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到德国，鼓励生育真有用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梁云风，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读博的同学，因为留意到我一直在做国内生育与人口的专题，给我发了一篇《联合早报》刊发的来自于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推文。

新加坡每10年进行一次大型的人口普查，和我国的人口普查在时间上同步，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参照。

自5月31日中央开启“三胎”政策大门后，如何鼓励生育也和中医一样，也存在多元观点。

争议的重点既包含有无效果，也包含有无必要，很多人拿出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鼓励生育无用的例子说事。但是在我看了新加坡的人口普查数据后，我发现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一、新加坡生育政策失败了吗？

先看看新加坡这十年的人口变化情况。过去10年，新加坡总人口增加约60万人，达到568.58万人。

和所有的发达国家一样，新加坡面临着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快的趋势。总体来看，这十年的人口增速，不及上一个10年（2000年至2010年）的一半，当时的人口每年增长2.5％。婚育女性中，40岁至49岁女性居民所生的孩子，从2010年平均2人，减至2020年的1.76人，显示女性生育意愿下降。

而老龄化人口则持续深化，2020年，新加坡65岁及以上居民占居民人口的15.2％，显著高于2010年的9.0％。同一时期，15岁以下居民的占比也从17.4％下降至14.5％。居民人口年龄中位数则从2010年的37.4岁，上升到去年的41.5岁。

当前的新加坡也为人口生育发愁，自2002年后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1.4，近年则一直徘徊在1.1至1.3之间的低水平。2018年和2019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都是1.14，2020年下降到1.1，是该国的历史最低水平。

但当我们比较新加坡与我国在2010-2020年的人口数据时就会发现，长期以来被人口问题困扰的新加坡，人口复苏的速度其实比我国要快。以年平均增长率为例，新加坡过去十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25%，而我国为0.53%，不到新加坡的一半。

新加坡鼓励生育的措施力度很大。新加坡成立专门的社会发展署，给未婚的年轻人做媒，这一点我在之前的鼓励生育文章中也介绍过，官方的说媒拉纤机构在全世界都挺独特的。

还有就是给予实际的育儿补贴，这也是我国当前很多人口专家呼吁的。新加坡给生育三个或以上的家庭提供税收补助，大家庭可以有优先选校、选组屋的权利。

为了鼓励年轻人婚育，还为28岁前能生育第二胎的夫妻提供2万新币的补贴。2020年10月，新加坡政府又推出新的生育奖励，在现有福利基础上再额外提供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凡是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出生，符合条件的新加坡籍新生儿，可获得政府3000新币（约合人民币14400元）一次性补贴。

从人口生育增长净值来看，新加坡当前的政策很难说有多成功，而且由于新加坡的生活成本高，政府的支持力度在昂贵的养育成本面前也被打了折扣。

但新加坡的做法，对我们还是有很多启发的。

一方面，鼓励生育的政策在生育意愿降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起作用的，新加坡这些年的鼓励政策不可谓不大，但从总和生育率指标和年均生育率指标来看，其实改善的幅度并不大。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日本政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抑制人口增长，到1989年总和生育率一直降到了1.57，政策才开始转向。日本政府从1990年代初开始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此后效果有限，2020年日本的出生人口为84.8万人，与2019年相比减少了1.7万人，这是日本从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

而2020年日本死亡人数为137万人。也就是说2020年日本人口负增长达53万人，这已经是日本连续1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

此前我们就讨论过“低生育率陷阱”问题，一旦进入“陷阱”，想要爬出来是千难万难的，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如果你连爬出来的办法都不想，那就只能等待“人口消亡”了。所以鼓励生育的政策，既不能急于求成，更是求而不得。

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得说，有总比没有好，早做总比晚做好。对新加坡来说，鼓励生育政策，即使没有快速增加人口出生意愿，但至少还能维持每年1.25%的出生率。

对日本而言，别看当前日本人口现状显得苦难深重，但相比于2005年总和生育率1.26的最低点，近年来，日本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4左右，其实比我国还略高，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也已经跌到1.3。

这说明，鼓励生育政策即使不是“助推器”，至少也是“稳压器”。如果日本和新加坡的例子你还觉得不够，那看看德国的。

二、德国为什么能逆袭？

德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生育率居欧洲尾部，但德国联邦统计局不久前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从2020年12月到今年2月，即实施首次疫情封锁的9个月后，德国出生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0.8%。当前，德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2006年的1.3上升到最近的1.54，在欧洲处于中游水平。

媒体分析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全球人口增长严重放缓的趋势下成功提高生育率，与其最近十多年来实施的慷慨育儿激励政策和向妇女儿童友好型社会环境转变有着紧密联系。

这其实也让我们意识到，正如大哲学家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如果鼓励生育的政策目的只是把人当成生育的工具，而非从根本上服务民众的发展需求，忽略了民众深层次的需求和忧虑，那催生的措施注定要失败。

德国的鼓励生育政策，恰好让我们看到了政策从“工具属性”向“人文属性”的转变。

为了鼓励生育，德国渐次实施一条龙的儿童保育家庭政策，帮助妇女，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平衡工作和家庭。

举个例子，为了减少育龄妇女的职场忧虑，德国通过政策倡导父母共用产假。拿14个月的育儿假来说，如果父亲不休产假，母亲只能领最多12个月的生育津贴。并不能拿到14个月的。这种夫妻共同休假的模式，既减轻了母亲的育儿责任，也在社会观念上逐渐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为生育提供一个更加友好的环境。

当然，德国的成绩也非一蹴而就，从1998年德国出台旨在改革德国福利体系的《议程2010》开始，就有家庭政策鼓励生育，提高子女津贴金额，并增加对未满三岁幼儿照护和幼儿园的投资额度，大幅扩充儿童保育设施。

此后的二十多年，德国相继推出多项政策改善生育环境。2006年出台《一般平等待遇法》，明文规定雇主在发布招聘广告以及招聘期间不得进行性别歧视；2007年，德国引入了北欧模式中的带薪育儿产假制度和基于收入的14个月父母津贴，并为休产假的父亲留出两个月额外假期。

此外，德国还为职场女性设计单方负担家计的家庭纳税优惠，还推动政府投资扩建儿童保育配套设施，从2013年开始，德国所有1岁及以上学龄前儿童都拥有了获得公共托儿所名额的合法权利，托儿所的覆盖率也提高到了35%。

他们在育儿补贴上也毫不吝啬，从2021年1月1日起，18岁以下的儿童金增加到第一胎和第二胎每月219欧，第三胎225欧，第四胎及以上250欧。德国政府在各项家庭津贴上的花费每年超过600亿欧元，而2020年的国防支出只有456亿欧元。

可以说，德国今天的成绩，也来之不易。

三、“威逼”和“利诱”，怎么选？

鼓励生育的政策，梁建章认为有两个，一个是“威逼”，一个是“利诱”。“威逼”是指如果女性在社会上不是独立的，没有自主生育的权利，鼓励生育变成了鼓励一家之主的男性去压迫女性，违反女性的意愿去多生孩子。

而“利诱”是指，如果女性在社会上是独立的，有着很好的福利或者经济能力，而社会是用更好的福利和各种生孩子的好处或者减负措施，来鼓励女性自主地生孩子。这非但不会降低女性的地位，反而使得女性会实现事业和孩子的双重收获，更加幸福，也更有社会地位。

从新加坡、日本、德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对生育意愿来说，“威逼”只能适得其反，今天我们再怎么强调生育率下降的危险，对于个体来说，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为国生子”“为延续血脉”的观念随着个体自由意识的觉醒，都已经很难有市场。生育率的真正提升，既需要改变外部环境，也需要个体意愿提升。

我们一直强调，鼓励生育政策，重点要落在“鼓励”，而不是“强迫”“刺激”。国家要怎么鼓励？无非是让女性、让家庭能生、愿生、敢生，这里面是一整套的配套体系，但根本上还是国家愿意花钱，愿意拿出GDP的3%～5%用于鼓励、支持生育政策。这是诚意，也是道义。

我特别认同梁建章的一句话是，国家到底有没有钱鼓励生育，根本上取决于一点——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是不是重要的事情？

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不重要，那么鼓励生育当然没钱，因为还有很多更重要的项目需要花钱。如果认为提高生育率对于国家来说非常重要，甚至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那么就应该将更多社会资源倾向于有孩子的家庭，来降低他们的育儿成本。

日本从三十年前就开始鼓励生育，新加坡、德国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鼓励生育，至于他们现在是成功还是失败，可以见仁见智，可以讨论，但我们已经迟了二三十年，难道还要等吗？

参考资料：

【1】何亚福：《鼓励生育，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何都失败了》

【2】正解局：《结婚生娃养娃都发钱，日本前高官却无奈承认：鼓励生育政策失败了》

【3】梁建章：《鼓励生育有用，有钱而且很急》

【4】全球报姐：《德国人为啥开始愿意生娃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梁云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