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主义”的迷惑：“美丽新世界”会成为现实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王陈，题图来自《黑客帝国》

现代人类对技术的早期恐惧很多时候来自于文学作品，比如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创作的小说《美丽新世界》曾引起人们深深的担忧和恐惧。这部作品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

《美丽新世界》中的“生物技术”曾令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以下简称福山）印象深刻：波坎诺夫斯基程序（Bokanovskification），一种不在子宫而在今天所说的“试管”中孵化婴儿的方式；药物“索玛”（Soma）能给人即刻的欢欣；感官器（Feelies）里植入电极模拟情感；通过不断的潜意识重复修正行为，一旦失灵，就应用各种人工荷尔蒙，所有这些使该书弥漫着令人格外不寒而栗的氛围。

赫胥黎如果能活到现在，他会惊讶于人类后来的科技进步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他小说中的种种想象和预设。基因编辑婴儿、基因工程改造的动物器官向人体的移植、脑机接口等等正在从“异想天开”变成现实。

最近，谷歌公司突然宣布，谷歌最新人工智能AlphaFold在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中击败了所有对手，成功根据基因序列预测了生命基本分子——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谷歌宣称：上帝的密码防线正逐渐崩溃！对此，有分析惊呼，当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相结合，人类将进入一个风高浪急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意味着，借助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人类将能重塑一些组织和器官，可以添加缺少的基因片段，删除不良的基因片段，帮助人类远离疾病和衰老。

“美丽新世界”正在从科幻变成现实，这也令福山在21世纪初就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终结论”。2002年，在他提出“历史终结论”13年后，他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颠覆了自己之前的看法，认为“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

弗朗西斯·福山承认，当初的“历史终结论”并不牢靠，未来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严重的挑战则来自现代科学，尤其是生物技术革命。

“福山主义”下的科技命题

很少有一本著作像《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那样一经面世就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核心描述的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最终的平衡状态和稳定状态。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称其为“福山主义”。

现在回头看，冷战结束时出现的这种“历史终结论”多少是一种武断的想象。2014年，福山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做新版序时承认，“在1989年那段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对政治发展的本性尚在雾里看花。”

这些“雾里看花”除了表现在政治领域，也表现在对科技进步的理解上。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信息技术以及其与生物技术的融合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于技术异化的恐惧还不像今天这样显著。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描述作为不断进步的历史运转机制时，把现代技术置于一个很高的地位上。福山评价说：“科学方法的发现令历史有了之前和之后时期这样一个基本的、非循环的区分。而且它一旦被发现，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不断展开，就为解释后来的历史发展的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方向性机制。”

人类十八、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的历史让他注意到技术的不同层面，一方面，技术变革的加速帮助欧洲列强征服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技术传播则又使得第三世纪国家在20世纪重获自主权和国家发展。“无论人是否在意，现代自然科学都把自身强加于人：绝大多数国家若想保持民族自治，就无法排斥现代性的技术理性主义。”

而在论述他的“历史具有方向性”这一命题时，他最终想表明的是，历史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结果，在朝着一个前后连贯的单一方向前进。

在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之后，他却提出了一连串设问：如果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导致了方向性的历史，那么自然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可以不去发明它吗？可以不让科学方法在支配我们的生活吗？工业化的社会有可能返回到前现代的、前科学的社会吗？总之，历史的方向性是可逆转的吗？

福山努力证明抛弃科学技术是错误的，为此，他还引用了乔治·米勒导演的电影《冲锋飞车队》来告诉人们一旦回到前科学时代是多么可怕。他还把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霍梅尼和宗教激进主义、极端环保主义者都归为反技术主义同类，他们的共性是对技术和合理化社会的有意排斥。

在让—雅克·卢梭那里，福山找到了现代极端环境主义的理论源头。福山认为，卢梭是第一个质疑历史“进步”之善的现代哲学家。卢梭坚持历史的变化只会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人要有可能得到幸福，就必须从现代技术的单调工作及其创造的需要的无限循环中摆脱出来，恢复自然人的某种完整性。

对此，福山最初一直试图证明卢梭对科学的排斥是错误的，他旨在证明，如果进步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支配是不可逆转的，那么一种方向性的历史，以及所有其他随之而来的多种多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可逆转的。显然，在福山那里，现代科学技术是具有引导性的，是助推“历史终结”的主要工具。

福山还是“福山主义者”吗？

2000年左右，弗朗西斯·福山写《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时承认，在后来思考1989年为《国家利益》杂志撰写那篇《历史的终结》所遭受的批评时，“只有一个论点让我无从反驳：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

当时的全球科技的大背景，是2000年6月26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6国科学家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工作已经完成。福山注意到了这一巨大的科技进步，并认为这“将延伸出更多深刻的变革”。而在21世纪初，福山也注意到，赫胥黎当年所预想的许多技术，如试管授精、代孕母亲、精神药物等，基本已经成为现实。

一系列曾经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猜想一旦变成现实，对人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和难以想象的，显然福山也受到了巨大冲击，他宣称，“目前我们已经接近科技的终结点，似乎我们正处于生命科学进步的里程碑时期。”

这再一次让他想到了《美丽新世界》，并对自己曾经满怀热情而推崇的科技进步变得忧心忡忡。他说，《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也许健康富足，但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他们已不再需要奋斗，不敢去梦想，不再拥有爱情，不能感知痛苦，不需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不再组成家庭，也不用去做任何传统上与人相关的事。他们身上再也没有了赋予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

弗朗西斯·福山还引用生物伦理学家利昂·卡斯（Leon Kass）的话说：“与忍受疾病或奴役之苦的人类不同，按照《美丽新世界》中的方式所丧失人性的人们并不痛苦，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泯灭人性，更糟糕的是，即使知道也并不以为然，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拥有奴隶幸福的幸福奴隶。”

新技术的发展对他的“历史终结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所以，他宁愿冒着巨大的风险要跨领域写作这本《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对此，他说：“当前生物技术带来的最显著的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带进历史的’后人类’阶段。”

福山的“后人类”时代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同样令人不安：人类基因与其他物种相结合，人性消失，人类的概念模糊不清，等级更为森严，竞争更为丛林化。

14年后，尤瓦尔·赫拉利（以下简称赫拉利）注意到了技术革命的加速，尤其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更多的结合。他认为二者的双重革命，让人类这个物种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并担忧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会大大扰乱人类心智系统，甚至造成崩溃。

赫拉利虽然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以为然，但在科技进步与人类关系的问题上，显得更为消极和悲观，他甚至担心，现代科技的发展——无论是生物工程，仿生工程还是无机生命工程——都为少数人提供这种优越性意识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人类技术是否能最终导致一个理想中的“终结点”，以及是否能服务于多数人的平等目标，福山此时已经不再像写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时那样对技术抱有坚定的乐观态度。他觉得国家权力应该去监管生物技术，而且，新的监管制度应当强而有力。

有人注意到了他的微妙改变。2014年10月，英国《卫报》曾在网上邀请读者向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发起过一次提问。齐泽克在回答问题时称：“十分有趣的是，甚至福山他自己也不再是个福山主义者，他承认《历史的终结》过时了。”

齐泽克列举了当下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他称之为“一系列潜在的灾难性问题和对抗”，比如生态危机、财政危机、知识产权危机，他还重点提到了一个人类难题：谁将控制生物遗传技术？

齐泽克认为，搞不好，未来的人类世界就像美国电影《极乐世界》里的情景。《极乐世界》讲述的是2159年的世界。当时，世界已经截然割裂为两个空间，富人生活在无污染的人造空间站Elysium（极乐世界），而穷人则在废料成堆、人口过剩的地球上苟延残喘。两个空间之间存在沟通的渠道。但是，朱迪·福斯特饰演的“极乐世界”统治者罗兹严格禁止穷人向Elysium移民。

福山的“药方”

与赫拉利一样，福山转而对现代科技充满警惕的出发点更多是基于维护他构建的“历史终结论”，即使在2014年，弗朗西斯·福山为他的那本引起广泛争议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做新版序的时承认自己当年尚在雾里看花，但他还是强调说：“我认为，我的根本思想仍然基本正确。”

但很多观察者认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发表15年之后，恰恰是资本主义自身发生了严重危机。如果单就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来看，福山后来也承认，信息技术的革新虽然分散了权力，但是，它们也损害了低技能的工作，对一个广泛的中产阶级的存在造成了威胁。

进一步具体到生物技术，他说：“未来生物技术将巨大的潜在利益与有形且显明、无形且微妙的威胁混合在一起。”面对威胁，福山认为答案是明确的，即应当使用国家权力去监管它。而如果事实证明它超出了一国权力的管辖，那么就需要在国际基础上监管它。

在他看来，这是一条中间道路，因为在使技术仍旧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成为人类的主人的过程中，既不可能允许一切，也不可能禁止有前景的研究。

为此，他甚至批评过去三十年全球范围内掀起的那股解除经济领域国家管制的风潮，这种风潮从航空业蔓延到通讯业，乃至进一步缩小政府的规模与管辖的范围。他认为，“这种对管制的条件反射式的厌恶，是将人类生物技术置于政治管辖之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这一点上，这位自由民主制度的捍卫者也或多或少表现出了矛盾性。

但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他对信息技术是网开一面的，当时他认为，信息技术带来许多社会进步，而相关的危害却是微量的。

但到2021年年初的时候，福山改变了他对信息技术革命的宽容态度。在年初的《外交事务》上，他撰文呼吁，要从科技中拯救民主，终结大型互联网公司的信息垄断 。

此时，全球还被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笼罩，美国更是深陷疫情肆虐之中。福山注意到，美国经济正在发生众多改变，其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增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多转移到线上，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现已更名为Meta）、谷歌（Google）和推特（Twitter）这些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前就已经很强大的互联网平台变得更加强大了。”

互联网技术为人们带来了便利，但福山提醒说，这类带有主导性的企业的出现也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对政治沟通的强大控制力值得警惕。

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包括数字化垄断、大数据滥用，尤其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在社交网络上以信息战的方式全方位展开时，都令福山对大型互联网公司对市场竞争的破坏以及传统权力运行的威胁充满担忧。他注意到，与传统公司不同，大型互联网公司不争夺市场份额，它们争夺的是市场本身，他们能轻易破坏竞争扭曲市场。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比经济危害更加严重。”福山说：“这些平台积聚了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它们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左右选举。”赫拉利也对大数据算法可能导致数字独裁而忧虑，他认为当所有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时，大多数人不只是被剥削，还会如草芥般无足轻重。

过去几年中，各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信息技术领域的管控，比如，欧盟试图对这些大型互联网平台实施反垄断法，美国也逐渐改变温和的态度，从2019年开始，美国开启了对谷歌、苹果、亚马逊以及Facebook四大科技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调查，并对四大公司提起了反垄断诉讼。

在福山看来，制约大型互联网平台权力最显著的方法仍是加大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但在加大市场竞争上，他却悲观地看到，美国和欧盟都不太可能像拆分标准石油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那样拆分Facebook或谷歌。

而在加强政府监管层面，他面临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他悲观地称：在美国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监管却不太可能奏效。他以广播电视的鼎盛时期举例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通过了公平原则，要求网络在政治问题上保持“平衡”报道。共和党人却声称这些网络并不公平，它们对保守派有偏见，在他们无情的攻击下，联邦通信委员会于1987年废除了这一公平原则。

经过特朗普时代，美国社会已经变得更为分裂和两极化，而围绕信息技术、大数据和社交媒体形成的混乱与垄断加速了美国进一步的两极化。因此，福山无奈地说：“今天，对类似是否屏蔽总统的某条推文的情况，无论监管机构作何决定，都会引起很大争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王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