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该研究汇编了2020年6月从近300名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人收集的数据，当时学校在第一波关闭后开始重新开学。它记录了领导团队跟政府和教育部(DfE)大量杂乱无章的信息转储的斗争，这些信息发布时几乎没有任何通知，之后则会不断更新。
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计算出，在2020年3月18日至6月18日期间，教育部发布了201项针对学校的政策更新。
当被问及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时，学校领导们反复提到“更新不断变化”、“清晰度”和“时间”。77%的行政主管和71%的校长抱怨有太多的输入和太多的信息。在后续采访中，参与者提到被政府的最新消息“淹没”，而这些消息往往跟早先的指导意见相矛盾。
该研究的论文第一作者、剑桥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研究员Peter Fotheringham表示：“我们预计封锁期间学校领导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学生的福利。事实上，一次又一次，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先什么都没有分享，这太让人受不了了。’…政策措施通常是在官方指导出台之前就向公众公布的，所以家长们甚至在有机会阅读指导之前就已经在打电话了。我们认为，通过一些简单的修复，很多问题可以在未来避免。”
该研究随机抽取了英格兰的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他们需要完成一份简单的匿名问卷以调查哪些信息影响了学校对疫情的反应以及遇到的任何相关挑战和机遇。298名领导者做出了回应，其中29人随后被随机选中进行后续采访。
在被要求对不同信息来源的重要性进行1至5分的评分时，学校领导认为来自DfE（平均得分4.1）和政府（4.0）的指导最重要–领先于多学院信托(MAT)、工会或媒体等信息来源。
然而，许多人对政府出台新的指导意见之前缺乏通知表示极度失望，他们通常会先通过电视转播的新冠病毒简报或其他公共公告得知这一点。一位校长告诉研究人员：“整个社会跟学校同时获得了信息。在父母开始打电话之前，我们没有时间把我们的想法摆到合适的位置。”
来自DfE、当地教育当局或MAT的后续指导往往滞后。研究发现，这意味着校长们必须在进一步的信息到来之前解释关键政策如有关安全措施、社交距离、关键员工子女的当面辅导或学校重新开学的政策，这些信息有时会跟他们的判断相矛盾。
一份调查回复写道：“很明显，内阁在发布公告之前没有跟教育部沟通，这让每个人都在黑暗中匆忙制定政策，而家长和学生则指望学院立即提供指导。”
另外，发布的大量信息也是一大挑战。在有关的三个月期间，发展部发表了74份独特的指导文件，每条平均更新三次。最终的结果是，包括周末在内，学校领导在90天内平均每天收到三次政策更新。
Fotheringham说道：“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无法知道从一个更新到下一个更新，哪些内容发生了变化。领导团队不得不打印出不同的版本，然后用荧光笔审阅，通常是在早上7点匆忙组织的会议上。阅读这些东西非常、非常耗时，但具有高度的技术后果。比如即使是距离规则的一个小改变也会影响你管理教室、走廊和游戏区域的方式。发布过程让这些政策转化为行动变得非常困难。”
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引入一些简单的措施如在政策更新时发出相应变化的信号将对学校领导在未来出现任何混乱时执行政策的能力产生巨大影响。Fotheringham补充称，DfE可以使用“许多机制”来加强与主管的沟通–不仅仅是一个直接发给学校领导的电子邮件系统，它本可以用来提前警告他们新的指导方针。
调查结果还强调了学校在其社区内的更广泛网络及学校领导自身的专业联系价值。校长们反复强调，在他们试图引导学校度过危机的过程中，有机会跟其他学校领导人合作并分享想法，他们从中获得了好处。两位作者认为，投资于地方政府或MAT提供的“传统”结构之外的更多机会将会是有益的。
这项研究警告称，学校领导在2020年春季面临的挑战似乎跟国际上和英国以前学校关闭时遇到的挑战相呼应–如在2009年H1N1猪流感大流行期间，74所英国学校被迫关闭。
“我们经常把新冠病毒病描述为前所未有的，但关闭学校是一种常见的公共卫生措施，”Fotheringham说道，“以前的案例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政府跟学校的沟通可能是个问题。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我们还没有吸取这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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