理的爱”做借口，那还可以说这些构想将在未来我们总能看到的（在我们眼中，等到控制了气候，未来便再也不会有任何风暴的侵扰，无论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还是在现实的层面里。）。

但我论证的理由并不是出于学术热情，或是坚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总会变好的”那种不可动摇的乐观，我的理由要更简洁，更清醒，也许还更谦逊，因为，在着手书写明天时，我只是在做一件我力所能及的事——不管做得怎么样，因为这是我唯一的能力。如此一来，我的工作便不会比其他工作更卑微或更不重要，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同一个事实之上：世界存在，而且将继续存在。

既已证明我的意图并无不妥，让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本书的主题和方法。在这里，我会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我们文明的一些方面，它们都是以我们现有的知识为前提猜测和推导出来的，无论其实现看上去有多么不可能。这一假设构建的基础就是技术，亦即，某些由我们的知识和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用于实现既定的共同目标，以及那些一开始没人把它们当作目标的目标的手段。

我对个别技术的机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可能的，都不是特别感兴趣。如果人的创造性活动可以像神在造物一样，免受无知的污染——如果，在现在或是未来，我们能够使用一种最纯粹的、能够和《创世纪》中方法论的精确程度相匹配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说“要有光”就能获得光本身，而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副产品——我就不必讨论这些了。然而，上面所说的目标的分裂，或者甚至是用一个目标（通常是不如人愿的目标）来替换掉另一个，都是很典型的现象。

不满的人就连在神的作品中都能看到类似的紊乱——特别是在智能生命的原型面世，以及随后的智人模型开始量产之后。但还是让我们把这方面的讨论留给神学-技术专家们吧。总之，可以说人类几乎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至少不是那么确定。让我来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吧：抹消全部的地球生命，这在今天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这其实并不是任何一个原子能发现者的初衷。

《人工智能》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我对技术感兴趣完全是出于必要，因为一个既有的文明包含了社会想要的一切，但也包含了不在任何人计划中的一切。有时，甚至是经常，一项技术是从意外中诞生的——就像人们想要寻找贤者之石，却发明出了瓷器——但在所有使人努力追求技术的因素中，目的性，或者说是有意识的目的所发挥的作用，是随着知识本身的增长而增强的。尽管意外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但有时还是能达到世界末日的程度。这个在前文中已经讲过了。

二

很少有技术不能被归为双刃剑，就像赫梯人战车车轮上的镰刀和众所周知的被铸成剑的犁。

（尽管先知以赛亚的启示版本——“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4]”——更常见；但《圣经》也提到了相反的行为——“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约珥书3:10]”——莱姆所说的就是后者。本文中的注释如无说明，均为英译者注。）

想要控制周围环境，或者至少是在挣扎求生的过程中不向环境投降，是所有生物所共有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事实上，每种技术都是这种倾向的人为延伸。内稳态（Homeostasis）——一个复杂的名称，指的是努力达到均衡，或在变化中维持存在——创造出了抵抗重力的钙质和几丁质骨架，便于移动的腿、翅膀和鳍，用于进食的尖牙、角、下颌和消化系统，保护自己不被吃的甲壳和拟态。最终，在努力减少有机体对环境的依赖的过程中，内稳态还实现了对体温的调控。

就这样，在普遍熵增的世界中出现了一批熵减的小岛。生物的演化并不局限于这一过程中，因为它还靠微生物、各种门类的生命，还有动植物构成了更高等的实体——它不再是一座小岛，而是内稳态的群岛。就这样，它形塑了地球表面的形状和大气。有生命的自然，或者说是生物圈中，既存在着协作，也有着互相吞吃的渴望，它是一个和斗争密不可分的同盟——正如那些经过生态学家检验的层级所表明的那样。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未来之旅》

我们能在这些层级中，尤其是动物中，发现金字塔的顶端是巨大的掠食者，它们以猎捕小动物为生，被猎捕者又猎捕更小的。只有在最底层，以人们了解中最基础的“生命”形态，一个在陆地和大海都无处不在的绿色转换者在孜孜不倦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通过一万亿朝生暮死的芦苇，它在自身内部保有着大量的生命，这些生命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从未彻底消失。

以技术为器官，人类的内稳态活动将他变成地球的主宰，然而，只有在像他自己这样的护教士眼中，他才是强大的。面对气候扰动、地震，以及罕见但致命的陨石，人类其实和上个冰河期一样无助。当然，他想到了应对各种灾难的方法。他甚至能预言其中一些——虽然并不是特别准确。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稳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星际规模的了。

不像大多数动物，人并不会让自己去适应环境，而是会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去改变环境。他也能这样改变恒星吗？也许某一天，或许是在遥远的未来，会有一种可以遥控太阳内部变化的技术出现，好让这些存在时间与太阳相比实在太过短暂的生物能够自由地控制它燃烧了几十亿年的火？我觉得这是可能的，我这么说不是为了礼赞已经被过度推崇的人类天才，恰恰相反，而是为了给出一种相反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人类在任何维度上都没有把自己变大，但他对其他人为善和作恶的能力都大大增强了。能够点亮和熄灭恒星的人也能彻底消灭一整个有生命的星球，以这种方式，把自己从一个天体技术人员变成星球破坏者——从而成为一个巨大宇宙范围内的罪犯。如果前者是可能的（无论它看起来有多么不可能，或是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那么后者就也是可能的。

要说这不可能，那我要解释一下了，并不是因为我坚信善神终将击败恶神（善神奥尔穆兹德与恶神阿赫里曼是琐罗亚斯德教中两个主要的神）。我不相信承诺，也不相信任何建立在所谓人文主义上的保证。对抗技术的唯一方法就是另一种技术。比起一百年前，现在的人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倾向，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他的知识会更先进，然后他会利用它。

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加速已经显而易见，不是专家也能发觉。由此引发的生活状况的多变性，在我看来，是影响我们的习俗和规范形成内稳态系统的负面因素之一。当未来一代人的整个生活已不再是他们父母的重复，即使上一辈人的经验再丰富，又能为年轻人提供什么经验教训呢？

这一不断变化的因素对行为模式及其标准的破坏，实际上被另外一个更独特、导致的后果当然也就更严重的过程掩盖了。这一过程涉及到一个以正反馈为主，但也不乏很小一部分负面因素的自我觉醒系统摇摆的加速，我指的是东西方系统——近年来，该系统一直在世界危机与缓和之间摇摆。

《机械姬》

不用说，多亏了知识积累和新技术出现的加速，我们才有机会更严肃地审视目前的话题。毋庸置疑，眼下的变化发生得迅速而剧烈。要是有人说2000年和我们现在差不了多少，那他会被笑死的。然而，这种把（理想化的）现状推演到未来的尝试也并不总被认为是荒谬的，贝拉米描绘的乌托邦（在1960年）就证明了这一点，它以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视角描述了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贝拉米有意忽视了所有当时他的同时代人还不知道的可能的新发明。

作为一位一本正经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技术演化引发的变化无论是对社会运作还是对个人心理的影响都不大。今天，不用等到我们的孙辈出生，这种预言的幼稚可笑就已经昭然若揭了。在今天，只要把对明天所谓的“可信”想象在抽屉里放上几年，任何人都能找到许多乐子。

因此，变化速度之迅疾，既成了如本书这般深思熟虑的动力，也削弱了所有预言的可信度。在这里，我都不想提那些无辜的科普者，鉴于应被归咎的是他们那些博学的导师。P·M·S·布莱克特，一位知名的英国物理学家，也是运筹学（早期数学方法）的奠基人之一——可以算是专业预言家了——在他1948年的书里预言了原子武器的发展及其军事影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现在（编者注：本文成书的年代）看来要多荒唐有多荒唐。

就连我都知道奥地利物理学家瑟林1946年写的一本书，他是第一个公开谈论氢弹理论的人。但布莱克特却认为核武器的当量不可能超过千吨级，因为兆吨级别（当时还没有这个说法，顺便说一句）的炸弹没有任何值得炸的目标，然而今天我们频频谈到十亿吨当量。

宇航学预言家的表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当然，也有相反的错误：1955年左右，人们相信在恒星中观测到的氢聚变为氦的现象很快就会应用于工业，现在估计微型聚合电池（Microfusion cell，该术语目前已经基本上过时了，指的是通过氢聚变产生能源的自动核电站。这反映了莱姆想要为我们的文明寻找一些替代能源的关切——这个问题还将贯穿整本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更晚都不一定能生产出来。不过特定技术的发展不是问题，这一发展的未知后果才是问题。

三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否定了任何相信进步的预测，这似乎把我们正要做的大胆尝试逼上了绝路——我指的主要是展望未来。既然已经说明这一任务的无望，我们最好还是干些别的。当然我们没那么容易放弃。上文中提到的风险其实还可以引发进一步的讨论。再说，就算我们犯下了一连串的大错，也还有那么多伴儿呢。有无数个理由可以让预言成为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下面我将列举几个让艺术家们尤为不快的错误。

首先，会导致现存技术产生重大转向的变革的出现，有时就像雅典娜从宙斯头里蹦出来一样突然——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专家们也是一样。二十世纪已经经历过好几轮这类霸权技术的洗礼了，比如说控制论。迷恋于手段之匮乏的艺术家们，（错误地）认为类似的调度是对艺术创作的巨大戕害之一，很是憎恨这类机械降神的装置。但历史就是这么容易被取悦，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此外，我们总爱以一种直线的方式对新技术的未来发展做出延展，所以十九世纪的空想家和蓝图描绘家们会构想出“满是气球的世界”和“全是蒸汽的世界”——这两个构想今天看来都很可笑。所以说，今人想要用太空“船”来填满外太空的构想也一样可笑，包括船上还有勇敢的“船员”“值班驾驶员”“舵手”等等。

《星际迷航》

并不是说不能这样写，而是说这种写作属于幻想题材，是一种“反向”的十九世纪历史小说。就像以前人们会把当代君主的动机和心理特征赋予法老，今人对三十世纪的海盗船和海盗的表现也是如此。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自娱自乐，只要我们记得自己只是在玩乐。

然而，历史与这种简化的呈现毫无关系。它绝不会把任何线性的发展路径展示在我们面前，只会用曲折迂回的线条来展示非线性的演化轨迹。很遗憾，这意味着那些简洁的设计习惯都只得被抛弃。

第三，一部文学作品有其开端、发展和结局。到目前为止，情节的缠结、时间性的交织，以及其他旨在把小说现代化的手段还没能消除这一结构。一般来说，我们倾向于把现象放在一个闭合的框架里。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思想家被问及如下假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将会分割成两大敌对阵营，每一方都有一些可怖的武器，能够把对方化为齑粉。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这位思想家无疑会说，要么同归于尽，要么都彻底解除武装（并且他还会相当肯定地补充说，我们这个例子没什么说服力，因为它太耸人听闻，也太难以置信了）。

然而，这一预言至今并未成真。要注意，“恐怖的平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已经维持了十五年以上，是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所需时间的三倍。

某种程度上，世界就像一个病人，相信自己要么会很快好转，要么会很快死去，想都没想过自己可以就这么呻吟着，熬过一些短期的起起伏伏，一直活到很大年纪。当然这个类比是相当短视的……除非我们能发明出某种药物，彻底根治他的疾病。但还是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比如哪怕是给他装了颗人工心脏，但它还是要放在一个小推车上，通过一根蜿蜒的管道与病人连接在一起。

当然，这纯粹是胡说了，但我们在谈论的是这种“彻底根治”的代价。从压迫中解放（比如说，人类从有限的煤炭和石油能源中解放出来，实现原子能自由）是有代价的，而预期偿还的金额、期限，以及支付方式，通常是出人意料的。

《失落猩球》

出于和平的目的而广泛应用的原子能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放射性废弃物，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而核武器的迅速发展则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彻底解除武装”还是“同归于尽”，在今天都只会显得不合时宜。很难确定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总体上的威胁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内部打击能力会增强，这就要求我们用钢筋混凝土建造避难所），但这些威胁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会降低——或者也可能恰恰相反。

另一种组合也是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全球系统保持着不平衡，不仅仅是说它距离战争只有一步之遥，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是说它总体上正在演化。目前看来，大概要比千吨级的时候要更“可怕”，毕竟现在已经有兆吨级的武器了，但目前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罢了。

事情往往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我们不该以为这种演化的唯一方向就是当量和速度的提高，或是“反导”系统的发展。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军事技术的水平越来越高的时代，其结果就是，传统的战船、轰炸机、战略和参谋人员全都过时了：全球对抗的想法也是如此。我不知道它将会如何演化。不过，我要简要介绍一下W·奥拉夫·斯塔普雷顿的一部小说（指的是斯塔普雷顿1930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最后与最初的人：临近与遥远未来的故事》），其“情节”涵盖了二十多亿年的人类文明：

火星人，一种能聚作果冻状“智能云团”的病毒物种，攻击了地球，人们与之进行了长期的对抗，殊不知他们在对抗的是一个智能生命，而非一场宇宙灾难。“战胜或战败”的选择并没有降临，在几个世纪的斗争之后，病毒发生了深层的变异，进入了人类的基因组，形成了一种新的智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规模尚未可知的历史现象的优美模型，这一现象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重要，我更关心的是它的结构。历史并非“开端—发展—结局”的三段式闭合框架，只有在小说里，角色的人生才会被固定为一个特定的形象，这样“全文完”的字眼才得以出现，从而给作者带来美学上的快感。只有小说里，我们才必须有一个结尾，无论是喜剧或悲剧，在布局的层面上，总归是个封闭的结尾。然而，人类的历史并不知晓，我也希望不会知晓，这种明确的结尾或者“大结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莱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