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宁爱有瑕疵的人，不造乌托邦的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ID：ifengbook），作者：宗城，编辑：巴巴罗萨，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11月11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纪念日。生前，他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是富有争议的斯拉夫主义者和沙皇拥护者，在他死后，人们怀着对其作品的崇敬，将他供奉在文学界的奥林匹斯山上。

然而被神化的他，是一个符号化的他，我们纪念他的伟大，同时也该有直视和正视他的勇气。毕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里，还有一堂关于“具体”的课——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类。今天，我们宁爱不完美的人，不造乌托邦的神，唯有如此，才能对神坛上的雕像祛魅，从而真正看清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独特，以及他留给今天的财富。

1. 说胡话，发疯，发热病，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一生

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俄国莫斯科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是退伍军医，母亲是一名仁慈开明的家庭主妇，正是在母亲的支持下，他接触到普希金等人的文学。在他不到10岁时，父亲获得了贵族称号，在外省购买土地和庄园，拥有几十个农奴，但没过几年，庄园就在一场意外的大火下夷为平地，农舍、粮库和牲畜圈也化为乌有。年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家庭的大起大落，也听到贫民区、裹尸布和死难者亲属的哭声。16岁那年，他的母亲死于肺结核，两年后父亲离世，一说是自然死亡，一说是被农奴杀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癫痫症。他从小患有癫痫，9岁首次发病，之后伴其一生。这病遗传自他嗜酒父亲的基因，父亲性格暴烈而专断，醉酒后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描绘的父亲一样犹如暴君。在暴力、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下度过童年的陀氏，从小有着精神病人般的面庞，颧骨瘦削，嘴唇苍白，脸上的笑容虚弱又散发着神秘诡谲的气息。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1.11-1881.2.9）

后来的岁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文学界的盛名，生活也有妻子的照管，但癫痫症始终如同魔鬼般缠绕着他。从三十九岁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每一次癫痫症发作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据说直到他五十九岁去世为止，本子上一共记录了102次癫痫发作，平均每三个星期一次。对于病情发作前那一刹那的濒死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借主人公梅诗金之口讲过：

“他的癫痫症几乎紧挨着发作之前总有那么一个阶段（除非不是醒着的时候发作），在忧郁、压抑和精神上的一片黑暗之中，他的大脑会不止一次地燃起转瞬即逝的光焰，他的生命力在不同寻常的冲动之下会一下子全部动员起来。在那些持续时间不比闪电更长的瞬息中，生命的感觉、对自我的意识几乎增强十倍。思想和心灵被一种异光所照亮，他所有的激动、所有的怀疑和所有的不安顿时都告平息，化为最高级的安谧，充满明朗、和谐的欣悦和希望，充满理智和最终的答案。但这些转瞬即逝的瞬息还只是发作随之真正开始的最后一秒钟（至多一秒钟）的前奏。”

在发病的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不忘加一句黑色幽默：“患癫痫症的穆罕默德大概就是在这一秒钟内，还不等被碰倒的水罐流出水来，就察看了真主的所有住所。”

纵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这种病态是他笔下很多人物的特征。例如《白痴》里的梅什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麦尔佳科夫都患有癫痫症，《涅朵奇卡》中的叶菲莫夫、《脆弱的心》里的瓦夏、《女房东》中的卡捷琳娜都有疯病，《群魔》中的列比亚得金娜有疯病且瘸腿，《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患有热病……对于他围绕主人公们所受精神折磨进行的大量语言描写，陀氏爱好者有一个打趣的说法：“老陀的癫痫症又犯了。”还有并不推崇陀氏的屠格涅夫，称之为“我生平遇到的基督徒中最邪恶的一个”，对这种风格也进行过“吐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每隔两页，他的主人公就要说胡话，发疯，发热病。”

因癫痫症及其带来的时而狂喜、时而大悲的精神体验，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一种天人交战般的内心焦灼感。但这种文字间的气质不仅来源于此，实际上以1849年“假死刑”为分界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和思想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1849年之前，他是一位受空想社会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影响的作家，笔下有不少追求艺术创新的作品。直到1849年以后经历了真实的“致命体验”和漫长的流放岁月，他的写作才真正走向成熟。

2. 使灵魂得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书写的主题

让我们把时针调回，重返起点。1846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有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他发表了处女作《穷人》，让批评家别林斯基读到后惊叹：“俄国文坛又出了第二个果戈里！”那时候，意气风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视自己为文学天才，关注新潮思想，反对专制集权，像许多信奉着浪漫主义的俄国青年一样渴望展翅高飞，做自由的飞鸟。

为了追求自由，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视倡导革命的别林斯基为榜样。1849年4月23日，小组成员因卷入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被捕，被押赴谢苗诺夫校场执行“假死刑”。然而，行刑前最后一刻，沙皇颁布特赦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罪犯因此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在天寒地冻的鄂木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服了四年苦役，周遭也不再是大都会与文学小组，而全是俄国社会的“失败者”。1859年，他回到彼得堡，但依然被内务部秘密监视，此后的人生在赌瘾、债务、病痛里越陷越深。

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任妻子玛利亚因患肺结核久病不愈死亡，让他大受打击。1866年，他又陷入一场出版纠纷，如果不能在约定时间交出一部长篇新作，便要向出版社赔偿高额违约金，全部著作也将在接下来的九年间转归出版商所有。最终，一位年轻的学生安娜·斯尼特金娜担任他的速记员，在其口述下帮助他完成了小说《赌徒》，度过这场危机。这位安娜，后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迎来了写作“高产期”，相继创作出《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名作，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上帝，认为没有崇高信仰的生活不值得过，因而回顾他的作品，必须关注他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书写宗教现实主义的现实。这使得他的文字在呈现出人心宛如深渊的一面的同时，还萦绕着神秘、眩晕的光晕，结合叙事中的大段呓语、疯癫，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叙事”。

《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他在书中探讨了一种现代性危机，即人类杀死上帝、推翻神圣，自己渴望成为万物法度时所面临的自毁危机。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名字，在俄语里有“分裂者”的意思，最早被用于描述东正教教派里蔑视上帝的分裂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上帝的权威被消解后，人类走向个人中心主义、激进主义的产物。而另一位主角索尼娅，心性善良，仁慈宽恕，她信奉上帝，警惕人类的界限，象征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的希望。

《罪与罚（1970）》剧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里不乏索尼娅这样的人物，比如《白痴》里的梅诗金。《白痴》动笔于1867年秋天，出版于1868年。其中的梅诗金是基督的化身，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理想人格的化身。在与好友的书信中，陀氏说，自己力图塑造一个完美的道德人物形象（梅诗金），因为“在一个是非颠倒，善恶混淆的年代，没有比描绘一个美好的人物更难，也更紧迫”。

十九世纪中后期，世界正处于两次工业革命的巨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让世人意识到一个沉默而酝酿着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幽灵，赫胥黎和达尔文则用进化论挑战上帝造人的权威。在处处飘荡着进步气息的西欧世界，上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基督徒依然人数众多，但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已经动摇，陆续投入了科学和自由主义的怀抱。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坚持信仰的可贵，他思考的问题是：“上帝若死，谁来救赎人类的灵魂？高举自由旗帜的人们，又该如何克服纵欲与虚无的喧嚣？”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上帝提供了一个高于人的尺度，这是否可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必须认可世界上存在一个高于人的神秘，唯有这样，正义才能被裁决，贪婪之人才会有敬畏。也正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笔下的正面人物赋予了两个共有的品质——敬畏和谦逊，使人的灵魂获得救赎，也成为他几乎所有小说的题中之义。

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故事改编自一桩真实的弑父案，其中的卡拉马佐夫家族里，既有老卡拉马佐夫这样象征着父权制与传统的家角色，也有拥有仁爱之心的阿廖沙、宣扬无政府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伊万和拜金主义者德米特里。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坦陈“贯串全书的主要问题，正是我自觉和不自觉地为之苦恼了一生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

《卡拉马佐夫兄弟》剧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思索的问题，是人如何拯救自我。通过后来的书写，他还试图探讨，人类确实存在真正的自由意志吗？在现实的经验中，一个人究竟是被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成分支配，还是无时无刻不受到环境的牵引，受到某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改造？在他看来，人对自由的追寻和他们的失控是一体两面。非理性的火焰在诱引着我们，使我们伤害、失控，做出理性的自我无法允许的行为，但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类永远不会磨灭的欲望，只要尝试过自由意志的甜头，他们就会“一刻不停地要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不是一颗小钉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深刻思想奉献给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系列。只可惜，写完《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一部的次年，因为搬动书桌时用力过猛，导致血管破裂，陀思妥耶夫斯基意外离世，终年60岁。他留下了未完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二部，这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作品，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曾说过：“作为作家，我有很多缺点，因为我自己第一个就对自己不满意。我在做自我反省的某些时刻，常常痛苦地看到，我所表达的东西不是我原本想表达的，我能表达的只是我想表达的东西的二十分之一。”

3. 年老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年轻的自己的敌人

1849年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左翼青年，但在1849年后，他成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对立面。这种反差，是如今纪念他的人无法回避的。曾经他崇敬别林斯基的革命立场，但后来，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战，称别林斯基是“祖国自觉的敌人”、“俄国生活中最可恶、最愚蠢和最可耻的现象”。

这种矛盾还可见于他对屠格涅夫的评价。1845年11月16日，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赞美屠格涅夫是“诗人，天才，贵族，美男子，富翁，聪明，有学问”，自己“几乎爱上了他”。1867年，步入中后期的陀氏却对朋友说：“我不喜欢他（屠格涅夫）那贵族派头、丑角模样的拥抱，他一面拥抱，一面试着接吻，但他伸给你的却是面颊。”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暴力革命、集体狂热的批判尚可以理解，那么他晚年对沙皇的歌颂、对俄国对外战争的美化，乃至于对一切青年抗争运动不加辨明的排斥，则与神话塑造的“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去甚远。

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对沙皇统治，一方面跟他对暴力革命和西化思潮的忌惮有关，另一方面也跟1855至1881年间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相对开明有关。在其任下，俄国不但废除了农奴制，而且放宽了书报审查制度。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解放农奴，陀氏欢欣雀跃。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爆发，他特地跑到教堂里，为俄国人民虔诚祈祷。晚年，他还在信件里写：“我们的宪法体现了君主对人民、人民对君主的互相的爱”，“我们国家的本质不是征服，而是爱”，俄国的使命是“显示全世界从未见过的俄罗斯基督”。

可以想见，如果活到十月革命，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是反对的一方。他反对立宪、拥护帝制的观点，在学术界和舆论场都富有争议，有人认为他对暴力革命的警惕是正确的，苏联的历史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也有人认为，陀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晚年对君主的歌颂暴露了他的局限。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唯心主义作家，他追求艺术的崇高美感，渴望创造时代的典型人物，而非内向个人，发掘道德上的美感，而非遁入虚无主义和欲望的狂欢。他曾说自己试图创造谦逊而伟大的人物，使其在茫茫黑夜中犹如路灯，指引有罪之人走向灵魂得救。这种对崇高的迷恋让他摆脱了个人主义的虚无，可是，对于宗教的美化、对现代性的恐惧，乃至对于暴力革命一昧的排斥，让他在现实中成为一位固执又狂热的传统拥护者。他害怕革命摧毁神灵，却回避了殖民地民众的苦难，他沉浸在对上帝消逝、人类走向荒原的悼亡，却又选择性无视教徒们以神圣之名发起的迫害、沙俄政府对殖民地和社会底层的掠夺。

洞见、浅薄、冷峻、狂热、傲慢、慈悲……最深刻的长篇小说家、最苦难的癫痫患者、最笨拙的牌桌赌徒、最虔诚的宗教信徒、最直白的斯拉夫主义者……一个妻子眼中的纯粹之人，一个屠格涅夫笔下的犬儒主义者，或许，这些都是他，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4. 人们越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越反衬出这类作家的退场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手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见人。这是彻头彻尾俄国的特质。……他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这不得当。我是在至高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深渊显示于人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写实主义，并不是非虚构意义上的写实，而是一种灵魂真实，是通过小说来呈现人类精神世界的真实。他认为“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构成了“现实的本质”，“艺术中的虚构是有限度的，也是有规则的，虚构应尽可能接近现实，以期达到使我们几乎要信以为真的程度”。

如果穿越到当代，他可能会反对“纯文学”的提法，因为在他看来，没有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总是在不同介质的混合中呈现给读者。文学的唯美固然可以通过文字技艺来呈现，但如果我们对它的追求是通往一种更深刻的真，那么文学就必须走出“纯粹”的桎梏，具有不怕面对脏东西的勇气。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脏文学”的代表。在他的笔下，世界呈现出复杂而肮脏的面目，人类所面对的，也不是抒情的童话或幻想的乌托邦，而是漫长而泥泞的现实，是智者也无法用理性全盘归纳的精神深渊。这种书写具有黑洞般的魔力，它的深邃，在于能够坚定地探寻人类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

纪德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构想的人物时常乖戾乃至疯狂，有许多不合情理的念头和不负责任的行动，然而却如同荒唐的梦境其实是对潜意识的最佳揭露，读者也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漫长荒诞的叙事中读到写满预言的羊皮卷，因为，我们能感觉到，他刚刚触及了某个属于我们真实生活的隐秘点。”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法] 安德烈·纪德  著，余中先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是在巨大的焦虑中写出的。他赌博、欠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承担高强度的专栏写作，他也羡慕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那样充满闲暇的生活，自己却只能日复一日与泥泞、黑暗和恐惧做斗争。这种环境的影响，也间接导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高度紧张和混沌的质感，乃至一种充满暴力和歇斯底里气质的写作风格。

当代小说家阿乙曾说，他渴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致命经验：“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的人生、写作都跟这个很有关系。等于是从刑场上拉上来了，还有一起拉到刑场上的一个人当场就疯掉了。我们缺乏这样的致命经验。”致命经验反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写作，他对生活中煎熬部分的持续接触，包括参与运动、参加论战、几乎被枪决、被流放，承受和克服现实带来的生存压力，那种生死场始终压在灵魂上的重负，给予了他持续的震颤体验。

在上帝已死成为流行口号的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写作视为奉献神明的天启，他信奉崇高，把自己的文学作为对抗虚无主义的武器，这使得他的文字兼顾了深刻的现实感，又具备了近现代小说愈来愈稀缺的“心灵史诗”的品质——那唤起人们思考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的力量。这种“现实的煎熬与天启的使命感”双重熔炼，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学。

他把小说这一文体的深度，尤其是在哲学、宗教、神学等维度上的深度，开拓到前人所未有的高度。直到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未褪色，反而愈发彰显着强劲的生命力。他的小说不是对现实的回避，而是在对现实的逼近中，对灵魂的一次次漫长跋涉。他既不提供乌托邦的幻影，也不对现世进行抒情的美化，而是向世人展现生存的艰难。但到头来，他想要告诉读者的不是逃避，而是面对，去正视和严肃地审视人生，全情投入地活下去，哪怕生活在阴沟里，也不放弃对星空的渴望；哪怕眼前是命运的巨兽，也不放弃斗争的勇气。

今天不缺乏文学技巧精湛的作家，但缺少如此直面哲学问题、具备跨学科能力、持续如一地面对肮脏现实的作家。在一个崇高消亡的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绝迹，人们越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越反衬出这类作家的退场。如今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作家，正如同中国很难再有第二个鲁迅。

陀思妥耶夫斯基留给后辈的遗产，不仅仅是他横跨文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写作能力，在今天，当我们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也是在纪念，一个人肩住命运的重负，直面肮脏现实的决心。

感谢糜绪洋、魏东对本文的校对

参考资料：

1、【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

2、【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03；

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

4、【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2-5；

5、【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臧仲伦译，漓江出版社，2019-10；

6、【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收入《穷人》《白夜》《赌徒》，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1；

7、【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人不单靠面包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冯增义/徐振亚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0；

8、【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上下），郑文樾/朱逸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1；

9、【美】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至第4卷，戴大洪、刘佳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020年；

10、【美】乔治·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忠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0；

11、【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倪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

12、【法】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余中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3；

13、鲁迅：《<穷人>小引·集外集》，《语丝》周刊第八十三期，1926-6；

14、鲁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原刊日本《文艺》杂志一九三六年二月号，中译文见于1936年2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九卷第二期和《海燕》月刊第二期；

15、余凤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世界文化》2020年第1期；

16、陈燊：《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选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总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7；

17、沈河西：《专访 | 阿乙：我渴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致命经验》，澎湃新闻，2017-12；

18、李建军：《徙倚乎伟大与庸陋之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文学思想》，《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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