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从未来金融的角度看资管新规的“对”与“不对”

雷锋网12月8日报道，近日，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携手众多银行举办了第十三届中国电子银行年度盛典，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出席并围绕科技对金融的变革进行了主题演讲。

中国金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而他认为有三种力量推动变革进行，分别是科技、市场化改革、国际化，并重点介绍了科技的力量。

在吴晓求教授看来，科技改变金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科技提升了金融的功能，尤其对金融的支付功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消费模式的变化催生了新支付形态的出现，要求传统金融要“脱媒”。第二，科技扩展了金融的普惠性。

据雷锋网了解，他还指出，在科技对金融产生的颠覆性影响下，中国金融正在经历两种维度的变迁：从融资金融走向融资和财富管理并重的时代，从资本不足风险过渡到资本不足和透明度风险并存的时代，相应地监管也要调整。

针对于近期发布的大资管新规，吴晓求教授表示，大资管条例要求加强透明度的信息披露，这是非常准确、积极的。但新规也有不足的地方，“没有正确理解中国金融功能在发生变化。”他认为，中国不能通过一个严格的要求，将金融逼回到传统金融的框架中。随着中国金融结构的变革，金融的财富管理功能日益重要。“我们不能站在工业化时期去看待未来的中国金融，这容易出问题。”

以下是演讲原文，雷锋网(公众号：雷锋网)作了不改变原意的编辑：

科技如何改变金融？

科技正在改变金融，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大幅度提升金融功能

大幅度提升金融的功能，尤其对金融的支付功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特别是消费模式比如电子商务的变化，催生新的支付形态出现。这种模式的变化要求金融支付跨越时空限制，传统的支付塑造严格的时空限制，它是有载体的，所以它要求——脱媒，脱支付的媒。

金融历史上发生过两次脱媒的现象，脱离实体发展。一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市场脱了金融特别是商业银行融资的媒。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中，融资已经慢慢离开金融中介，到市场融资，通过发行有效的凭证股票、债券来融资，从而在商业银行的旁边成长起一个巨大的新的金融业态，就是资本市场。在漫长的一百多年历史，资本市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是对传统金融的第一次脱媒。

到了今天，由于人们消费模式的变化，要求出现新的支付业态，否则种消费模式的变化难以实现，第三方支付顺势出现。显而易见，第三方支付也是通过信息技术在脱传统金融支付的媒，使得金融的功能和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也推动了金融的变革。

一种金融的创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客户觉得它便捷、快速、低成本、安全。只要符合这些标志，这种金融创新就大力地扶植，而且它未来必定有广阔的市场前途。所以科技正在改变中国金融的业态，在改变中国金融的基因，或者DNA。

扩展金融普惠性

科技也使得金融的普惠性得到了迅速的扩展。过去中国金融的普惠性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它的有效服务面是受限制的。限制一方面来自于时空限制。

第二个来自于商业原则。比如小微企业融资难，还有中低收入阶层得不到相应的金融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金融并不是普惠性金融，它是一个大企业金融，或者说是一个富人金融。主要是融资方侧重大企业，因为它有规模，信息披露比较好，信用是可查，这个也符合传统金融的商业准则，所以金融不可能为无法进行信用评级以及规模小的客户提供融资贷款。同时，传统金融的链条非常长，难以触及最基层的部分，从融资方来看，它只会选择一些大企业、大客户。

但中国经济的发展生命力是来自于“小”，“小”却富有生命力，“大”已经没成长性，金融必须要想办法让这些小的成长起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此外，从财富管理端来看，传统金融更多也是为大客户服务，有门槛。

这与金融最高的理想——普惠金融不相符。在传统的金融架构下，中国无法实现普惠金融服务，所以就要进行改革。要达到普惠性金融这样崇高的目标，光靠某一些倾斜的政策还是非常困难。央行、银监会通过一些政策的倾斜和倡导，让一些大金融机构提高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但还是没有实现，因为金融机构本质上是不愿意的，违背它内在的动机。所以我们要创造一种机制，让金融自动地、非常愿意地为大众服务，为小微企业服务。

科技与脱媒，要求监管改革调整

机制建设依靠两方面：第一是技术的进步，高科技植入金融，延伸金融的服务链条。第二靠结构性的调整和结果。

此外，还要改变观念，不能依靠过去工业化时期制定的标准，简单地、教条地看待新事物，比如现金贷等。科技将会对金融的物理形态、时空限制、传统的功能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科技和金融的结合，使得过去一整套的理论、理念、政策、规则都会发生深度的变化。

今天的金融和过去的金融有本质的变化，风险结构、风险来源、风险性质都不同，虽然新金融也有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不过导火索不同。所以显然不能只拿传统金融的资本充足率对它进行监管，还有一个风险日益变大——透明度风险。这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风险来源，而且加上中国整个金融资产结构、证券化金融产品在迅速提升，所以对透明度的监管变得日益地重要。

由于科技的进步、脱媒快速地进行，当下中国金融已从资本不足风险过渡到资本不足和透明度风险并存的时代，这就要求监管要改革和调整。

大资管条例的“对”与“不对”

最近出台了一些很有趣的政策，一个关于现金贷，我对它的理解是，或许某些地方是高利贷，但从总体功能来看，它解决了临时头寸的不足，发挥了重要的救急作用。

还要一个大资管条例，从未来金融的角度去研究它，大资管条例其实非常复杂，一条是对的，一条是不对的。

首先，“对”是指，理财产品、证券化产品的比重在提升，所以大资管条例要求加强透明度的信息披露，这是非常准确、积极的。

但是它有一个严重的不足，就是没有正确理解中国金融功能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能通过一个严格的要求，让金融回归融资时代。当下，中国金融正在从融资金融走向融资和财富管理并重的时代，而且随着中国金融结构的变革，特别是资产结构的变革、证券化金融资产比重的提升，中国金融的财富管理功能日益重要，它会缓慢地变得比融资功能更重要。但如果一个条例的出现将扭转这种功能的进步，那就“不对”了。

我们要深度理解中国金融的未来，不要把它逼回到传统金融的框架中。其实，很多人是站在工业化时期去看待未来的中国金融，这就会出现问题。有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要通过各种方式限额支付宝、余额宝？有人可能高兴，因为银行的存款增加了，但实际上这是落后的典型表现。越是走市场化的道路，无论是融资活动还是财富管理都通过市场来完成，才是越来越进步；如果市场完成的比重越来越小，这是中国金融的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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