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中国天然石墨企业的东非突围之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财富（ID：newfortune），作者：曾磊（恒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原文标题：《一台纯电车用100公斤，全球石墨产量2050年前增长450%！东非买矿攻略与风控》，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天然石墨是一种呈灰色至黑色的不透明矿物，耐高温、导电性强、阻燃、抗腐蚀，传统上主要用于制作涂料、铅笔、冶金、炼钢、耐火材料等。

随着新能源车的兴起，锂电池负极材料成为石墨最重要的应用方向。矿业咨询机构Roskill估计，全球65%以上的锂电池负极材料采用天然石墨为原料。据悉，每辆纯电动汽车平均使用约100公斤石墨。绿色能源、绿色出行的需求将推动天然石墨产量的攀升。据世界银行预计，为了实现控温目标，全球石墨产量在2050年之前需增长超过450%。

一、大而不强的中国天然石墨产业

中国是天然石墨的储量和生产大国。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天然石墨储量为7300万吨，仅次于土耳其（9000万吨）。由于土耳其的石墨产业不成规模，中国石墨的产量一直居全球之首。2020年，中国天然石墨产量为65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62%。

优质的鳞片石墨是制作锂电池负极材料的理想原料，鳞片越大品质越佳。黑龙江省是我国最大的鳞片石墨产区，其次是内蒙古、四川和山东。黑龙江鸡西、黑龙江萝北、内蒙古兴和、山东平度、湖南郴州和吉林磐石是我国六大石墨加工基地。

但我国并非石墨产业强国。

首先，我国石墨开采和加工企业大部分处于“小散弱”的状态，无序开发、掠夺式开发盛行，矿产资源浪费严重，利用率不高。

其次，我国天然石墨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例如，目前我国的石墨产品纯度只能勉强达到99.95%，更高纯度的产品只能进口。即使较高端的产品如球化石墨，我国产品在品质、性能上也与国外产品存在较大差距。产品结构的缺陷导致进出口产品的巨大差价。据智研咨询结合海关数据统计，2021年1至9月，我国球化石墨进口均价为4200美元/吨，出口均价为2600美元/吨。同期，我国进口球化石墨的第一来源国是日本，而天然鳞片石墨出口的第一目的地也是日本。

最后，无序生产造成产能过剩。根据智研咨询的统计，2011至2019年我国天然石墨的年产量均超过国内需求量，最严重的一年（2014）过剩30%。供过于求迫使价格下跌。2010年国内天然石墨平均价格曾触及最高位4000元/吨，某些优质鳞片石墨甚至可达万元一吨，但此后即迅速下滑。到2014年年中，鳞片石墨价格较高位时跌幅超过50%。为了缓解财务压力，国内石墨企业纷纷大量低价出口初级产品，这进一步拉大了进出口产品的价差。

坐拥大量天然石墨资源的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竞争优势并不稳固。

二、中国天然石墨行业进入艰难时代

2017年，国内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大增超过53%，拉动对天然石墨的需求，国内天然石墨产量重回百万大关，达到108.2万吨，至2019年增长到118.5万吨。然而，天然石墨行业在国内的处境却日益艰难。

首先是环保约束的加码。天然石墨的开采、洗选和提纯工序容易产生灰尘，破坏植被，污染土壤和水源，而我国石墨企业较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环保问题尤其突出，国家对石墨行业的整治也越来越严。2012年工信部出台《石墨行业准入标准》，把严格的环保标准等纳入准入条件。历年的环保执法行动，尤其是2017年的“环保风暴”，使数百家“脏乱差”的石墨矿企被关停。2018年，环境保护税开征。2020年6月，工信部《石墨行业规范条件》公布实施，对矿区回采率、成品率、综合能耗、水循环利用率、环境保护等都明确了更严格的标准。国内天然石墨企业的环保成本大大提高。

其次是用工成本的压力。中国石墨开采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工成本在总运营成本的占比超过10%。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中国石墨（01580.HK）的上市申请材料显示，中国石墨行业工人平均年薪由2016年的约60544元增至2019年的约91068元，复合年增长率约为14.6%。作为印证，2011至2021年，黑龙江省鸡西市、鹤岗市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由700元/月增长至1610元/月，十年翻倍有余。

最后，能源成本也越来越让石墨企业难以承受。石墨生产是高耗能行业，电力成本占比达1/4左右。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2021年9月，多地政府对某些高能耗行业实行限电，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东等省区均受影响。9月27日，黑龙江鸡西石墨协会发布涨价函，称受国家限电影响，辖区内石墨生产企业产能下降，加之电费、人工、物流等费用急剧攀升，导致石墨产品成本大幅提高，暂上调正品天然石墨价格500元/吨。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将有序放开全部煤电上网电价，将煤电市场交易价格上下浮动范围均扩大至不超过20%，而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则不受上浮20%的限制。作为高耗能行业，石墨企业对电价上涨有切肤之痛。

国内的压力还未消解，国外的竞争却已甚嚣尘上。

三、天然石墨成为战略资源

西方国家很早就认识到石墨对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的关键作用，并且对中国的石墨产能占比心存顾虑，纷纷出台战略政策以平衡中国的影响。

2017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签署《关于确保关键矿物安全和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的行政命令。美国内政部根据该行政令提出了一份美国关键矿物清单，列举了包括石墨在内的35种矿物。2019年6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名为《确保关键矿物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的报告，推进石墨等关键矿产供应链转型等。2021年2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第14017号行政令，指示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维护和加强美国产业供应链，并特别要求政府部门在100天内对包括关键矿物在内的四大关键供应链进行全面审查和评估。6月，美国商务部、能源部、国防部和卫生及公共服务部联名提交了一份百日评估报告，建议增加对人造石墨产业的国内投资以替代天然石墨。

2015年，英国更新了风险矿产清单，将石墨列为风险矿产之一。2018年7月，英国发布《国家规划政策框架》，强调要促进关键矿产的可持续利用，为国家发展提供足够的矿物供应。

2011年起，欧盟委员会将天然石墨列入关键原材料（CRM）清单。2020年9月，欧盟发布《关键原材料行动计划》，宣称将增加从欧盟内部及其他国家获得关键原材料，以减少对中国等现有主要供应国的依赖。2021年6月，欧盟与加拿大签订了关于关键矿物供应链的战略合作协议，加拿大将利用其丰富的资源，帮助欧盟建立更有韧性的原材料和下游产品供应链。

作为传统矿产大国，澳大利亚对天然石墨资源主导权的争夺尤其积极。2019年3月28日，《澳大利亚关键矿产战略2019》发布，明确提出要发展包括锂、钴、石墨在内的24种关键矿产，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领先的关键矿物勘查、开发、生产和加工大国。2019年11月，澳大利亚地球科学所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签署了一项关键矿产供应协议，约定双方将评估各自国家的资源潜力，开发新的供应端，澳大利亚将向美国供应关键矿产。2020年1月，澳大利亚关键矿产开发办公室正式启用，旨在促进关键矿产资源的开发与投资。

对天然石墨资源的争夺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四、西方企业抢滩东非

在政府的支持下，澳大利亚企业率先发力攫取海外石墨资源。

西拉资源公司（Syrah Resources，SYR.AX）于2011年12月收购了莫桑比克巴拉马（Balama）矿区。该矿是全球储量最大的高品位天然鳞片石墨矿，石墨储量估计为1700万吨，设计产能达35万吨/年，矿山寿命超过50年，有望成为全球产量最大的天然鳞片石墨产地。

2014年，黑岩矿业公司（Black Rock Mining，BKT.AX）收购了位于坦桑尼亚Ulanga区的马亨盖矿场。经勘测，该矿场的石墨储量高达8300万吨，计划在2022年下半年投资，预计可在26年内每年最多供应34万吨98.5%纯度的石墨矿石。

基巴兰资源有限公司（Kibaran Resources，KNL.AX）于2015年7月取得坦桑尼亚马亨盖Epanko石墨项目的开采许可证。该项目拥有1090万吨含碳8.6%的矿石储量，石墨储量约为93.5万吨，矿山寿命25年，计划年产4万吨石墨精矿。

截至2021年12月，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373家公司中，涉及石墨行业的企业多达35家。

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也不甘落后。

2013年10月，加拿大公司Energizer Resources（后更名为Next Resources）收购了马达加斯加莫洛（Molo）石墨项目100%所有权。该石墨矿是世界上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鳞片石墨矿之一。根据可行性研究结果，该矿拥有碳含量6.13%的石墨资源1.41亿吨，矿山寿命30年，项目一期计划产能1.7万吨/年，二期计划扩产至15万吨/年。

2016年7月，英国阿马达尔资本公司（Armadale Capital，ACP.L）收购了坦桑尼亚马亨盖莲都石墨项目。该项目拥有含碳9.8%的石墨矿资源5950万吨，是坦桑尼亚最大的高品位石墨矿之一。该项目于2021年9月取得开采许可证，一期目标产能为6万吨/年石墨精矿，二期目标产能是10.9万吨/年。

2021年8月，印度企业蒂鲁帕蒂石墨公司（Tirupati Graphite，TGR.L）收购了澳大利亚电池矿产公司（Battery Minerals，BAT.AX）位于莫桑比克的蒙特普埃兹和巴拉马的两个鳞片石墨项目，石墨精矿计划产能分别达10万吨和5.8万吨。蒂鲁帕蒂石墨公司此前已在马达加斯加运营两个石墨项目，计划在2024年之前达到8.4万吨的年产量。

不断涌现的境外新增产能，已经开始与中国石墨产业争抢客户。

基巴兰资源则于2016年8月与日本双日株式会社（Sojitz Corp.）签订了为期5年的独家供应协议，约定每年向后者供应至少14000吨坦桑尼亚天然鳞片石墨，后者再销往日本、韩国、中国和美国等市场。

2019年11月，西拉资源宣布其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Vidalia电池负极材料工厂首次使用莫桑比克的天然石墨生产出纯化球形石墨。该公司认为，这标志着它率先在中国境外建立了大规模的垂直整合的天然石墨负极材料生产设施，是替代中国供应商的重要一步；一旦实现规模化量产，该工厂将可以向美国和欧洲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和电池生产商供应电池级石墨。

EcoGraf Limited（EGR.AX）在2020年6月成功募资379万美元，用于在澳大利亚西部建设一座石墨加工基地。该基地使用坦桑尼亚的石墨矿石制造电池电极，向德国科技巨头蒂森克虏伯（DKA.DF）供货。该基地计划最早于2022年投产，每年最多可向蒂森克虏伯提供超过1万吨石墨电极，足够后者生产37万辆电动车所需的电池。该公司宣称其加工过程无需使用酸洗剂，因此其生产成本将低于中国竞争者。

2021年11月，韩国最大的钢铁企业浦项制铁（POSCO，005490.KS）宣布以750万美元收购黑岩矿业15%的股权，参与坦桑尼亚马亨盖石墨矿的开发，今后每年将从该矿购买35000吨石墨。浦项制铁计划打造从原材料采购到电池材料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在2030年之前成为全球电动车电池材料的一流生产商。

东非三国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是石墨矿产新投资最集中的目的地。

五、为什么是东非三国

首先，石墨资源丰富，品质好。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位于东非大裂谷地质带，矿产资源极为丰富。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2021年，这三者的石墨探明储量分列全球的第四至第六位。近年，这三国先后发现储量巨大的矿区，如莫桑比克的巴拉马矿区、马达加斯加的莫洛矿区、坦桑尼亚的马亨盖矿区等。更重要的是，三国的矿产品质优异，纯度高、尺寸大，马达加斯加尤以大鳞片石墨著称。此外，马达加斯加的石墨厚度均匀，质地纯净柔软，容易加工。

第二，劳动力成本低，基础设施较好。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都属于世界银行划分的低收入国家，坦桑尼亚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三国的采矿业最低月工资分别约为54美元、154美元和50美元，远低于中国的工资水平。三国都临海，交通设施完善，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港、马达加斯加的塔马塔夫港都是非洲重要的海港。

第三，政府重视。非洲的石墨资源在过去并未受到重视和大规模开发。自从2015至2016年间发现了大量的优质石墨矿藏后，在新能源车热潮带动下，东非三国政府纷纷把石墨产业作为发展经济的新引擎，吸引外商投资。莫桑比克允许外资独资拥有石墨矿场，并且允许外商将利润全部汇出国外。马达加斯加将采矿业列为优先发展的投资领域。坦桑尼亚给予采矿业多项税收减免待遇。

东非三国的石墨资源同样吸引了中国企业的目光。

六、中国企业的东非攻略

为了摆脱国内的运营困境，中国天然石墨企业近年开始批量采购海外石墨原料，或者直接在海外开采石墨矿产。

海关数据显示，2016年起，中国天然石墨进口量连续激增，2016、2017、2018年的增幅分别为470.87%、433.47%和999.03%。同时，出口量逐年下降。2019年，我国天然鳞片石墨进口19.19万吨，出口11.43万吨，我国首次成为天然鳞片石墨净进口国。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海外新增产能投产受限，尤其是西拉资源的莫桑比克巴拉马矿自3月底开始停产，导致我国当年天然鳞片石墨进口量骤降，我国重新成为净出口国。然而，2021年8月巴拉马矿复产，我国天然鳞片石墨月进口量重回万吨水平（11710.15吨），环比上涨369.46%，同比上涨534.65%，其中来自莫桑比克的进口量为7559吨，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进口量为4122吨，我国再次成为天然鳞片石墨净进口国。

东非三国为我国天然鳞片石墨的主要进口来源地。据中国海关统计，2019年我国从东非三国进口的天然鳞片石墨总量达到19.09万吨，占进口总量的99.5%。

东非三国的石墨产品相对我国具有明显的价格竞争力。我国天然石墨进口和出口数量最多的产品均是鳞片石墨。2021年8月，来自莫桑比克的鳞片石墨进口均价为394.67美元/吨，而我国鳞片石墨出口均价为1042.85美元/吨。

在非洲，中国企业与澳大利亚等西方矿企的关系可谓“相爱相杀”，既相互合作又直接竞争。

一方面，中国企业是西方矿企在东非的矿产的重要客户。

2017年9月，中国锂电池材料龙头贝特瑞（835185.BJ）的子公司鸡西贝特瑞与西拉资源签订了销售协议，后者将向鸡西贝特瑞出售巴拉马项目投产首年所产的3万吨石墨。

2019年2月，阿马达尔资本公司公告称，与中国丰域烯碳产业集团（Matrass Group）就前者马亨盖莲都项目的石墨产品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约定首期五年的3万吨/年的石墨精矿采购订单，占该项目预测年产量的60%。

2021年8月，中国大连泰禾速尔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和青岛御锦西新能源材料公司分别与黑岩采矿签署了石墨承购协议。根据承购协议，黑岩采矿将在3年内每年至少向泰禾速尔物流和御锦西新能源分别供应2万吨和1万吨石墨精矿，矿石来自坦桑尼亚的马亨盖石墨矿。

2021年11月，宜昌新成石墨与澳大利亚追腾矿业有限公司（Triton Minerals，TON.AX）签订了为期五年的采购合同，每年将从后者购买1万吨产自莫桑比克安夸贝（Ancuabe）矿区的鳞片石墨，此后可续约五年再购买5万吨。

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也涌入东非，大举竞购石墨矿资源。

2016年，谊砾控股（00076.HK）收购了马达加斯加的嘎瓦（Gallois）石墨矿，对其生产设备进行全部更换，使其产量由年产不足5000吨提高到2017年的6万吨。2019年，该矿向中国出口矿石近4万吨。

2018年9月，济南域潇集团取得莫桑比克尼亚萨（Niassa）石墨矿的开采权。域潇在该矿投资了3000万美元，计划在2022年投产。据其官网介绍，该矿属于超大型矿床，探明大鳞片石墨精矿储量高达757.1万吨，在品质和储量上可与追腾矿业和西拉资源的莫桑比克石墨矿相媲美。

而在某些项目中，中国企业又与西方竞争对手合资，共同开发石墨矿。

2017年5月，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CN Docking 集团与澳大利亚Graphex Mining签订了合资和采购意向协议，CN Docking将出资1800万至2000万美元与Graphex在坦桑尼亚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Chilalo石墨矿项目，中方将持股50%并承购项目50%的产品。

2019年6月，济南高新控股集团向追腾矿业注资1950万澳元，获得其34.01%股权，以共同推动安夸贝石墨矿的开发。济南高新还将为该矿场的EPC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七、东非生意的隐忧

西进东非是中国石墨企业当前的合理选择，然而，东非不是天堂。对于中国石墨企业而言，以下三类风险值得特别警惕。

首先是环保风险。尽管非洲大部分国家仍处于以资源换外汇的阶段，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普遍较低，执法力度也较弱，但并不代表外国企业可以无所顾忌地为了盈利而牺牲当地环境。欧美企业先于中国企业投资东非石墨矿业，这些企业拥有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为了迎合国际投资者对社会责任的关注，纷纷在当地践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ESG），树立了较好的形象，也对当地民众和政府意识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刚刚在澳大利亚上市的石墨矿勘探公司进化能源矿产（Evolution Energy Minerals，EV1.AX）就在2021年11月26日宣布，将在坦桑尼亚的Chilalo石墨项目实行ESG管理标准，并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拟将其打造成首个“净零碳”矿场。如果中国石墨矿企不改变经营理念和生产方式，将国内粗放式、掠夺式、破坏式的开采和加工模式照搬到非洲，很可能会遭到反对和抵制。2016年12月，马达加斯加的一家中资金矿企业就因连续遭到当地居民对其破坏农田的强烈抗议而不得不关闭撤离。

其次是道德风险。“负责任供应链”是当今矿产市场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趋势。该理念起因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矿开采活动。据报道，该国有大量儿童从事钴矿开采活动，身心健康遭受严重威胁，并且所创造的收益有可能被用于资助地方武装冲突。“负责任供应链”倡导避免购买和使用涉嫌使用童工的矿场出产的钴产品，并对含有这类矿场出产的矿物的制成品予以抵制。特斯拉、通用、丰田、苹果、三星等国际大牌企业都积极支持和践行“负责任供应链”。在国际组织、大国政府和知名企业的宣传和推动下，“负责任供应链”已扩展到锂、钴、镍、锰、石墨等多种矿物。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成员，中国企业不能忽视“负责任供应链”的要求。在东非，中国企业应关注所投资的矿场和所交易的供应商的用工情况，做好尽职调查，尽可能避免有违“负责任供应链”的运营和交易。

最后是法律风险。矿产资源是东非三国最有价值的资源，利益最大化是这些国家吸引外商投资矿业的根本目的。随着外商在当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盈利水平的提高，政府往往有分享更多利益的冲动。而且，非洲国家的政局通常不太稳定，每次政权更迭都难免引发外商投资法律的重大修改，给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

例如，2017年7月，坦桑尼亚大幅修改了矿业法律，规定政府在矿业项目中必须无偿持有至少16%的权益且不可被稀释，而此前的法律允许外商独资。当月，CN Docking 集团与Graphex Mining不得不对坦桑尼亚Chilalo石墨矿项目的合资条款进行调整，合资公司16%的股权预留给坦桑尼亚政府，合资双方只能平分剩余84%的股权，其中CN Docking的持股比例降至42%。无独有偶，2019年，马达加斯加启动《矿业法》的修订，修正案草案拟将镍、钴、贵金属、宝石的特许权使用费从目前的2%提高到4%至8%；针对已投入商业化生产的矿业项目，政府持股比例将不低于20%。中国投资者应密切关注当地法律的变更，做好预判和预案；另外，如有可能，争取与当地政府签订“法律冻结条款”，约定项目在一定年限内不受法律变更的影响，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投资利益。

面对国内不利的生存环境，中国天然石墨企业大胆走出去，到东非采购和投资矿产，展现了非凡的韧性和灵活性。然而，正确地识别、理解和防范各种重大风险，才是中国石墨企业在东非获得长久成功的保障，相关的成功经验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在中国国内的竞争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财富（ID：newfortune），作者：曾磊（恒都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