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踢球的孩子们，都去哪儿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体育产业生态圈（ID：ECO-SPORTS），作者：宋鑫宇，编辑：殷豪男，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9.6岁，这是中国男足在12强赛前6场比赛中首发球员的平均年龄，也是全部12支球队中年纪最高的球队。

2019年亚洲杯之后，冯潇霆、郜林、曾诚等一众老将逐渐淡出国家队，然而在高喊“新老交替”三年之后，出征12强赛的国足，平均年龄甚至超过了2019年的亚洲杯。

33岁的于大宝、洛国富；32岁的吴曦、张琳芃、王燊超、阿兰、池忠国、王刚；30岁的张稀哲、颜骏凌……在国足新一期出征沙迦的比赛大名单中，有且只有张玉宁和朱辰杰两名低于25岁的球员。

在一轮轮的失望之后，中国足球始终让人难以看到未来。“十几亿人找不出11个踢球的”这样赌气的话言犹在耳。我们不禁想问：中国踢球的孩子们，都去了哪儿呢？我们探访了中国足球青训行业的相关人士，试图找到一个答案。

国足在12强赛上的失利，许多足校被曝出的裁员及学生转卖等负面新闻，让中国足球的青训，再一次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话题。

在另一个更无人在意的角落，10月11日，就在12强赛中国对阵沙特比赛的两天前，中国足协官方宣布中国U-22男足退出U-23亚洲杯预选赛。在01年龄段25年来首次无缘亚青赛正赛、亚少赛宣布取消之后，中国各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队，已经近两年时间，没有出现在国际正式比赛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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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跨度再拉长一些，自85国青闪耀2005年荷兰世青赛后，中国青少年足球国家队再也没有出现在世界级赛场之上。而就算是在亚洲赛场中，自2014年至今的7年中，我们在各级别亚洲区青少年正赛中，一共也仅仅只赢过两场。

中国足球青训的水平与欧美、日韩足球有差距，不是多么意外的事情。但意外的是，近十年来在足协扶持留洋计划、俱乐部投入、民间青训机构和海外俱乐部等等一系列“组合拳”之下，中国青训与日韩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因此，氪体采访了从事中国足球青训行业的一些相关人士，尝试找出我们足球青训陷入困局的答案。

一、踢球的孩子真少吗？

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坐在央视解说席上的刘建宏老师曾表达过自己对于中国足球的疑问，其中一句“如果你是家长，你会让你的孩子去踢球吗？”时至今日仍是很多球员、媒体说起中国足球反复引用的“灵魂拷问”。

当EDG拿下S11冠军，引得年轻群体的关注之后，更是有很多人感慨：足球只属于中年人了，而电竞才是属于年轻人的，中国的孩子都已经不踢球了。

但事实上，这句话其实并不准确。

以北京市为例，面向青少年举办的百队杯，在今年一共吸引了1563球队，近2万名球员参加。上海的新民晚报杯则同样有千余支队伍、上万名中学生球员报名参赛。而在低年龄段的参赛球队中，以青训俱乐部、青训机构为单位的球队，则占了绝大多数。

北京乐享青少年足球俱乐部的相关人士表示，现在很多经营球场的地方都开始成立自己的青训机构，主要面向的就是低年龄段的启蒙和培训。“很多的场地甚至是‘被迫’开始做青训——来踢球的家长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能接触足球的机会，久而久之就顺势开始进行青训的相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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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多支中超球队负责组建青少年梯队的禾众告诉氪体记者，随着时代的推移，如今这一代家长并不排斥自己的孩子踢球，甚至于可以说十分乐于让孩子去参加足球训练，特别是正规俱乐部的低年龄段梯队对于家长更是有很大的吸引力。“17年负责给球队组建03-05年龄段梯队的时候，我一个人平均每个年龄段就分别收到了超过100份满足招生条件的报名简历。”

而在全国层面上，在疫情前的2017-2018年期间，中国足协组织的全国青少年锦标赛中，共有40个单位最终从地方赛事中脱颖而出，参加了U14（04年龄段）全国总决赛阶段的比赛。而这一个数字级别在过去的10年中并不少见，早在2013年全国U14（1999-2000年龄段）锦标赛时，进入最后全国总决赛阶段比赛的，就共有43个单位派出47支参赛球队。

由此可见，事实上对于中国而言，踢球的小孩子数量，以及家长对于自己孩子踢球的支持，其实要远远超过很多球迷的刻板印象。

但问题在于，这样数字规模的足球少年，最终却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效足球人口”。

二、消失的足球少年

2020年夏天，在上海集训为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做准备的U19国足，在4场热身赛上2平2负，难求一胜。时任U19领队的刘殿秋在接受PP体育采访时表示，这个年龄段的适龄球员很少，算上以业余球员身份送到海外的，以及各个职业俱乐部的球员资源，加起来总共只有142人，选材面比较缺乏。

那么，从U14在各地都常年拥有大量的参赛球队和球员，到U19全国仅142人的可选择人才总数，这中间巨大的落差究竟从何而来呢？

第一个病根，可能来自踢球少年们自身的学业。家庭对于孩子未来的担忧，事实上是国内青训面对的第一个困境。

对于足球青训而言，12~14岁是个分水岭。之前的培训以强化个人技术为主，大多可以利于课余时间。但再进一步发展，基本就要弱化课业的占比，以足球训练为主。由于真正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人数凤毛麟角，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孩子，如果最后无法走足球这条路，前途怎么办，是个很大的问题。

在体工队、足校时代，球队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备战省运会和全运会。而一旦比赛打完，大批的球员既没有对口专业的出路，学业上又被耽误。所以慢慢在国内的家长眼中，足球和学习存在明显的矛盾关系。因此，哪怕机构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孩子自己没有好好学习，责任最终仍会落在青训机构的头上。被家长逐步放弃的体工队和足校，就这样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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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职业化改革之后，虽然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职业化道路，但球员学业保障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依照职能划分，职业俱乐部和专业青训机构主要是培养足球人才，而学业保障其实更多是一个道德要求，绝大部分的球队，并不会过于在意青训球员自己的学业问题。

另一方面，对于出钱做青训的俱乐部来说，其实球员自己的选择，最后是否会被淘汰都是优胜劣汰的正常市场机制。青训机构需要保证一定的人才基数，才有可能选拔出合格的球员。然而，无论是谁都很难找到足够多能让家长们认可的学校，愿意接纳自己的全部梯队成员，让学生能在接受专业训练的同时兼顾学业。

“你很难要求他们（学校）接受职业队的青训队员。别的不说，普通学生家长就不会愿意，会担心教学资源的浪费、会担心学校风气的问题。学校也会担心影响自己的升学率。”禾众坦言，很多俱乐部虽然能让自己的球员在好学校就读，但是更多只能是采取“借读”的方式，也就是说球员实际上并没有学籍。

“对于俱乐部来说，在编的球员都很难安排妥当，那些被淘汰的俱乐部自然也就根本不会再去过问。因此现在帮球员或者被淘汰的小球员找学校和学籍，甚至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内的一门生意，有相当一批人专门以此为生。”

原海南足协青训总监，如今任职于西甲毕尔巴鄂竞技青训部门的安东尼奥则告诉氪体：“虽然我们是政府部门成立的青训单位、我们有自己的青训基地，我们免费培训。但是依然很少有学校信任我们。我的训练计划和安排总是需要给‘作业’让步，甚至于我能够感觉到在训练和比赛中，我的队员们也背负着学业的负担。这让我们的球员很难真正接受系统的训练。”

“而当球员的年纪上升，能否进一步进入更高等级的训练时，家长们的意愿会成为超越球员天赋的决定性因素。但不幸的是，绝大部分家长的第一选择都是——不。”。

安东尼奥还表示，在西班牙以及很多的欧洲国家，无论俱乐部的规模，他们与当地学校之间都会保持非常紧密的合作，能够让自己梯队的球员进入当地最好的学校。而学校也十分愿意接受这些学生，甚至会根据他们的训练或比赛日程，专门设定课业教学标准。

曾在多个校园足球队任教的徐子晨认为，现阶段国内俱乐部和学校很难达成广泛的统一。“虽然一直在提倡体教融合，但是站在学校的角度而言，其实很难和俱乐部达成合作。推行体教融合，对于学校而言需要拿出效果，所以很多学校青训考虑的第一位是成绩而不是如何培养球员。”

“因此，学校选的往往是‘人’而不是‘才’。”徐子晨总结道。

就国内而言，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并没有一条很好的连接通道，而校园足球的训练和比赛质量，也很难达到职业梯队的标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在目前的国内足球体系中，“体”与“教”之间，依旧有着距离。

氪体专栏作者张路老师，在《我们怎样用三年时间搞垮了中国足球？》一文中也提到过：

校队要参加区里的比赛了。由于选材和训练都不行，公平竞赛未准能拿冠军，大家就开始互相挖人。最终，当然是那些校长重视，场地条件好，教练力量强，经费充足的重点学校更能吸引学生。

于是，区里的尖子就都集中到一两所学校，他们再参加区里比赛，别的学校根本无法抗衡，这样一两年后，其他学校就都不参赛了，也就都远离足球了，一个区就只剩下一两个学校搞足球，一个市也剩不了几支队伍。这一批抽的各校尖子水平还算可以，可到了下一批没有其它学校搞了，没有尖子再让你抽了，你也就完蛋了。

这种情况领导不管吗？问题是，各级领导也想尽快出成绩，要政绩，所以不但不制止，反而帮助重点学校抽尖子，调校，更助长了分化和集中的趋势，所以不出两三年，基础就垮了。

（延伸阅读：十问张路：中国足球，是怎么跑偏的）

事实上，国内也有足球青训机构尝试过将学业的比重提高。比如恒大足校在成立之初曾承诺，为了孩子未来的考虑，会帮助孩子参加高考。尽管从设施到师资再到比赛机会，恒大足校在国内都属于最顶尖的水准，但负责恒大足校招生的尚佳仪告诉氪体，很多家长对于选择恒大足校仍然有所顾虑。

“之前俱乐部的成绩各方面最好的时候，招生都很困难。就连在广州范围内而言，恒大足校的吸引力还不如广州城的梯队，因为他们在市里，相比于专业能力，家长们更看中教学质量和升学机会。”尚佳仪说。

恒大足校距离广州市区超过100公里。较偏远的选址，也是许多家长对选择足校有所顾虑的原因之一

三、希望在哪儿？

在中国组建并维持一个完整的青训体系，是件困难的事情。对于财政和知名度稍差一些的低级别球队而言，就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准入规程（2018年版）》中，曾明确要求，中超和中甲俱乐部要下设至少5支不同年龄段层次的青少年梯队，而中乙俱乐部也要求下设至少4支梯队，且必须是以俱乐部名义注册的队伍。

前苏宁俱乐部董事长的王哲，曾因为公开表达“青训必须赚钱，大量投入青训不划算，不如买人”的言论，而被球迷怒喷“不懂球”。而2016年开始投资中国足球李雷告诉氪体记者，存在这样想法的球队完全不在少数。

“我买几个特别强的外援，转会费、调节费、工资加一起也不过几个亿，但是能让球队快速出成绩。同样的钱投到青训，可能十年都看不到一点水花。”

因此，在准入规程的执行之下，有一些低级别联赛球队采取了一种变相的“捷径”——与当地的专科院校合作共建球队，球员几乎全部直接由学校提供，既满足了准入标准，又不用过于费心费力。然而，这样的所谓“青训梯队”，对于中国足球的人才培养，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乍看之下，虽然踢球的青少年在数字上实实在在增加了不少，但存在的大量“无效人口”，不仅不能算是健康的后备人才库，更是让原本就为数不多的青少年比赛质量进一步下降。

例如，在最近结束的青超U19联赛中，中甲球队江西北大门的U19梯队4场比赛全负，一共被打进48球。而在青超联赛中，类似这样的球队和比赛并不在少数。

“凭心而论，可以看到最近几年青少年球员数量大幅增加、年龄分层更加合理、比赛机会增多。但是这些之下，是我们青训水平的下降，与过去相比小球员们的整体水平有很大差距。”有长期从事青训的教练对于这种现状颇为无奈。

“确实也能达到练兵的效果，不过相当于是我们给他们弱队做陪练，对于很多青训强队来说，长期跟这些‘鱼腩’比赛根本达不到任何锻炼效果，久而久之只能让自己的水平下降。”

另一方面，国内青训补偿体系的不完整，又进一步限制了年轻球员的流通。事实上在俱乐部之外，各地的足协和体育局队伍也会自己组队参赛，而全运会成绩的客观压力，使得地方几乎不可能会放（全运会适龄年龄段）的顶尖球员，到其他俱乐部甚至与国外踢球。

同时，由于各地经济、环境的差异，很多地方球队的队员都来自于第三方俱乐部和校队，但大部分的俱乐部和校队，却没有因此得到补偿。例如，江苏中南珂缔缘俱乐部曾发布声明，表示上海申花俱乐部涉嫌违反转会协议，并主动去向球员及球员家长游说，签署了代表上海参加全运会的《协议书》。

一则小球员的声明

因此在过去的10年中，从95年龄段、到97年龄段、再到99和01年龄段，这些球员在国内的比赛中看上去总是天赋出众，每个年龄段几乎都被球迷们称之为“中国足球从XX后开始崛起”。然而现实却是，这批球员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借由近年U23政策的“福利”，才能获得有限的出场时间。

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在过去近1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青少年球队很少能有跟世界范围内同龄人较量的机会。造成了不光球员“自嗨”，包括教练、球探以及训练逻辑和选材标准，与世界先进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同时，由于足球特长在升学道路上的加成也有限，随着社会整体条件的变化，工作机会和平均工资的增多，相比于高淘汰率，职业足球可能获得的“高薪”诱惑，对于家长以及小球员自己的吸引力也在逐渐下降。

在禾众看来，现在社会工作压力和竞争的增加，被职业足球淘汰的小球员，很难再次融入同龄人的竞争。

“过去体工队、体校甚至于工厂企业都会设立足球队，发工资有编制，踢球相当于也能够获得一个铁饭碗。但是中国足球这些年来的成绩不好，连带着原来很多的企业、公司也不再设立足球队。大家都很现实，踢足球既不能带来上学的便利，又不能成为找工作的优势，那么能下定决心走职业道路的球员跟过去相比，其实要更少。”

“就好比咱俩的采访，说青训都在讨论足球的高薪、性价比和升学优势，他们这些球员每天想的，业务问题真的排不上。”禾众对氪体感叹道。

事实上，前日本男足主教练冈田武史在杭州绿城队执教时期，也曾多次指出中国球员在训练以及比赛时的一些糟糕表现，他表示：“在训练时，球员就算提前来到训练场也不会自己主动去练习，而是在那闲聊休息，都是要等教练来了，才会去训练。甚至有些球员经常因个人原因不参加训练。在我看来，他们没有主观意识，只是把训练当成义务，并没有从心底上去喜欢足球，中国的球员们，缺少高于金钱的追求与理想。”

更致命的是，目前国内足球运动员的选拔系统还不健全，许多的选材研究还停留在过去的传统经验和理论上，选材研究与选材实践脱节。

安东尼奥也认为，中国对于青训的认知过于简单粗暴。“很多人对于青训的评判标准就是输赢，当然成绩是青训很重要的一项指标，但是更重要的是培养球员的素质，让他们完善成为一名出色职业球员的各项要求。在西班牙的青训体系中教练经常会要求小球员不断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尝试不同的位置来锻炼并完善球员自身的能力，并且测试他们是否具备职业足球的潜力。”

作为国内最成功的足校之一，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能梯队的战绩在国内几乎碾压任何球队，然而进入成年队后却并没有展现出与成绩匹配的实力。作为从1999年鲁能足校初建到现在，唯一一名始终在鲁能足校工作的教练员，张涛在接受《足球报》采访时也坦言：“鲁能足校这20年，虽然贡献了一批国字号球员，但是在高精尖球员的培养方面，依然有所欠缺。”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的青训体系陷入了某种怪圈：由于出色的年轻球员稀少，球队需要用更好的待遇才能留住球员，而获得了高薪之后的年轻球员，又会失去追逐自己足球梦想的动力。另一边，球队对于青训的高投入得不到回报，又开始降低投入的热情和规模，优秀的年轻球员就更加稀缺。

韦世豪此前在中超吐口秀节目中，也曾以自己为例，直言在低年龄段时，自己身体素质的优势能够支撑与同年龄段的欧洲球员抗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身体优势踢不上球后，所谓的“梦想”，在国内金元足球的高薪诱惑下，几乎变得一文不值。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中国足球各级国字号队伍没有统一的技战术指导思想，且没有自己的风格。从最早整队出走巴西的健力宝、到大面积留洋葡萄牙、西班牙的明日之星计划，中国足球虽然一直在学习世界最先进的理念和青训体系，但是频繁更换的大方针，导致最终只学了“四不像”。

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良好的运动文化氛围，而不是简单的政策或经济基础扶持。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都需要在良好的运动文化基础上，配合接地气、有针对性的建设。

比如以南美为例，很多国家的经济和职业赛事体系并不完善，但依旧能源源不断的涌现出高水平足球人才，并持续不断向世界各国输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南美国家具有着浓厚的足球文化氛围和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

近年来，在政府、学校对足球运动高度重视下，我国的足球文化氛围明显改观。在近日公布的“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中，也反复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青训体系的建设。但对于足球青训而言，教练，比赛，设施及场地等因素息息相关，如果不能构建一套持续性的培养方案，外加缺少良好的足球氛围和待完善的青训补偿机制，高水平足球人才培养，很可能依旧是一句空话。

总而言之，“足球青训的淘汰率高”是行业规律，不能简单的甩锅给中国足球。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的确值得借鉴，但也都有弊端，不宜照搬。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还是要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青训道路并坚持下去，哪怕是从现在开始，也不晚。

注：文中受访者姓名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体育产业生态圈（ID：ECO-SPORTS），作者：宋鑫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