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华裔教授频遭指控，能让美国更“安全”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ID：ifengopinion），作者：刘军，编辑：萧轶，原文标题：《风声 | 知名华裔教授频遭指控：“美国安全”凌驾于学术自由之上？》，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月15日，麻省理工学院知名华裔教授陈刚案有了新进展：位于波士顿的联邦检察官建议，司法部撤销对陈刚的刑事指控；理由是能源部官员认为，陈刚当时没有义务披露他在中国工作的信息。去年1月，陈刚因未能向能源部披露他在中国的工作和报酬而被逮捕。 

美国司法部至今尚未做出决定。其发言人对陈刚案不予置评，但表示正在审议“如何对抗中国所构成的威胁的总体方法”。这个方法指的是，“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

过去三年，在中美之间、美国政府和学术界之间，围绕该计划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博弈。

去年底，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被判有罪，成为“中国行动计划”的转折点，意味着在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与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斗争中，国家安全暂时占据上风。

陪审团对该案最终裁定的前一周，著名科学刊物《自然》杂志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美国政府在借助“中国行动计划”，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行为；但在科学界看来，这却损害了科学合作的精神，将导致人才外流。

“中国行动计划”与噤若寒蝉的科学界 

2021年12月21日，利伯教授被波士顿的陪审团裁定有罪，并非依据所谓间谍行为，而是“对调查人员说谎”：利伯没有如实陈述自己与一家中国大学的合作，且隐瞒了现金收入。作为全球顶尖化学家，以及一名潜在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将面临最高26年的监禁和120万美元的罚款。利伯62岁，患有晚期淋巴瘤，这对于他来说，相当于“无期徒刑”。

美国大多数媒体将这个结果形容为“中国行动计划”的胜利，“一位杰出学者，违反信息披露相关法律，且在纳税申报表上作弊，这当然是胜利。”对检方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胜利，在2021年夏天，有六起与“中国行动计划”相关的案件被驳回，第一个进入审判阶段的“胡安明案”则于9月被判无罪释放。

然而，长期研究“中国行动计划”的西顿霍尔大学法学教授玛格丽特·刘易斯（Margaret Lewis）看法不同。她认为法律制度的目的，是获得公正的结果，而不仅是定罪或无罪释放。

“中国行动计划”，由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等美国联邦机构于2018年11月发起。牵头的是司法部国家安全处，旨在打击“中国在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强调对“非传统信息收集者”的关注——包括可能收集和转移有价值信息的教授和学生。

“中国行动计划”诞生于中美贸易摩擦之际的复杂背景，且有比较明确的指向性；自发起以来，争议性就如影随形。

2021年12月，彭博新闻对发布在“中国行动计划”网页上的50项起诉进行了分析，结论是“该计划在抓间谍方面并不成功”：在所有案件中，有38%因未披露与中国大学的关系而被指控为欺诈，其中近一半案件已撤销；大约50%的案件，涉及违反美国制裁或出口的法律；只有20%的案件指向经济间谍活动，大部分还未有定论，仅有3人自称将机密交给了中国。 

美国司法部表示抓到了间谍，但相比其调查、起诉的案件，这个比例太小了。更重要的是，该计划的重点正越来越多地从“经济间谍”转移到“研究诚信”问题上：FBI对潜在的间谍活动调查失败后，往往会再度以“欺诈和虚假陈述的罪名”起诉学者。

以胡安明案为例，胡是华裔加拿大人，被捕前在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工作。FBI花了两年时间跟踪，怀疑他是一名中国特工。在确信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其为间谍后，联邦检察官仍以欺诈罪起诉，声称“胡隐瞒与北京一所大学的关系，申请NASA拨款时存在虚假陈述”。2021年9月，法官宣布胡安明的所有罪名不成立。在此期间，他被大学解雇，调查期间被软禁18个月，没有收入，依靠捐款支付律师费，邻居和朋友给他送菜、倒垃圾。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克利夫兰诊所的华裔学者王擎。2020年5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王，指控其涉嫌虚假声明和电汇欺诈。FBI称，王擎是中国某个合作项目的一员，是一所中国大学的院长且接受了相关资助，而他没有向NIH披露上述信息。但在7月，司法部门撤销了该指控。

自“中国行动计划”诞生以来，涉及研究诚信的案件比例越来越高：2018年，没有一个案件与之相关；2020年，16起（52%）涉及研究诚信；整个2021年（截至2021年12月1日），6起案件里有3起（50%）涉及研究诚信。 

纽约大学布伦南司法中心研究员、前FBI探员迈克尔·德曼（Michael German）说，美国政府应该把资源集中在经济间谍行为，而不是通过针对与间谍活动无关的大学教授来获取“数字上的成就”。 

去年5月到7月间，美国华裔精英非营利组织“百人会”联合亚利桑那大学针对“中国行动计划”引发的歧视争议做了调查研究。通过问卷方式，从美国83所大学收到1949份回复，其中658份来自于华裔学者或在美的中国籍学者（以下皆称华裔科学家）。 

不论是华裔，还是非华裔学者，都认同华裔科学家在其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认同率：华裔96.8%vs.非华裔93.6%）。这两个群体都认为，应当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认同率：华裔92.2%vs.非华裔82.3%）。而接下来的一些指标出现了分化：42.2%的华裔学者认为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歧视，非华裔学者仅有8.6%。50.7%的华裔学者担心被美国政府监控，非华裔学者仅有11.7%。在“中国行动计划”公布后，78.5%的华裔学者疏远了与中国的合作，非华裔学者仅有27.3%。 

调查人员也表示，他们在调研时感受到了华裔学者的恐慌情绪：问卷发送后，收到了大量的询问邮件，只为确认调查的真实性。有人完成了调查问卷，只因他们认识调研者，确信这是安全的。还有一些人不敢参与调查：“问卷中询问与中国合作的情况，我的回答做了一些改动；并非我有什么要隐瞒，而是我很清楚‘中国行动计划’会被用来钓鱼执法（entrap）”

“中国行动计划”会不会成为口袋罪

接受调查的科学家反映，“中国行动计划”的核心问题在于：不够透明。这在事实上可能成为一种“口袋罪”：一不小心就会掉坑里。

首先，司法部没有定义什么算是“中国行动计划案件”，信息披露要求也是模糊的，这给FBI提供了合理怀疑的基础，意味着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百人会”的调查问卷中，最激烈的批评性反馈是，它没有明确规定究竟什么算犯罪行为：“没有清晰的文件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些规定，好像时刻在发生变化。” 

再者，与“研究诚信”相关的信息披露准则也相当模糊。比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部要求受助人披露受赠信息，但不禁止其成为捐赠方的成员（membership）。接着NIH要求，自2019年7月9日起，其资助的申请者必须报告“外国人才计划”或类似项目。美国能源部则从2019年初明确禁止其员工（包括承包商和受助人）参加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外国人才招聘计划。由此可见，有的部门并不反对参与国外人才计划，有的部门则严格禁止。

再比如，NIH规定，受助人必须在“其他支持”这一项中披露所有资金支持，以及其他事项。因此，很多科学家对此理解是，仅需要披露资金即可，非资金支持如实验室、办公室、员工、头衔等无需披露。2019年7月，NIH才明确，非资金支持也需披露。

此外，NIH提供的信息披露表格是通用的，其中没有列出需要披露的具体项目类别。为此，大学开始制作自己的表格，确保满足所有的披露要求。比如，NIH将“外国成分”定义为“美国以外任何项目的重要科学组成部分”，包括在国外与调查人员合作、使用设施或仪器，预期会成为共同作者等。规定是简单的，但实际合作却可能非常复杂：当合作者离开美国实验室后，可能继续以查看PPT或图片的方式，与在美科学家继续研究项目，这也可能触发该科学家的披露义务。

联邦政府对现实情况很清楚，总统拜登的科学顾问埃里克·兰德（Eric Lander）也委婉承认：“机构有不同的规则，他们的定义也不同。”错综复杂的要求，意味着“很难弄清楚你需要披露什么”。

基于这两点，FBI可以自然地从调查间谍行为转移到起诉“虚假陈述”，这种转换模糊了信息披露违规与严重的犯罪如间谍活动、盗窃知识产权之间的界限。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法学教授陆梅吉（Margaret K. Lewis）批评说：“当大学的相关规定和程序不断变化、不一致和产生混乱时，司法部门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一些行政问题定性为刑事犯罪。这将导致政府没有限制地进行选择性调查和起诉。”

《纽约时报》称，许多科学家对大学和资助机构“不断变化和重叠的披露准则”表示失望，他们“很难避免陷入FBI的陷阱里”。

国家安全与学术自由 

JUST SECURITY是由许多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国家安全组织。该组织撰文批评，“中国行动计划”实际在吓唬美国的研究人员与学术机构，这与科学研究的开放、协作性质背道而驰。

开放、协作与学术自由，是美国吸引顶尖科学家且实现科学繁荣的关键因素。从1901年以来，在美国4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48位是外来移民。

2020年7月，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两位学者发表了《中美科研合作的赢家与输家》的论文。通过对两国学者共同署名的研究，得出结论：过去5年中，如果没有与中国学者合作，美国的研究论文发表量会下降。 

2020年美国《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曾要求国家情报机构负责人出具一份报告，以说明情报机构进行反情报行动时，如何确保华裔美国人的权利。该报告原定于2020年6月提交，截至2022年1月仍未公布。  

尽管司法部一直坚称“中国行动计划”并非基于种族，而是基于可疑行为。在统计数字上，它却显示出了倾向性：在被起诉的人里，88%有中国血统。《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也指出，虽然利伯教授没有中国血统，但国防部调查人员盯上他是因为“其实验室内有多名中国学生很可疑”。 

2021年7月，大约90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Merrick Brian Garland），要求司法部调查历史上针对亚裔人士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行为，并提供有关亚裔是否会因种族、民族或血统而成为攻击目标的信息。2021年9月，包括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超过2000名学者再次致信美国司法部长，敦促终止“中国行动计划”。 

开放科学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斗争，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最新版本，显然不会很快终结。这样的较量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冷战时期美国里根政府的措施或许有借鉴意义。 

1985年，当美苏两国进入冷战高峰期，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发布了《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189》，其对“国家安全”与“开放科学”给出了如下论断：

本届政府的政策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基础研究的产出不受限制。美国科学的力量，需要一个有利于创造力的研究环境，而思想的自由交流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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