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田大户表面上看可以赚钱，但是面临极强的细微适配性和极大不确定性的生产逻辑、市场逻辑和乡土社会的逻辑。种田大户需要同时处理与天气、与农作物、与销售市场、与政府、与机械服务市场、与偏好争利的村民的关系。只有将这些关系都处理到最佳状态，才能偶然赚到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冯川（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受访者：张KF，原文标题：《冯川丨种田大户的地里，躺着400多座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张KF，连云港人，2013年到宿迁市泗阳县D村连片流转了3000亩地，成了一个种田大户。几年下来，他发现，要种好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天时，地利，人和
农业并非毫无门槛，这个门槛包括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天时与地利的门槛，为人和的能动性设置了边界。
从事农业的一般门槛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水与土需要相互配合。此乃地利。如果单是水源条件，而土质为沙土，难以存水，则水源也无法发挥它的功用。比如苏北地区，黄河带来沙土地，因此基本只能种植旱作物。
第二，雨量与作物成长阶段需要相互配合。此乃天时。作物的成长阶段具有不可逆性，而雨量大小又非人为可控。如果秧苗刚插下去就下大雨，会造成秧苗倒伏。如果在灌浆期下雨，又容易产生水稻病虫害和籽粒空壳化。如果收割期下雨，水稻被水泡过，价格就会大幅下降。这些都增加了作物成长的脆弱性和农业的风险。
第三，质与量需要相互配合。农作物的商品价值，同时依托于品质保证和数量保证。农产品的单价都是以分以角计算，但乘以数量就会表现出较大的价格。种得好而无规模，或者种得多而品质差，都无法达到利益最大化。
第四，管理行为与作物成长阶段需要相互配合。田间管理需要把握作物每个阶段的成长周期，根据作物的具体生长情况安排田间管理的内容和标准。比如，需要根据作物的成长情况决定土壤深翻的深度，根据作物长到第几个叶片而决定喷洒农药的种类和药量，还需要“控旺”，保证一个秆子上只能长2个芽头。
在购买农药和化肥时，商家一般会手把手地告诉农户管理行为实施的时间、时机、用量等，比如15天打一次水、少氮肥增钾肥、用适量进口药控制杂草而又不至于伤害作物、花前和雨后打药以预防春霉病等，但具体还需农户亲自操作。
对于家庭农场而言，经营者很难精细监控雇用劳动力的实际用药量和用药方位，所以农民说“你自己不趴在土地上，你收不了东西。如果你自己不懂，就更无法监督请来的人”，“包地谁都想包，但自己不尽心的话，肯定也是亏本的”。
第五，管理行为与气候需要相互配合。气候条件以季节为载体，而季节本身又可还原为雨温的配置规律。农业中不仅作物生长具有不可逆性，表现为季节变换的雨温配置变化在一年之中也具有不可逆性。这就进一步凸显了农业的时间性。一旦田间管理错过了天气，就有可能大幅减弱管理的效用。
可见，不同于经过精确分工、以物为劳动对象、在人工空间中开展的工业生产活动，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大自然中的生命。生命的成长没有为管理者留下可返工的空间，管理不但需要精细，而且需要不断动态调整。
管理者不能专精于某一个生产环节，而必须熟悉作物生长的全过程，拥有整体性的综合经验。这种综合经验往往又是模糊而不清晰的，但这种不清晰中又透露着一定程度的清晰，即对温度、湿度、深度的大致要求。
以上还仅仅分析的是小农或家庭农场规模的农业种植环节。仅在种植环节，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同时跨过以上五个门槛，其中不少还是超出人为控制能力之外的。何况农业要取得收入，又必须参与市场竞争。
而市场本身也是起伏不定、充满风险的，必须拥有充分的市场信息获取能力和预判能力才能驾驭。而对于一般农户而言，市场只是在种植环节的诸多不确定之外，又增添了一层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发展经济作物，创造所谓特色农业，只有在农业种植、对接市场和流通销售的各个方面都做到极限，才有可能成功。
而特色农业的发展背后又往往带有行政权力的影子，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领导的意志。领导的变换和高度行政手段对市场经营行情的判断迟滞，则在市场之外为农业生产更增添一层不确定因素。在多重不确定因素的高度叠加之下，农业经营的不稳定性进一步上升，成功率进一步下降。
在普通小农的农业经营门槛基础之上，种田大户的经营则面临更多挑战。种田大户获利的基础是种植规模上的比较优势，然而大规模种植又同比例地带来更多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
二、租赁合约不稳定
种田大户从多个小农户手中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投入的前提是与他们建立稳定的租赁合约。特别对于佃种异乡的外来种田大户而言，熟悉本地村民，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私人关系，是建立稳定租赁合约的基础。
通常流转土地的村民还是会将本地人与外地人区别对待，比如D村的村民张W、丁RY、王SC分别流转了300亩、200亩和100亩，他们流转的土地质量总体要好于从连云港来的张KF。张KF流转的连片土地多达60多块，抱怨说“村民不把好田给我，因为我是外地人”。
由此可见，外来的种田大户对本地村民是缺乏信任的，虽然表面上的日常交往似乎建立了熟人关系，见面都会相互打招呼。
而在土地确权之前，种田大户普遍对村民不太信任。因此，D村的种田大户最开始以800～850元/亩的租金价格与镇政府签订合同，由村集体对种田大户发包土地。2006年土地确权之后，种田大户对合约稳定性的不确定感才逐渐缓解，开始与村民组长或村民直接签订合同。
可是在土地确权之后，种粮补贴的分配方式又容易成为种田大户与流转土地的小农之间合约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前几年，种粮补贴被分配给流转土地的小农，这其实违背了“谁种地谁得”的政策规定。近年来乡镇采取的办法是，或者将125元/亩（2020年）的种粮补贴给原农户，或者在提高土地租金的基础上将种粮补贴给种田大户，这是为了平衡肥料和农药补贴向种田大户倾斜的政策。
不过有种田大户反映，他们并没有拿到种子补贴、秧盘补贴以及栽稻机插、秧苗植保、烘干的补贴。由此看来，围绕补贴分配而形成的合约不稳定因素并没有得以完全消除。
三、地租与坟头
土地流转成本，也就是土地租金。如果土地租金保持稳定，则种田大户可以根据理性预期选择流转地块。但导致种田大户陷入困境的原因，往往是其所面临的租金上涨风险，以及种田大户与村民持续不断的交涉和纠纷。毕竟种田大户如果赚了钱，流转出土地的村民就会产生从中分利的欲望。
种田大户张KF于2013年初到D村时，当时地租的市场价是650元/亩。到了2020年，他流转的80～150亩一块的土地，租金已经上涨到880元/亩。按照他与村民签订的15年合同，在2028年合同到期前，租金应每3年递增30元，2021年他本应缴纳地租910元。
但根据当前的市场行情，他种一亩小麦所赚取的300～400元纯利润远远不及地租高，他不同意按照合同进一步提高租金。
张KF拒绝涨价的理由，是田里的坟头阻碍生产，增加了生产成本。在张KF流转的3000亩土地上散布着400多座坟堆，每块地上都有8～10个，呈无序排列。2013年，镇政府曾与他签订合同，保证第二年将所有坟堆搬迁完毕。
但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如今坟堆只见增多而不见减少，因为村里存在大量80～90岁的老年人，“还有人在不停地死，一年要死好几个”。镇政府给500元让村民迁坟，村民基本没有行动。因为村民信风水，每年清明节还会把小麦往坟堆上堆，破坏庄稼。
坟堆的存在阻碍了张KF实施机械耕种，因为机械会将坟堆刮平，村民会因此认为种田大户刨了他祖坟，一定以暴力相威胁，“坟堆后面都是一大家人”。张KF的资金不足以让他给与每个坟头相关的所有村民迁坟的钱，又不想和村民起矛盾冲突，就只有让5～6厘地给村民，耕种时把坟堆绕开。但在土地租金上涨的问题上，坟堆就成了张KF不同意涨价的充分理由。
种田大户拒绝增加地租，甚至会引起村民上访。张KF对地租涨价的拒绝，直接引发4名60～70岁的离农村民到处信访，骂张KF“做事不厚道”。镇政府也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最后张KF只好在镇政府的劝说下，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好吃好喝”。
张KF评价说，“他们都是快要死了，现在想捞一把。这里人好打牌。他们天天打小牌输了10块钱，就寻思土地涨10块钱”。且不论村民动机如何，地租的上涨趋势时时干扰着种田大户的成本计算，为种田大户的经营带来极大压力。
与地租上涨带来的压力相伴随，地租给付的时间更是对压力进行了放大。种田大户必须在每年粮食出售前，就付清当年地租。此规定是为了防止种田大户在收割之后跑路，因此通常在合同上会注明收割前必须交付地租，毕竟种田大户没有向农户交保证金和押金。
农户之前也确实遇到过种田大户跑路的现象，所以如今若种田大户不给租金，农户就不让其收割。种田大户不仅面临租金上涨的风险，还必须面对租金提前预支、不能赊账所带来的资金回笼负担。
四、基础设施谁来搞？
土地的平整程度、机耕道和水利条件等，都会直接影响机械进入和规模种植的便利性。因此，种田大户的经营需要以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为基础。在泗阳县农村，流转后的土地一般要由种田大户自行平整一部分，再由乡镇使用高标准农田项目资金平整一部分，此外乡镇还要为大户配置路、桥、渠等农业基础设施。
当然，每个乡镇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能力各有不同。为种田大户提供足够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组织能力。如果乡镇投入能力较差，则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压力就直接转移到种田大户身上。
种田大户如果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过多，就把自己套牢在一个地方，直到回本之前都无法轻易放弃经营，否则损失就更加严重。
D村所在的乡镇，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较少。因此，笔者访谈过的种田大户，都曾描绘过他们自行建设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的艰辛和投入成本之大。以下首先梳理种田大户王F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情况（表1）：
表1 种田大户王F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情况
据王F描述，他所在的村庄之前没有修过任何水利，流转的土地中有1/3都是农户的撂荒地。那里曾经有个砖厂，所以土壤被挖走，形成一块低洼的芦苇地。
王F自行修建水利设施、平整复垦土地，雇用挖机将树挖掉，雇用推土机开沟修路，自行打破地界、规划田地。王F自己花费1-2万修了一条泥巴路，因为若修石子路就需要多投入15～16万。镇政府不投入，种田大户是没有动力按照高标准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的。
接下来梳理种田大户张KF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起初镇政府为他修了一次水渠，此外的一切都是靠张KF自行投入，包括使用激光整平仪平整土地，花费几十万修建机耕道，还自建小水渠代替原来的土渠。
2021年镇政府终于又一次投入资金，为他硬化了80%的路面，代替了他用碎砖铺的机耕道。总共算下来，张KF投入了300万左右，花了3年时间，才基本健全了农业基础设施。张KF种了8年时间还没有把这些投入成本赚回来，直到2021年才刚开始回本。
五、人工还是机械？
健全完善的农机服务体系，对于减轻种田大户的农业经营压力十分重要。在苏南地区，农业托管服务体系相对完善，包括机耕、机插、机收、植保（打药、施肥）、烘干在内的全环节服务都由合作社完成，被称为“五统一”。
相比之下，D村所在乡镇从事农机服务的本地兼业人员较少，市场上没有临时兼业机械，区域性兼业更弱，因为缺少几级政府的农业补贴。这就导致农业管理各环节处于分散状态，每个环节都需要种田大户自行调度。
这就导致种田大户的农业经营往往成了体力劳动，为了让机械和劳动力与农业生产各环节紧密衔接，种田大户需要付出极高的劳动成本，投入精力进行组织。一旦从外地调来的机械跨区作业不及时，就会耽误农时，影响农业产量。
种田大户多依靠农机社会化服务，自己购买的机械较少，其原因一是因为国产机械易坏而日本机械价格太高，二是因为没有精力跨区作业而导致闲置时间过多，三是因为没有地方存放太多机械，四是人工成本如今越来越高。
张KF包地3000亩，但自有机械很少，在机插、植保和收割环节一般都以外包的方式请第三方。张KF的水稻种植投入情况如下（表2）。5月1日～6月30日农忙，最先3天忙于收麦，从6月20日开始插稻子，一直插到7月20日。水稻田间管理集中于6-9月，夏天几乎每天都有管理内容。其中，收割小麦、耕田、插秧、植保、收割水稻，都需使用机械。
之所以避用劳动力，是因为老年人嫌天热、年轻人嫌累导致请工困难，工资最高可以上涨到200元/天。每天晚上6点半就要给工人开工资，否则第二天他就不会再来。张KF使用劳动力曾经一天多达90多人，吃盒饭的成本都要达到1000多元，工人还嫌弃没有肉的10元盒饭，要求盒饭档次提升到12元。这些成本算下来已经逼近甚至超过请机械的成本，况且机械工作速度快，还少了很多监督上的问题。
表2 种田大户张KF的水稻种植投入情况
从经营收益上来看，种植水稻每亩能赚500元（800斤/亩，1.2元/斤），种植大豆每亩能赚700元（300斤/亩），而种植小麦则很容易亏钱（表3）。
表3 种田大户张KF的大豆、小麦种植投入情况
六、艰难的机械调度
对机械调度的难度，突出反映在需要使用机械的各个农业生产环节。
在小麦收割环节，由于觉得本地收割机质量不好，收割不干净、抛洒量太大，2019年张KF雇了从老家连云港过来的收割团队，使用了8台收割机。后来这个团队解散了，只能过来2台收割机，增加了机械的组织难度。
于是2021年，张KF从淮安雇10台收割机，一台一天能收小麦80亩。提供收割服务的老板从南往北收麦，从四川、湖南、湖北、江西一直收到江苏，然后再去湖南收水稻（4月育秧）。
最开始张KF与收割的老板谈好价格为50元，第二天老板就希望将价格涨到55元。第三天眼看将要下雨，老板进一步将价格涨到60元。如果种田大户对价格稍有犹豫，老板就把收割机开到别处收割了。此时，种田大户与老板的私人关系非常重要。
只是看在张KF的面子上，且一天要给他收割80亩（其他人面积小，每天只能收割60亩），老板还是维持55元，而给别人收割价格就是60～70元。为了检查路上是否有抛洒、调机械运粮食，张KF每天都会打无数个电话，整个春节都没有返回老家，连着2个月一天只吃一顿饭，能睡2个小时就不错了。
在耙地环节，张KF可以联系连云港的3台拖拉机。这3台拖拉机的老板会在连云港、宿迁、淮安、徐州、盐城提供耙地服务，张KF需要“打时间差”租其中的1台为自己耙地。为了取得“随叫随到”的优先服务权，张KF为老板投资了85000元，这相当于1台拖拉机的价格。
这笔投入只相当于一年的使用费，因此张KF每年都需要重复投入这笔钱。耙地之后需要刨地和整地。张KF自己买了2台整平器，在本地请2台车以1200元/天的工价整地7～8天。
在插秧环节，张KF在2021年就面临本地插秧机不够的问题，只有临时从东北辽宁调了8台插秧机、从天津调了4台插秧机。张KF负责他们一日三餐以及插秧机的装卸，他们负责运输。
插秧机每天可以插40亩，张KF雇了12台插秧机，由24人操纵，一共插了7～8天。由于肥料腐蚀性太大，国产农业机械质量不过关，5000元一台的机械只能使用一年，而日本的插秧机太贵，一台的价格高达100多万，种田大户一般不会自己买机械，而是雇用大五菱拖拉机。
由于目前无人机的打药技术基本成熟，但撒肥太慢、耗电量高，种田大户一般在打药环节使用无人机。如果不使用无人机打药，张KF需要雇用40人分别扛着机器喷药，喷药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跌倒压坏稻子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地头打药多、远端打药少”的用药不均情况。与雇用劳动力相比，无人机“不偷懒”，打药“一米都不落”。
不过雇用无人机的风险，集中于无人机的质量问题。由于本地没有无人机可调，泗阳县的无人机服务只有7～8家，只针对本县服务，每家只有2～3台，还有可能是坏的，张KF只有跨区域调无人机。无人机一台7万元，张KF在植保时使用的无人机有5～6台，由5～6个飞手操作。
为了抢农时、对抗农业中可防不可治的风险，张KF与一家服务于全国各地的无人机服务公司签订合同，并投入10万元（相当于1台半无人机），每次使用服务后从中扣钱，扣钱的价格每次递减，若无人机故障则由公司负责修理，目的是让公司优先服务于他，服务可以“随叫随到”。
无人机一天一夜可以飞2500亩，1人控制2台无人机，还有1人负责灌药。经营无人机服务，按照3～3.5元/亩计算（市场价是4元/亩），一天能挣7000～8000元。但若无人机发生故障，修理成本也不少。无人机经营者工作也很累，经常熬夜，以至于“站着都能睡着”。
到了植保期，无人机经营者天天都有活要干，他们用皮卡车拉着无人机辗转安徽、新疆等各地提供服务。张KF在那段时间会每天关注天气预报，看农作物的长势，提前2天通知无人机飞手。专业的无人机服务公司都可以调动备用无人机，以免无人机故障耽误农时。无人机坏了之后，都需要拉到外地修理，如果无人机服务公司经营不善，“用三轮车拉无人机，飞5～6天，再坏了”，势必使大户面临亏损风险。
七、仓储的压力
由于种田大户的产量巨大，而对接市场需要时间，在生产与销售流动环节之间会出现间隙，再加上农作物具有不同于工业制品的易腐烂特点，充足的仓储空间对于保持农作物的品质和市场价值就显得十分关键。
种田大户迫切需要烘干房、仓库，有仓库就可以和粮贩子谈价。种田大户可以自己可以组织农机服务，但烘干房和仓库是他们自己组织不了的。
如果张KF拥有烘干房和米厂，他就可以收购粮食，让包地200～300亩的大户入股，进一步扩大规模种植的规模。与他们相比，张KF可以得到更有保障的农机服务，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农资，以更低的价格收割和刨地，而卖粮食的价格则可以更高，因为张KF在抢农时方面占有优势。比如张KF的稻子高15公分，成熟期则比其他农户要快半个月。
然而制约张KF的最大因素，就是缺乏仓储空间。种植规模达1000亩以上，就可以建设施农业。但是仓储空间需要硬化土地，而农业不产生税收，国土部门不愿意为设施农业用地批地，又不允许调整设施农业用地。
在没有烘干房和库房的情况下，张KF只有放慢收割进度，让收割量与晒干能力、销售能力相匹配，试图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失。然而如果收割太慢，而又连下3天雨，麦子在地里就出芽了，直接导致卖不出去，招来更大的损失。
在户外晒干，同样面临天气的不确定性。张KF以4元/亩的价格请人在公路上晒粮食，如果遇到雨天就用塑料布（1000多元）盖起来。这种方式只能应对雨势较小的情况。如果雨势太大，造成路面淌水，则收割的农作物必然遇水而发生霉烂。
有一年下雨时间持续较长，而张KF没有及时准备塑料布，水稻发生霉烂以至于收入减少了一半。如今张KF每次都要以7分/斤的价格将粮食运到D村所在乡镇，以5分/斤的价格烘干，烘干费每亩达到144元。如果拥有自己的烘干房，则烘干成本必然会降低。
八、不确定的未来
种田大户表面上看可以赚钱，但是面临极强的细微适配性和极大不确定性的生产逻辑、市场逻辑和乡土社会的逻辑。种田大户需要同时处理与天气、与农作物、与销售市场、与政府、与机械服务市场、与偏好争利的村民的关系。只有将这些关系都处理到最佳状态，才能偶然赚到钱。
张KF说，2021年是他小麦赚钱的第一年，赚了20万，而以前每年都要赔10～20万。
种田大户面临的风险环境极其脆弱。即使天气最好、投入最低、粮价达到最高状态，如果村民提高土地租金，种田大户就必定会亏。而如今中央重点抓“非粮化”，今后粮食很有可能掉价，其结果很可能是大户撑不下去、小户头破血流。政府如果再支持龙头企业，引发市场的过度竞争，种田大户的比较优势将被资本击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种田大户的经营非常不容易。除非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仓储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减少种田大户的投入成本，同时保证粮食市场的价格稳定，否则，种田大户的经营将难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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