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解决不了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

粮食不安全有多种衡量方式，要想保障食品供应，需要解决生产、运输、制作、经济、营养、社会等多方面问题。不过在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定义为：“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 社会和经济上获得充足、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求和食物偏好。”

这是一个相当宏伟的目标。粮食安全定义中“任何时候”的重要性常常遭人忽略。粮食安全会随着季节的变化时好时坏，“会受到天气、死亡或地区性冲突等不规律冲击的影响”。新冠疫情就是这样的冲击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

受新冠疫情影响，情况进一步恶化，2020年有7.68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10%）面临饥饿问题。与2019年相比，每日摄入热量不足消耗热量的人数增加了约1.18亿。而在此之前，这一人数继从2012年的8.7亿人下降以来、已经连续五年保持恒定。

还有许多人只是勉强挣扎在饥饿线以上。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20年约有23.7亿人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这些人中，约有一半生活在亚洲，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生活在非洲，然后依次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买不起食物、或无法获得充足食物的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在2017至2019年间，无法获得健康饮食的人数增加了8.4%。

但即使在全球最发达的那些国家，同样有人生活在所谓的“粮食荒漠”中，买不起或买不到充足的、富有营养的食物。在北美和欧洲，2019年约有1730万人无力承担健康的饮食。例如，密西西比州是美国粮食不安全问题最严重的一个州，约74%的在校学生符合免费或补助午餐的条件。

造成这种情况的元凶不仅仅是新冠疫情，地区冲突和气候变化都将许多人推入了粮食不安全的境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况尤其严重。按目前的增长速度来看，全球到了2030年将无法实现“世界零饥饿”的目标，届时仍将有6.6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

那么，究竟哪些原因会导致一个国家出现粮食不安全的问题呢？又有哪些创新举措能帮助部分国家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呢？

首先，一个国家可获得的自然资源是决定其抵御粮食不安全能力的一大因素。

从绝对数值来看，非洲塞舌尔是全球耕地面积最小的国家，总共只有1.5平方公里；其次为帕劳（约3平方公里）、新加坡（5.6平方公里）和安道尔（8.3平方公里）。

当空间不足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新加坡这类面积小、密度大的国家与地区，自给自足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不得不从其它国家进口大量粮食。这就意味着，当粮食供应受到扰乱时，这些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较低。但随着室内耕种技术的创新，可利用耕地面积未来也许不再会是衡量粮食不安全性的指标之一。

由于室内农场可以实现多层种植、占用的空间更少、且作物生长速度更快，平均产量将达到传统农田的300至400倍。例如新加坡已经有了Farm66和Sustenir等室内农场、以及集装箱改造的农场MoVertical。集装箱农场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根据需求四处移动。虽然这些技术最早是由发达国家研发的，但在那些粮食安全性较低的国家，它们可以作为人道主义救助措施、发挥巨大作用。

不过到目前为止，室内农场和集装箱农场还仅限于种植沙拉菜、草本植物、以及草莓和番茄等小型蔬果，虽然美味健康，但产出的生物质太少。目前已经有人在努力扩大这些农场的种植范围了。

例如，新加坡的一家公司正在用实验室中培育的乳腺细胞生产牛奶。由于乳制品行业的碳排放量占人类排放总量的4%，这种做法不仅更加环保，占据的空间也更小。这项技术有助于减轻受地域冲突或自然灾害影响地区的粮食不安全性。一旦这项技术发展成熟，其中用到的生物反应器就可以被投放到需要人道主义救援的地区，根据当地需求生产牛奶。

但拥有大量耕地的国家的粮食安全性不一定更高。土地的农业价值不尽相同。有些地方虽然拥有耕地，但气候并不适宜。在一些被沙漠所覆盖的国家，人们正在研究另一种节省土壤的耕种技术。例如，约旦只有11.5%的陆地面积可用于开展农业，而当地的“撒哈拉森林”项目正在修建“海水温室”，可以在其中种植作物。索马里和澳大利亚也在开展一些类似项目。

卡塔尔也为本国设定了“能够自立”的目标，目前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可持续性倡议计划，鼓励人们修建更多温室。刚开始时，该计划共包含34座面积为0.1平方公里的蔬菜大棚，如今又计划在2021年底之前安装一座面积1平方公里的水培温室。2020年底，卡塔尔政府还启动了一项保障计划，以提前签订合同的形式购买本地农民生产的农产品。

就连土地充足、气候适宜的国家也可能遭遇粮食不安全的问题。问题不一定在于有多少土地可以利用，而在于哪些人有土地使用权，如果所有农产品制造商都占有大片土地，在低收入国家就会造成一定问题。

这些大规模土地所有者也许只会生产经济作物，在拉丁美洲可能是烟草、咖啡豆、可可豆、花生、大豆、以及为海外市场生产的菠萝和木瓜等水果。部分农产品也许会在本国出售，但大部分都会运往海外、以更高的价格进行贩卖。

在尼加拉瓜等国家，农村人民仍在采用分成制。有些佃农会从地里的收成中拿走一部分，有些则在大型农场上劳作、以换得一小块土地由自己耕种。他们平时工作的农场种植的可能是烟草等经济作物，但在这些种植园周围，则有一些由佃农所有的小块土地，上面种了蔬菜和玉米。这些就差不多能满足一个家庭的日常所需了，偶尔再购买一些粮食足矣。

这也是不建议用一个国家的粮食产量衡量其粮食不安全性的原因之一。经济作物虽然可以为经济提供支持，但一个国家的抗风险能力还要取决于普通民众能否为自己所需种植粮食。约18%的土地为国家和社区所有，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的民众如果能保住自己的土地使用权，一定能受益良多。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还可以到其它地方打短工、挣更多的钱，到了农忙的季节再返回农场。和长期在外打工不同，这种方式既能让人们赚到更多工钱、又能保留佃户的身份。

例如，尼加拉瓜有4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该国农民如果到萨尔瓦多或哥斯达黎加的大型农场主手下工作，可以赚得更多。但在疫情期间，由于经济不景气、或旅行禁令等原因，许多人不得不返回家乡，因此失去了这份收入，如果人们无法外出打工，可能导致这些农村地区的粮食不安全性进一步加剧。

在老挝，集体耕种制还要更进一步。老挝的一切农作物都是由社区集体耕种的。在高地地区，一个社区可能会耕种一两种大米，过季之后再换种柚木、茶叶或咖啡豆等经济作物，用于出售、换取存款。老挝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因此人民不能购买土地，但可以购买一段时间内的使用权。不过自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公共土地被转化为商业地产，导致民众可用的土地面积一直在缩水。

可以预见，民众可以使用的土地会越来越少，如果农民无地可种，有些人就会到外地干农活，再用赚来的钱购买粮食。这会进一步降低人们的抗风险性——你或许暂时不愁吃喝，但你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市场变化吗？

以橡胶树农民为例：在2011年乳胶价格骤跌之后，这些农民拥有的作物变得一文不值，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作物烧光、将土地改为他用。

在发展中国家造成粮食不安全的另一大原因是农产品的浪费。由于出售环境太差，非洲生产的粮食大约一半都会被废弃或贬值。

位于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之间的维多利亚湖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内陆渔业，支撑着4000万人的生计。由于气候炎热，鱼很快就会腐烂、变得无法食用，除非做成熏鱼。当地渔民要么试着趁新鲜尽快卖掉、但要承担变质浪费的风险，要么将鱼加工成熏鱼、但只能以更低价售出，因为熏鱼的肉质不如新鲜鱼可口。

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一些慈善组织和非营利性机构正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在湖边安装一些与太阳能微电网相连的冰柜，鱼一捕捞上岸就即刻送入冰柜冷冻。这些鱼随后会被装入价格低廉、可重复使用的冷箱，然后运到外地市场、以更高价出售。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有类似的情况，那里只有3%的农产品会以冷藏状态离开农场。农场产品的头一道买家可能是另一个小型业主，将粮食装到卡车上，然后运到市场出售。尼日利亚的Coldbox Store、以及肯尼亚的SokoFresh等初创公司已经推出了一种可以在市场上使用的太阳能冷藏室。通过扩宽冷冻技术的使用途径，食品生产链的最后几个环节也得到了加强。

不断变化的气候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民们带来了更多物流上的挑战。根据目前对气候变化的预测，害虫、疾病、洪水和干旱会发生得更加频繁。只需一次灾难性事件，便可将该地区所有作物毁于一旦，如果没有外援，大量人口将面临粮食不安全危机。

2019年底，一群又一群的蝗虫将肯尼亚的作物摧毁殆尽，随后扩散到了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接着又飞到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也门、阿曼和沙特阿拉伯。昆虫已经吞噬了5%-20%的粮食作物，而根据一套针对气候变化对三大主要作物（玉米、大米和小麦）影响的模型预测，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昆虫破坏的作物就会增加10%-25%。

即使没有人类干预，蝗虫数量也可能会下降。随着害虫不断繁殖、扩散、将食物消耗殆尽，害虫爆发都会经历一个由增到减的过程。但在数量开始减少之前，它们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群由8000万只蝗虫组成的“大军”覆盖的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可以吃掉35000人一天的食物量。为解决这一问题，截止到2021年三月，已经有180万升杀虫剂喷洒在了超过17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耗资1.18亿美元。但这又引发了人们对杀虫剂带来的环境与健康影响的担忧。

许多研究人员正在寻找其它预防蝗灾的途径，如利用卫星和天气数据、再加上配备热成像照相机的无人机，对可能出现问题的区域进行预判。内罗毕国际昆虫生理学与生态学中心的科学家们正在用一种由真菌产生的化学物质开展实验，该物质可以在杀死蝗虫的同时、不对其它昆虫产生伤害。此外，他们还在尝试一些可以对蝗虫行为造成干扰的费洛蒙。中国科学家最近也发现了一种令蝗虫集聚成群的费洛蒙，希望可以用该物质作为陷阱诱饵，或通过干扰该物质的生成来避免蝗虫聚群。

此外，作物疾病也导致收成减少、使用的化学物质增多，耗费了大量成本。过去十年来，拉丁美洲等地的阿拉比卡咖啡树曾多次受到枯萎病的影响。多达60%的野生咖啡品种现已处于濒危状态，大大影响了我们能作为农作物种植的咖啡种类。

野生品种可以提供遗传资源，植物学家可以“借用”野生品种的DNA、培育出新的作物品种。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价格比罗布斯塔咖啡豆高，但如今也变成了濒危品种。雪上加霜的是，等到2050年，拉丁美洲适宜种植咖啡的地区面积将缩减88%，急需培育出能够适应炎热或干燥环境的咖啡品种。要想实现这一点，野生“基因银行”的作用也许不可或缺。

近年来，还有另一种作物也饱受疾病问题的困扰，那就是香蕉。香蕉黄叶病（TR4）正在对全球最常见的香蕉品种造成严重破坏，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再到澳大利亚，几乎无一地幸免。如果农民能及时认出这种疾病、并发出警报，也许就能阻止其进一步传染。非洲目前正在试验一种新技术，利用机器学习分析手机、无人机和卫星拍摄的照片，借此判断六种香蕉疾病的分布情况和威胁等级。这项技术以手机APP为基础，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检查并上报香蕉的患病征兆，将数据上传至云端，从而生成一张香蕉疾病传播图。

保护咖啡和香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作物，也许还能顺带保护对应的野生品种，确保这些作物能够长期存续下去。但要想缩小饥饱人群之间的鸿沟，还需要解决整条食品生产链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如减少浪费、增加产量、保护农民权益等等。减小种族、民族和收入不平等也能对提高粮食安全性起到一定作用。

随着全球各地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剧，要想找到解决方案，使用传统耕种技术的小规模佃农必须参与其中，同时还要增加产量、降低成本。由于大量耕地仍由社区和小规模佃农管理，他们在全球粮食供应的可持续管理中扮演的角色可谓十分关键。（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