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害怕噩梦？

　　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人开始做各种奇怪的梦。在受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以及采取严格封锁措施的国家，这种现象似乎更为明显。对亲人和个人健康的担忧，对隔离的焦虑，突然间都与其他世俗的想法混杂在一起，让一些人在混乱的梦境中醒来。

　　有些梦就变成了噩梦。在疫情期间，人们做噩梦的报告也有所增加，年轻人、女性和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的人风险最高。不过，在创伤研究者来说，噩梦的增多并不奇怪。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蕾切尔·何（Rachelle Ho，音译）表示，对于那些身处新冠疫情线的人来说，2020年是一个“慢性压力”时期。持续数月或数年的长期压力影响着整个人口，这是相当不寻常的，只有在近代史上的战争期间才会如此。可以确定的是，长期的压力会对我们的认知功能造成显著的影响。

　　经常生活在压力下的人更容易做噩梦。一项针对加沙地带10到12岁的学生的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学生经常做噩梦，即平均每周有超过4个晚上做噩梦。蕾切尔·何表示，儿童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大脑还在发育。

　　美国塔尔萨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乔安妮·戴维斯表示，尽管噩梦与许多精神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一些生动的梦境有助于我们处理前一天的情绪。了解噩梦出现的原因将有助于治疗那些经历过创伤的人。

　　噩梦如何保护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乔安妮·戴维斯等心理学家正在逐步解开梦境、心理障碍以及它们对保持情绪稳定的重要性之间的联系。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会把前一天的记忆整理归档，将旧的记忆尘封起来，然后重新洗牌。这通常被认为是在睡眠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最具感情色彩的记忆是在快速眼动（REM）阶段（就在醒来之前或刚进入睡眠时）被储存起来的。这些充满情感的记忆随后成为了梦境的主题。

　　在现实生活中，噩梦可能对人们有帮助。“睡眠让你忘记，也让你记住”的假说表明，快速眼动睡眠可以加强情绪记忆，将它们安全地储存起来，还有助于降低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后续情绪反应。例如，如果老板对你大喊大叫，而那天晚上你梦到了这件事，那么下次见到你老板时，你的情绪就不会那么激动了。

　　一个有趣的观点是，梦境可以训练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这有什么证据吗？

　　当我们的大脑处于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时，海马体和杏仁体都非常活跃。前者是我们大脑中排序和存储记忆的区域，后者则能够帮助我们处理情绪。蕾切尔·何表示，这一现象使研究人员认为，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生动的、情绪化的难忘梦境是大脑正在储存记忆的表现，也是“撕下情绪标签”，或者说拒绝这些情绪的过程。在睡眠心理学中，撕掉情绪标签的比喻被广泛使用。

　　在做了噩梦之后，大脑中为恐惧做准备的区域变得更加活跃，就好像是梦境训练了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人们在梦中感到恐惧的时间越长，当他们看到有压力的画面时，其情绪中心被激活的次数就越少（不过，更好地做好准备面对令人沮丧的照片是一回事，面对现实中老板的大喊大叫则是另一回事）。

　　大脑的杏仁核可能很需要这段处理时间，以便在第二天来临之前将自己“重置”。也许把前一天晚上的情绪包袱抛到脑后，第二天早上就能有一个新的起点。心理学家对一些压力过大的员工进行了研究，表明皮质醇——一种帮助调节压力反应的激素——水平在早上最高，这意味着我们在早上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皮质醇也被称为“压力荷尔蒙”）。尽管杏仁核并不产生皮质醇，但确实情绪学习和记忆的重要结构，可以检测我们的压力情况。

　　在快速眼动期间，我们的大脑在海马体、杏仁核和新皮质中产生低频、缓慢的θ波（我们在清醒时也会产生θ波，但它们仍是快速眼动睡眠的主要特征）。在大鼠身上进行的研究（其中一些大鼠要完成有压力的任务）发现，那些不得不做一些有压力任务的大鼠具有更多的快速眼动周期，并且在第二天睡眠的快速眼动期间θ波增加。

　　丹妮拉·波帕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生物研究所的神经学家，也是其中一项压力诱发研究的作者之一。她的研究表明，参与处理梦境情绪事件的大脑区域，在大鼠面对同样的压力时，会再次被激发。这可能意味着快速眼动睡眠和θ波活动只参与长期记忆的存储，并参与处理不好的记忆。但波帕也指出，在大鼠身上寻找非情绪记忆存储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因为很难知道它们在想什么。

　　如何治疗噩梦？

　　做奇怪而有益的噩梦是一回事，长期做噩梦则是另一回事。“做噩梦的时候，处理过程似乎就被卡住了。”乔安妮·戴维斯说，“你的大脑可能想要处理这一情绪事件，但又无法继续，因为你会在噩梦中醒来，你没有完全理解这一事件。”

　　戴维斯指出：“一旦你长时间地做噩梦，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她还提到，她所见过的一些患者在寻求帮助之前就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噩梦。“由于担心做噩梦，你可能就会不睡觉，或者试图尽快入睡——最终导致自己需要药物来度过夜晚。”

　　作为临床心理学家，乔安妮·戴维斯使用暴露、放松和重构疗法（ERRT）来治疗创伤幸存者，包括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儿童或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ERRT疗法中，病人按照自己的回忆写下他们的噩梦（暴露对焦虑的人特别有效），或者写下噩梦的一个新结局（重构）。

　　通过重构过程，病人并不一定会把新的结局融入梦境，相反，戴维斯指出：“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他们不再做噩梦，或者他们仍然做噩梦，但已经不再那么可怕，或者说变得更加模糊。然后，噩梦的频率就会下降，最后消失。这就好像如果在白天将问题解决，晚上就不用一遍又一遍地重温那个问题。”

　　戴维斯很清楚不能仅仅将噩梦看作是一个更大问题的症状，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在几十年前，我们这个领域还将噩梦视为PTSD的症状之一，”她说，“但我们已经转变了思维模式，开始将噩梦视为许多问题的标志。如果能够先解决噩梦，我们就可以解决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抑郁和药物滥用）。”

　　戴维斯认为，将噩梦视为未来心理问题的早期征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情绪化的梦有时就发生在重大事件发生后的夜晚，有时发生在5到7天之后。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佩妮·刘易斯和她的同事们提出，我们每天的记忆在发生后会被立即储存起来，但当梦境涉及重大的个人意义时，就会出现“梦境延后”的情况——有时会梦见一天以前甚至一周以前的人或事。

　　教会长期噩梦患者如何通过“清醒梦”来控制不好的梦，似乎也能减少噩梦的发生频率。这种治疗被称为意象训练疗法（IRT），在一些小组形式的治疗中取得了成功，尽管研究人员还不清楚其确切机制。而且，这种研究通常是非自然的。总而言之，这些治疗的重点都是找到确保患者能睡到天亮而不醒来的方法，让他们的大脑得到所需的休息，以改善他们的认知功能。

　　虽然对噩梦的成因及其治疗方法的理解在过去几年间有了很大进展，但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严格的封锁措施给正在接受治疗的人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一项小型调查中，研究人员访问了通过IRT疗法来治疗反复噩梦的法国患者，发现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似乎因新冠疫情而复发。此前这些患者都成功减少了噩梦的发生频率（平均从几乎每晚都做噩梦减少到大约每周两次），但在2020年，也就是接受治疗四年后，大多数人报告称，他们平均每个月会做19个噩梦。

　　法国里昂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本杰明?普托伊斯及其合著者卡罗琳?西罗和温迪?莱斯利写道，在危机期间，“噩梦频率的增加不仅可以被解释为创伤记忆的重新激活，还可以被解释为情绪调节的需求增加”。

　　因此，下次你睡不好的时候，可以将噩梦当成是你的大脑通过撕毁前一天的压力来调节情绪的方式之一。戴维斯表示，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噩梦是否经常发生，或者它们是否开始影响的健康。对大多数人来说，奇怪的噩梦可能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