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种地的日本嬉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真真，编辑：简晓君，原文标题：《在中国种地的日本嬉皮：换个地方，重新把人生游戏打通关丨人间》，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松阳蛤湖村出了桩新鲜事，整个大东坝镇的人都在打听：村里来了个日本人？不对，不是一个——是一男一女，带着三个娃娃，一大家子，上了年纪的村民揣测，“那个日本人会叫很多日本人过来，这个村子就被偷掉了！”

老包是村里最早得到消息的人。去年夏天，他听说有个日本人想租他的二层老房。那里原是种植香菇的地方，已经空了好一阵。到底看上了啥呢？老包没细想，就把房给租了出去，3000块一年。

就这样，在村民们的议论中，上条辽太郎与妻子上条绫子带着孩子和空、结麻、天梦搬进了这幢自建砖房。过去七年，他和妻子在大理酿酒、染布、践行自然农法、用怪异的澳洲乐器做音乐、自己在家接生并拉扯大三个娃。如今来到松阳乡下，生活的不确定性再次展开。

一家人在松阳的新居门前。（受访者供图）

一

松阳位于浙西南，多山，交通闭塞，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外人所知，直到近几年的乡村改造与民宿热潮，才将这个小县城推到众人面前。人们称这里为“江南最后的秘境”，“秘境”二字包含了太多浪漫想象，但抵达的路途并不容易。飞机落地温州，再坐1小时高铁抵达丽水，挤上座椅扁塌的小巴车，再昏昏欲睡1小时，松阳县城总算到了。来过你就知道，古村落能在这里保留下来，不是没理由的。

从县城打出租车前往蛤湖村还要30公里，上条辽太郎只发给我一个模糊的定位，让我进村给他电话，他出来接。一路上，司机大叔对我的目的地很是疑惑。

“你来旅游的？”

“来见朋友。”

“网友啊？”他拖长了调子，意味深长。

“不是啦，我朋友一家刚搬到这儿，我来看看。”

“那肯定是很好的朋友咯？不然谁跑这么远过来。”

在松阳，像陈家铺、杨家堂这样的村子名声在外，人们从世界各地而来，专爱往村子里钻，然后以一两千一晚的价格住进网红民宿，司机大叔对这些早就见怪不怪。但蛤湖村平平无奇，既没有奇山秀水、青瓦老屋，也没有网红民宿，唯一值得说道的，就是村里人多姓包——据说是宋朝包青天的后代——政务网站的村子简介还补充道：精忠爱国在蛤湖人的血脉里世代传承。

车子经过穿山隧道和水库大坝，最后停在蛤湖烟酒小卖部前。很快，辽太郎抱着孩子出现了。

在中国，辽太郎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六”。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33岁要略大一些，穿一件软塌塌的灰色卫衣，牛仔裤上满布泥点，就在你以为这是个道地农民时，他头上的彩虹色毛线帽、打结的长发和浓密的胡须，又在提醒你他的嬉皮本质——除了种地，他最爱的就是玩音乐。我想起一个大理朋友的评价：大理只有一个真正的嬉皮，那就是六。

六和小儿子天梦。（真真/摄）

3岁的小儿子天梦兴奋地在他怀里乱扭，脸颊上冻出了高原红；银灰色棉袄，两条裤腿上全是灰。带我穿进背后的泥土路时，六指了指眼前那栋小屋，门前的洼地里种了菜，养了鸭子，门口水泥地坪上还堆放着儿童车，云南牌照的摩托车只剩下一侧的反光镜，屋檐下晾晒了一排五颜六色的儿童衣物，典型的中国农家景象。

六在房前养了鸭子。（真真/摄）

二

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躲不开这样一个发问：你为什么来中国？对于六来说，这个问题会更复杂一些：你为什么会来中国……种地？

多年下来，他总结出一个标准答案：缘分。

六出生于日本千叶县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工作，朝九晚五，日日往复。他小时候热爱足球，和大多数男孩没什么不同，进入叛逆的青春期，他留起了脏辫，流连于东京的电子乐俱乐部，打工时误入讨债公司，依靠演技和骗术拿到了丰厚的报酬。

从18岁开始，他的生活便是一连串的逃离。年轻人的反叛是对上一代生活方式的质疑与挑衅，为一家企业效力终身，这样的未来他从未期待过。他从大学休学，去往澳洲打工旅行，在那里头一次接触到农场生活和森林电音派对，也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碰撞。

回到日本后，他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在国内外四处旅行，以工换食宿，干起了农活，学会了开拖拉机。

一次在印度学习瑜伽的旅程中，他接触到“自然农法”。这种种植方法源自日本，1940年代福冈正信提出构想，倡导不耕地、不施肥、不打农药，让农作物按照本来的样子生长，和周围环境实现良性的自然循环。和瑜伽一样，自然农法关乎身体与精神，在六看来，吃自然生长的植物，心也会变得干净。虽然那时他尚未明确未来的方向，但当他和日本的朋友们尝试在乡下边玩音乐边耕种时，他发现依靠土地也可以生存，逃离上一代朝九晚五的生活模式，或许会成为一种可能。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2岁：在一次爬山过程中，他从山顶摔下，断了一条腿，被直升机救回一命。此前一位四国的朋友自杀离世让人惋惜，而这次，他发现死亡原来离人如此之近。

短暂的磨难与停滞有时更能让人看清生活的本质与内心的渴求，病床上，他审视着过往飘忽不定的生活——在日本，人们用“脚不沾地”来形容这种状态。现在从高处跌落，像是命运的暗示，“你该回到土地上”。

伤好后，在朋友父母的拜托下，他用40天时间徒步走完四国岛88座寺庙，历经1300多公里，这在日本被称为“遍路”，是一趟朝圣旅程。他发现人生很像“遍路”，“有时困难，有时轻松”。命运就这样埋下伏笔，一条不寻常的路已在他眼前展开。

那时他从未设想过这样的生活——在另一个国度娶妻生子，男耕女织。但在2011年抵达大理后，一连串的巧合造就了命运。是巧合让他在清迈遇见了当时的女友绫子，绫子与他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从未在公司稳定工作过，总是边打工边旅行，切换着目的地；也是巧合让一个小生命降临，让他们迅速进入到父母的角色，顺理成章在大理安了家，一住就是7年。

六在大理的住处，门上贴着三个孩子的名字。（陈雨潇/摄）

大理是藏龙卧虎之处，各路神人归隐于此，不同国籍的大厨、农夫、音乐人、画家汇集，在传统的白族乡土社会中，这群外来新移民以爱好和志趣组建起自己的社区。在这里，只需要去聚会和派对上喝几次酒，就能迅速建立起一个关系网。而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民路，或是人头攒动的柴米多市集，只需几次照面，陌生人也能发展出友谊。

2018年，作家苏娅在与六一家交往数年后，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出了一本以他名字命名的书。一时间，这个在大理种地的日本人被许多媒体报道，人们羡慕他逃离城市后开启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好奇他如何将种地和做音乐调和，让农民与音乐人的身份实现统一。在很多人眼里，六成了大理新生活的代言人。

2019年，六和法国画家John在大理流动杂耍艺术节上演出，手中的乐器是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陈雨潇/摄）

我眼前的六矮小精悍，黝黑的脸上一半都是胡须，一说话便随之抖动。他早已习惯人们的到访，面对陌生人也没有过多拘束，既热情交流，又保持着一些距离。他领我进屋，堂屋里铺着榻榻米，成为了孩子们的游戏房，左侧是还未收拾就绪的工作室，里面堆放着他带回的种子、自酿的味噌、米酒，以及大件的榨油机等工具，右侧是客厅连接着开放式厨房。

“喝茶还是咖啡吗？”客厅里，上条绫子露出腼腆的笑，用生涩的汉语问我。她用宽宽的发带将长发束起，只露出光洁的额头，没化妆，但皮肤洁净，穿一件发旧的灰色抓绒帽衫，朴素而好看。在中国，朋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阿雅”。

尽管是农村的老房子，但客厅里收拾得洁净有序，冰箱上用便利贴写下了孩子们最近的计划，大儿子和空在8公里外的镇上读小学二年级，由六每天开车接送；二儿子结麻在隔壁的幼儿园上课，走几步路就能自行往返；小儿子天梦还能享受半年的放养生活，等进入幼儿园，阿雅就能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踏着木楼梯上到二层，这里是六的音乐工作室、卧室和客房。工作台上摆放着做电子乐所需的笔记本电脑、MIDI控制器，也有传统乐器尺八，云南的民间乐器口弦，墙角显眼处则放着一根长长的迪吉里杜管——初到大理时，六就是在古城博爱路上演奏这种乐器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六自己做的烤箱，可以烤披萨和面包。（受访者供图）

他按下电脑播放键，电子乐的节奏与旋律响起，接着取出迪吉里杜管，低沉浑厚的乐声融入到鼓点中。过去他常常在市集和音乐节演出，在自己编写的电子乐框架上加入传统乐器的即兴演奏，也会搭配佛经的吟诵。“我做的音乐会有我的味道，因为我也种地，不像其他producer。”他笑道。

有时候人们对身份的理解太固化，农民和电子乐制作人之间似乎隔着无法越过的鸿沟。对六而言，澳洲森林派对、印度瑜伽打坐与日本乡下的自然农法，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他渐渐发现福冈正信的理念并非只是种地的方法，更像是一种philosophy（哲学），包含着全部的人生态度。

“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人，我的音乐不是土，是有味道的。种土地的人也会发现原来我们还可以做音乐，这样就没有界限，也能吸引到更多人。”说汉语时，他常伴有停顿、思索和重复，循环使用简单的字句以抵达意义深处。

六和妻子阿雅在准备晚餐。（真真/摄）

三

回到客厅圆桌旁坐下，1月的松阳气温降到零下，比起大理干爽温和的气候，此处的湿冷显然需要花时间去适应。阿雅用日语和丈夫沟通一番，六捧起砍好的柴火，点燃后放入自制的壁炉，屋子渐渐暖和了起来。

我想象着这样一个五口之家，既要携带日常生活物件，又要搬运大型设备，搬家会是怎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当初又是什么样的念头，让他们决意离开生活了7年的大理？

“为什么离开大理呢？”六自言自语思索道，接着给了我一个出其不意的回复，“大的原因是，那边的生活太好了。”

哪有人会因为生活太好而逃离的？我心里暗忖。六向我解释：“因为太稳定，有很多朋友，经济方面也没有问题，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我在干嘛，跟本地人关系也还不错，我跟阿雅考虑，我们一直在大理，也不可能。我种东西，在大理的环境里，已经花了很多年，其实确立了，地也养得很好，再做下去就是做同样的事情。”

这下听明白了，原来是要逃离舒适区，在其他地方重新实验种地这件事。

在六的世界里，困难仿佛是乐趣的同义词。回想着初到大理时，他不会说中文，也没有老婆，独自面对重重阻碍，用时间去克服，看着生活一点点变好，就像游戏打到通关。这种感觉他想再来一次。

2019年，六和两个⼉⼦在大理收割⻨⼦。（陈雨潇/摄）

离开大理的首选并不是松阳。最开始，浙江一家企业邀请他们入驻一座小岛，还开出了宽松的条件，让他们既能实践自然农法，又能分享自己的种植经验。一家人就这样带着一卡车家当从西南迁徙到岛上，开始了全然陌生的生活。

然而到了岛上，生活的不便利越发显现。尽管小岛有着自己的生活体系，但缺少基础的配套设施，采买物资和两个孩子上学，都需要经人协助才能坐船前往岛外。过程中，他重新审视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过去他离开日本云游四海意味着自由，在大理与妻儿一同安于田野也是自由，如今岛上的这份工作提供了暂时的安稳，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限制，这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

那一年的岛上生活六不愿多提，2020年他再次打包行李，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小岛。

搬家离开大理那天，朋友们都前来欢送六一家，邻居Chris把六的鸡抱回家养，结麻则躲在了冰箱里。（上下图为陈雨潇/摄）

命运再一次让他们面临选择，彼时身边有不同朋友向他们发出引荐和邀请。在疫情刚刚缓下来那阵子，他们用一个月时间辗转14个地方物色落脚处。

六喜欢浙江，在这里不仅可以依照当地的土壤环境和自然气候，重新试验自己的耕种方法，同时还能极为便利地去往上海、杭州，这些城市有着相当活跃的音乐氛围——初到浙江时，他已经依靠音乐快速融入到一个新的群体中，在义乌和千岛湖的生活市集上都演出过。

因为汉语没那么熟练，阿雅始终倾听着我们说话。生活的不确定性带给男人的是新鲜感，那么对于家里的主妇来说，离开大理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看向阿雅。

她这才慢慢开口。实际上，在大理她也有自己的烦恼，看似安稳的生活，却经常会受到陌生人的打扰。

“在大理，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一个礼拜十几个人来敲门”。自从他们的故事被报道后，许多旅行者来到大理都会自行摸索到他家，敲响院门。“顿顿顿，”她右手拱起做出敲门的动作，嘴里模拟出声响，自己也忍不住笑出来，“我还可以，我总是说我听不懂”，然后她转向六，“他聊天半小时，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好的人来，有的时候奇奇怪怪的人来，没有打电话”，她努力表达着意思。

不速之客里，有人过来喝茶聊天，还有人过来要个Wi-Fi（无线路由器）一坐就是一下午，而出于礼貌，夫妇俩也不知该如何拒绝。

“我都没办法工作了。”六无奈地笑。在很多人看来，他的“归田园”式生活处处透着清闲，但实际上，日常的每一件事都需亲自操持——水稻小麦要下田耕种，萝卜、茄子、辣椒等蔬菜要留心时令去更换，鸡鸭每天都需喂食，下的鸡蛋要去角角落落捡拾，火麻籽榨油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加工成润肤霜洗面奶，大米加上酒曲发酵能制成米酒，将大米、小麦、火麻籽混合则可以发酵成味噌，麻布搭配植物染料就能扎染出花纹。还有迪吉里杜管，也是他用一棵梨木亲手制成的。

六在制作味噌。（受访者供图）

生活的方方面面，哪一样不需要花费持久的时间与精力去造就？诗和远方多半是骗人的，而汗水和艰辛往往并不轻易示人。

“在大理就是认识的人太多，太累了。”六感叹道。

四

庆幸的是，在松阳暂时没有这个烦恼。过去在大理，他拥有了新的名字与身份，朋友和派对不断；而来到松阳，生活忽然安静下来，一切又回归到家庭和土地。这里供给他足够的新鲜感和自由，既没有大规模的开发改造，也没有外地人或外国人，初来时，认识的人一只手便数得过来。尽管现在，整个镇子的人都知道村里来了一户日本人，但也只是好奇地议论而已。

在松阳，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日本人仍心有芥蒂——半个多世纪以前，日军曾侵占此地长达28天。而大多数村民则对这一家子十分友善，房东老包几乎天天来串门聊天，也常常有人将自家种的菜送到阿雅手中——我们聊天的当口，就有一个阿姨抱着几颗大白萝卜过来了，操着一口无法听懂的本地话，热心地递到阿雅手里。

村民们自发地关照着新来的一家人，他们的到来似乎为这个缺少年轻人的沉寂村庄带来活力，村里甚至还开起了一家民宿，人人都盼望着蛤湖村能因此发生些改变。

六也喜欢和村里人交流。他从村民口中听说了本地的环境和物产。过去，村里人以水稻为生，十几年前开始流行种植香菇，而最近这几年，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多数人去了杭州或上海工作。

初到松阳，六每天忙于装修房子。（受访者供图）

在大理，他已经掌握了生存的诀窍，而在松阳，一切都要重头开始。

重新装修房屋花费了他们好几个月，现在依旧是进行时，从整修瓦片到铺上榻榻米，之后他还打算在户外造一个披萨炉和日式泡池，让生活变得更完整；原本一位企业家打算将一座占地几百亩的荒山交给他打理，合作最终没谈成，他便从村民手里租下2亩荒地先行试验。第一年往往是最难的，要观察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挑选出适合的种子，毕竟光是白萝卜这种蔬菜，就有好几十个品种。

荒地距离此处5分钟车程，我们决定去看看。六发动汽车，连上手机放了一段电子乐。刚到蛤湖村时，他从邻居阿姨手里买下了这辆二手的银灰色面包车，花了8000块，原本4万多的里程数，不到4个月后已经开了5万多公里。

沿村里小路盘旋上山，新修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荒地。远处雾气浓重萦绕在山间，近处是成片的山茶和栗子树，我们沿田埂往深处走，疯长的杂草和灌木攀升到两三米，人迅速淹没其中。

六指着这些杂草告诉我：“没有杂草什么都不能活，有杂草土很肥。”在他眼里，这块荒废了七八年的土地上铺满落叶和树根，土壤很松，虫子和微生物丰富，这一切都意味着土壤肥沃。接着又扭头对阿雅说，这些“kaya（茅草）”可以用来做屋顶。所谓物尽其用。

六在松阳开荒。（受访者供图）

在大理，耕地是现成的，四季气候得宜，大多数作物都能生长。而在松阳则要从荒地开始，将灌木砍断才能开始播种。他还听村民说山上有野兔出没，或许会滋扰农作物生长，只能默默祈祷着兔子能少吃一点。

落脚此地4个多月，经历了炎热的夏秋，湿冷的冬天，他已经根据本地气候盘算好后续的耕种——除了常规的土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外，这里也适合西瓜和地瓜的生长。另外荒山上结有野生的猕猴桃，在大理他从未种过水果，现在也将有新的尝试。

他依旧实践着自然农法。不翻土是为了不破坏土壤里的生态平衡，杂草、虫子、土壤连同农作物是一种共生关系——虫子会吃掉部分菜叶，同时也会吃杂草，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力弱的蔬菜可能会死掉，而生命力强的种子则留了下来。

六珍藏着几十种收集而来的老种子，每一颗身上都藏着自然农法的秘密。在日本农场，杂交种子是主流，它们随现代农业而普及，收成好，效益高，但缺点是下一代种子可能会退化，于是大多数农民不再保留种子。而在自然农法中，农人选用传统品种耕作，收成之后，筛选出长得最好的作物，把种子保存下来。种子和土地相互磨合，在迭代优化中实现了延续和循环，农作物也因此越长越好。

在大理居住时，六和日本朋友摘下植物的种子，收集起来以便来年播种。（陈雨潇/摄）

不施肥则是为了避免另一重问题，化肥会加重土壤中的虫害，于是打农药又成了必然，如此往复便形成死循环。在六的书中，他写道：“我们往往做得太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无穷无尽。在自然农法里，事情很简单：能种或不能种。长不大的就不要种，不能种的就不要吃，因为那是你身体不需要的。”

六并不奢望能在土地上收获满分，也不追求大规模效益，此前在大理种水稻，收成最好的时候也不过亩产400来斤。但许多朋友尝过他种出来的蔬菜，虽然个头不大，但滋味更为浓郁香甜。

五

在松阳，每当他装修或是干农活，都会有本地老百姓跑过来围观。有人会指出他这个方法不好，而他从不辩解。他总结出了一套和村民交流的经验，既不主动灌输自然农法的理念，也不必为方法不同而引起争论，他通常会告诉大家自己正在做实验，“如果你告诉他们农药不好，这样就对立了”。

在大理时，村民们一开始也会怀疑这样的耕作方法是否能有收获，但后来看到田地的杂草间长出蔬菜，证明不除草不打药也能行得通，他们的想法自然就转变了。

在田间劳作。（受访者供图）

房东老包几乎每天都会来串门两三次。他约莫五六十岁，穿深色夹克，头戴棒球帽，儿子女儿都在外面买了房，如今就他独居在村里，有时候他也想过离开，去上海找点事做，发挥余热。

我们来到室外，空气里飘荡着鸡粪的气味，眼前洼地里是六在去年10月种下的萝卜、小麦和洋葱，稀稀疏疏长在杂草间，叶片已经打蔫儿了。

老包用手指着这块地：“你看都死了，种不活。”

“是不是天气太冷冻死的？”我说。

“那为什么我们的菜能活？”他指指远处菜地里，一茬茬包菜圆滚滚，“像他这样不打农药，不开荒，种地是种不来的，你看就种成这样了。”

接着他又指向田埂边：“这些灰就堆在那，也不用，里面是有钾的。”

他露出颇为可惜的表情。在他看来，日本人这个种地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一个日本人跑来松阳种地，你觉得奇怪吗？”我问老包。

“我也不奇怪，我觉得他们是来过生活的，不是开荒种地的。我问他要不要赚钱，他说对钱不感兴趣。”老包笑了起来，又自顾自地说，“还是太年轻啊，他还是在研究，不内行。等3年以后就知道了，看看他有什么手艺。”

六倒不担心自己的手艺，对他而言，在松阳生活最困难的是孩子们的教育。

前一年大儿子和空在岛上读完了一年级，如今则颇费周折转到大东坝镇的小学，这意味着孩子要重新适应新环境，结交新朋友，作为外国人，交流更不易。“孩子比较可怜。”六直言，但同时他也相信，童年时遇到的困难会成为孩子的养料在他长大后帮助他。他始终认为，相较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更为重要，“学校是跟小朋友交流学中文的地方，而我们身边很多艺术家，很多奇怪的人，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大人和这样的人生，我们可以让他们看更大的世界”。

孩子们在溪涧玩耍。（受访者供图）

每天下午4点，六会开车去小学接和空回家，这时阿雅会准备好一小份点心便当，让孩子在路上能垫垫肚子。和同学们相比，和空显然要幸运得多，村里的孩子父母大多在外务工，他们几乎从小学开始就习惯了住校生活。而在六看来，每天的接送算不上麻烦，能让孩子住在家里和弟弟们玩耍是理所当然，“玩是很重要的事。”

当和空、结麻放学回来，家里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候。3个男孩在游戏房里光脚比赛跑步，或是玩着从学校里学来的游戏“老狼老狼几点钟”。

让阿雅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的汉语读写要比她好太多，哥哥和空有时会捧着中文书讲故事给弟弟们听，二哥结麻则喜欢用乐高拼出心中的英雄，弟弟天梦学会了用哭闹来争夺宠爱，也会在爸爸做音乐时胡乱地扭动乐器，以为自己也是个小小音乐家。

每当妈妈和面、擀面准备晚餐时，两个大孩子会凑过来抢着帮忙，生怕自己落在后面。在这个家庭里，父母没有缺席，孩子们得以释放自己的天性，同时又能相互关照。

孩子们的玩具。（真真/摄）

对于孩子们的未来，六和阿雅不作任何设想。留在农村或去大城市上班，只要孩子们愿意，他们大可以去尝试。六对他们仅有的期望不过是“别偷别骗别抢”。

他想起当初和阿雅在一起，岳父提醒阿雅说，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没有稳定，但是很刺激”。而这么多年，岳母始终不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会觉得很酷，也不相信为什么会有媒体来你们家做采访。”六笑道。但看到几个孩子都长得不错，老人也就安心了。

这一家子从未循规蹈矩，有人羡慕他们的勇气，也有人质疑。对于六而言，他从不认为自己拥有什么过人的勇气，也并不认为在城市生活就是错误。“他们觉得我厉害，我也觉得他们厉害。”

无论是妻子孩子，还是当下的生活，在他看来都是缘分。“结婚的时候我钱很少。很多人说，我没准备好，但是你说的‘准备’是什么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真真，编辑：简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