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跳动终于双休了 取消大小周是一场双赢吗?

大厂“慢”下来了

今年6月起,互联网大厂突然默契的开始讨论起取消大小周(上六天班为单休大周,上五天班为双休小周)的问题——先是腾讯光子工作室提出取消大小周;接着,快手第一个跳出来宣布7月起正式取消大小周。

字节跳动终于双休了 取消大小周是一场双赢吗?

当时字节跳动因为一份调研左右为难——字节跳动CEO梁汝波公布了关于“大小周取消”的调研结果,1/3的员工支持,1/3的员工反对,甚至有新员工表示,“取消小周,每年损失10万。”

字节跳动终于双休了 取消大小周是一场双赢吗?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人愿意、有人不愿意,为什么不把单双休的选择权交给员工?问题是大厂员工分工高度精细化,早被驯化成一颗颗螺丝钉,一旦某个项目有人加班必然会关联到其他人正在推动的工作,所以只能一个部门加班或者不加班。

塔门在《谁动了年轻人的周末》中提到,“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今人们越来越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异化。一方面,人们能够认识到个人对于庞大的资本主义机器而言仅仅是一个螺丝钉;另一方面,对工作系统的反抗是不现实的。”

否则,字节跳动CEO梁汝波也不会在是否取消大小周问题上摇摆,并在内部进行调研。因为即便取消大小周也不会让工作总量减少,对很多人而言不过是换个地方加班。

另外,知乎答主@Kevin Zhang针对“互联网加班文化”给出过一个十分有趣的视角,“一个女人生孩子需要怀胎十月,但是十个女人也不能一个月生出来”。

要知道,字节跳动自2012年成立起就一直保持着大小周的工作传统,以此每年挤出近20个额外工作日——外界一度将其归结为字节跳动得以快速扩张的核心原因。

说实话,字节跳动高歌猛进的这几年,公司陷在一种快速生产——高速增长——快速生产的死循环中,这必然会给员工带来高负荷、长时间的工作承压,以确保高效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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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小周能在大小互联网公司沿用至今,其实是一种公司与员工“双向选择”的结果。

一位前字节跳动人力资源部门员工告诉《财经》记者,有跳槽来字节意向的人员中,介意加班的只有不到10%,更多人忽略加班要求,更看重字节的工作经历以及高于行业均值的薪酬。

毫不夸张的说,字节员工两个大周赶上五一长假,一个月房租都挣回来了。毕竟,相比节假日,当代年轻人更缺钱。

比如,2020年3月,江西省、浙江省和甘肃省陇南市三地相继发布通知,鼓励推行2.5天假日制。结果再无下文,当地企业该加班照样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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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很多大厂通过 “圈养”,最大限度缓和着员工的抵触。拿字节跳动举例,一位此前曾在大厂任职的资深HR对虎嗅说道:

“营养丰富的三餐,下午茶、零食不限量供应,基础娱乐设施配套齐全,10点后下班还报销打车费,单身年轻人在这样的职场环境只要安心加班挣钱就行了,换做其他公司这些破事儿谁给你兜啊?说句不好听的,一群进不来大厂、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人为目标清晰的大厂年轻人操心。”

况且,大多数求职者早在面试时,就已经在心底反复权衡过利弊。说的残酷点——想要“活少”就不要贪恋高薪,选择高薪就不要奢望不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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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有人在微博上嘲讽:

“经济学家凯恩斯1930年大萧条时曾预测,2030年每人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然而2021年很多人每周加班的时间都不止15小时。”

取消大小周是一场双赢吗?

前些年,各大社交平台流传最广泛的其实是华为的狼性文化——早在十年前,华为就曾整出来《奋斗者申请协议》,要求员工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

华为以一己之力带火了狼性管理和加班文化后,大厂加班制度逐渐成为诸多中小企业为员工画饼的案例素材——随手一搜,2020年7月就有诸如“北京一互联网公司被曝工位旁支帐篷”、“某互联网公司挂出‘不畏加班、不念下班’标语”这样的新闻。

很多企业的毛病在于,给不起加班费却试图通过“上价值、盯考勤”的强制手段胁迫员工加班,这类企业你和它谈工资,它和你谈加班;你和它谈加班,它开始跟你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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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并非所有企业都适合推行加班文化。

在传统行业,比如富士康,有订单这种极大确定性的任务时才会要求工人加班,毕竟多组装一台手机就有一份钱;反观互联网企业,很多社畜加班情况则完全不同——一些小公司左突右奔,不过是为了跑通业务的盈利模型,进而拴住更多投资人;而诸如BAT这样的大厂,则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损耗在“部门墙”以及眼花缭乱的会议汇报上。

诚如某大厂员工对虎嗅吐槽的那样,“当员工以抢到会议室作为一天工作的最高成就时,你很难不去思考组织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加班反而变成了互联网企业做大之后的“副作用”。也就是说,此前互联网企业确实在颠覆传统企业模式,并培养出了更高效的组织,但是如今部分大厂组织架构复杂、人员冗余,这帮人效率低不说,人力成本还“贼贵”。

这其实能理解,大厂快速扩张时会把任务分解到每个部门变成具体的KPI、OKR,不仅工作量,压力也会从高往低层层累加,结果公司给员工说“我给你钱,你每天精神饱满工作10小时”,先不说合不合理,问题是这现实吗?

所以,形式主义加班成为每个大厂员工必须精进的一门课程(俗称“摸鱼”),并以此和公司斗智斗勇,相爱相杀,达成某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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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互联网企业逐渐滋生出一种非常冷血的“潜规则”,就是互联网人的“35岁困境”,很多人就因为年龄这个坎被老东家无情淘汰——反正对公司而言,既要“年轻”的头脑,也要年轻的身体。

况且,大厂取消大小周,员工工作压力就会减少吗?

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也是加班文化盛行,年轻人频频爆出过劳死事件。为此,日本政府专门出台《劳动方式改革关联法》,试图威慑企业主。

结果,计划实施两个月后,某家连锁咖啡店统计数据显示,下午6点以后光顾咖啡厅的人数明显增多,就为在店内完成剩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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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如《相约星期二》里老教授临终前的感悟:

“他们生活得太匆忙了,他们没有找到生活的意义所在,所以在忙着寻找,他们得到了新的车子、新的房子、新的工作。但过后他们发现这些东西同样是空的,于是又重新奔忙起来。”

作者/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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