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2015：初探商业化的中国航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钛禾产业观察（ID：Taifangwu），作者：刘爱国、熊文明，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国内外形势在随后几年里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短期内“打不起大仗来”的判断下，中央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国防科工委和航天工业部，提出了由军品转入民品的新思路。

这就意味着除了少数重大项目外，国家将不再拨专款来养活这支航天队伍，以后得自己想办法找米下锅。以前只用管“上天”的事，现在也得同时考虑如何“下海”，中国航天系统的第一次变轨，就此悄悄展开。

三张草图“卖火箭”

对于当时的中国航天人来说，创收最快的办法就是“卖火箭”。把已经发射成功10余次的长征火箭推向国际市场，既能赚取外汇，还能养活队伍。

然而，一直封闭在体制内钻研技术的航天人，完全不懂得怎么和外国人做生意。反过来，国外对历来高度保密的中国航天技术也知之甚少。既然闭门谈不成买卖，那就先走出去“投石问路”。

1985年5月，由钱继祖、屠守锷、陈寿椿、黄作义4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飞赴日内瓦，参加国际空间商业会议。会上陈寿椿代表中国航天工业部，做了题为《中国空间活动及提供国际服务的可能性》的报告。报告中提到：

“由于中国原材料和劳动力比较便宜，长征三号的价格将比国际市场同类服务价格低50%”。

这份报告当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报告中虽未明说中国人“卖火箭”的计划，但是参会的外国专家和记者们已经隐约嗅到了气息。第二天，法国一家报纸在醒目位置刊登了标题为《羽毛未丰的中国航天技术要参加国际竞争》的文章——和好奇相比，充斥舆论的更多是质疑声音。

当年10月27日，时任航天工业部部长李绪鄂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

“中国将开放西昌卫星中心，将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发射外国卫星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是提振国威的大事，1986年7月，中央正式将发射国外卫星列为重大工程，按照惯例命名为“867”工程。

这一年，恰逢全球航天发射流年不利：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7名宇航员罹难。2月22日，欧洲阿里安火箭第二次发射失利。接着4月18日，美国大力神火箭升空后爆炸，酿成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航天灾难。紧接着5月3日，美国麦道公司的德尔塔火箭升空后飞行姿态失控，地面控制台被迫实施自毁命令。

三个多月内，全球主力火箭接连发射失败，各国航天机构元气大伤，几十颗造好的卫星搁在地上，缺少合适的运载火箭发射上天。

中国人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由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领导的“发射服务市场开发10人小组”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连续进行了24场长征火箭的推销宣讲。美国、加拿大等国17家空间公司相继与负责航天外贸的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建立业务联系。

通过这一轮密集沟通，10人小组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调研结论：只有1.45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GTO）运载能力的长征三号火箭，已经很难满足新一代国际通信卫星的发射需求。

但是，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并不多，重新设计一款大推力火箭肯定来不及。在北京一个寒风瑟瑟的夜里，火箭专家黄作义突然有了灵感：将拥有不败战绩的长征二号丙火箭芯级加长，再绑上四个助推器，就可以组成一款新的两级大推力火箭。

第一个潜在的大客户是美国休斯公司，黄作义被任命为长城公司驻美办事处主任，负责谈判事宜。没有样机，连个模型都没有，黄作义和助手拿着三张手绘的草图和美国人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谈判，硬是从休斯公司接下了长二捆火箭的第一单——发射休斯公司为澳大利亚制造的通信卫星。

这个“拿着草图签合同、拿着合同找贷款、拿着贷款造火箭”的传奇案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航天史上破天荒的一次事件。这张经典的手绘草图，日后也被发表在美国航空航天杂志上。

手绘的长二捆火箭草图

虽然靠“纸上谈兵”拿到了订单，但是精明的美国人也抓住中国人急于开拓国际市场的心态，不仅把价格压到不能再低，还在合同中明确写入了对赌条款：

“如果长二捆不能在1990年6月底前保证有一次成功试射，美方有权中止合作并对中方相应索赔。”

这就意味着，留给中国航天人的时间只有不到20个月。而在当时国内，一个新型号火箭从研制到定型，一般需要至少四五年时间。

航天系统内部也因此产生了巨大分歧。反对者除了认为时间进度无法接受外，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经济风险，有人提出，接下一个订单并不能说明问题，只有拿到至少12个订单合同才不至于亏本。甚至还有人直接批评，这简直就是中国航天版的“辛丑条约”。

激烈的交锋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立项意见占据了上风。1988年12月14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长二捆运载火箭上马的决议正式通过。随后，时任航天一院院长王永志被任命为型号总指挥，王德臣被任命为总设计师。此时距离美方约定的期限只剩下18个月。

在一张超常规的时间进度表面前，举国之力的优势再次凸显。从北京的火箭院到西昌的发射架，乃至全国25省300多个配套厂所里，一场又一场的攻坚战役同时打响。

1990年6月26日，比合同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新型长二捆运载火箭树立在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新建的2号工位发射架上。7月16日，搭载澳星模拟星和另一颗巴基斯坦科学试验卫星的长二捆运载火箭成功首飞。此前曾经尖锐质疑中国火箭的法国媒体再次刊文称：

“这是一枚令人生畏的火箭，中国对欧美竞争对手的嘲笑，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这是中国第一枚为国外客户量身定做的运载火箭。三个月前的4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刚刚完成了我国第一次国际商业发射，将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两次成功发射不仅向国际客户证明了中国火箭的技术能力，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就此开启了中国航天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新纪元。

然而，闯荡世界的中国航天并未就此一路奔向坦途，“长征”路上的风雨才刚刚来临。

风雨兼程“长征”路

1992年3月22日傍晚，万人空巷。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一晚至少有6亿中国人都端着饭碗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澳星发射的实况直播。

远在发射场百里之外的西昌腾云楼宾馆内，庆祝发射成功的晚宴已经准备就绪；负责直播的中央电视台，也只准备了祝贺发射成功的唯一一套解说词。

然而，当点火命令下达之后，火箭发动机喷出棕黄色的浓烟，却并未腾空而起，紧接着开始剧烈地颤抖……围坐在电视机前的中国人，看到了一个终身难忘的片段：现场指挥员高喊“紧急关机！”后，直播画面就定格在了浓烟滚滚的发射场上。

事后查明，这次发射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点火启动器控制连接点上，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重量仅为0.15毫克的铝屑。

浓烟滚滚的“3·22”澳星发射失败现场

“3.22”成为中国航天史上的黑色一页。国人失望、痛苦甚至愤怒，但是背负巨大压力的航天人却“连哭的时间都没有”，立刻投入到下一枚火箭的生产中。只用了整整100天时间，一枚新的长二捆火箭再次装上专列，驶向西昌发射中心。

8月14日，火箭再次伫立在发射架上待命，中央电视台也鼓足勇气进行了再次直播。这次发射没有让国人第二次失望，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8条橘红色的火焰托举着火箭腾空而起。

675秒，星箭分离成功，澳星进入预定轨道。长城工业公司总裁唐津安激动致辞，对全国人民和美澳合作方的支持表示深深感谢，并且欢迎有更多用户和长城公司合作。

一方面以代表国家的身份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中国航天的体制改革也在同时推进。1993年6月6日，兼挂着企业和行政两块牌子的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逐步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向市场经济靠拢。

新成立的航天工业总公司提出了“发展航天、加强民品、提高效益、走向世界”的发展方针，希望加快推动中国航天走向世界。

然而，刚刚通过几次成功发射艰难树立起来的口碑，随即被接二连三的发射失利打破。1995和1996这两年，成为中国长征火箭的“厄运之年”。

1995年1月26日，长二捆火箭在西昌发射美国“亚太二号”卫星时横空爆炸，星箭俱毁。1996年2月15日，中国首次使用新研制的长征三号乙捆绑火箭发射美国通信卫星“国际708”，起飞后20秒就坠入山谷，炸成一片火海。

“2·15”事故让中国长征火箭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包括长期合作伙伴休斯公司在内世界各国卫星公司都纷纷中止已签订的合同。然而厄运还未结束，仅仅半年后，另一枚长征三号火箭在发射美国“中星七号”通信卫星时，第三级关机提前了40秒，将卫星送到了一个无用的低轨上，发射再次失败。

一连串的发射受挫直接影响到了开放中国的国际形象。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航天发射做出指示，明确提出了“质量要严上加严，工作要细上加细，思想要慎之又慎”的总要求。

面对困境，中国航天人开始自省自查，全面开展质量整顿与专项技术改造工作，制定并推行了“双五归零”“72条”“28条”等一系列质量管理制度。这些著名的规范措施，如今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国防科技工业的各个技术领域，成为规范科研生产质量活动的重要行为准则。近二十年后，由航天科技集团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ISO 18238 Space systems-Closed Loop Problem Solving Management（航天质量问题归零管理），于2015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发布，成为全球航天界的圭臬。

1997年，卧薪尝胆的长征火箭总算迎来了逆转，创下“六战六捷”的佳绩，重新挽回了国际声誉。1998年7月18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欧洲“鑫诺一号”通信卫星成功发射入轨，让中国航天人士气大振，中国航天进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道路似乎又看到了光明。

然而随后而来的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关系跌入冰点。就在全民声讨野蛮行径，等待美方出具事件调查报告的同时，美国国会却抛出另一份所谓的调查报告——《考克斯报告》。这份长达872页的报告中，诬称中国在发射美国卫星的过程中,通过故障调查等手段非法“窃取”美国航天技术。

随后，商业通信卫星被列入军品管制清单，美国限制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制造和含有美国零部件的卫星，导致随后的APR-3卫星、韩国星、意大利星的发射服务合同被迫终止，长征火箭一度占到全球发射服务9%的市场份额一夜归零。

1999年6月12日，长征二号丙改进型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双星”的方式将两颗“摩托罗拉铱星”精确发射入轨，此后6年时间里，长征火箭再没有进行过国际商业发射。

来自中国的“卫星套餐”

1999年7月1日，按照国务院批复的改革方案，包括航天工业总公司在内的五大军工总公司正式一分为二，改组成为十大军工集团。

改组后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在继续肩负国家空间探索使命的同时，还要同时考虑如何推进市场化经营，与市场经济体制兼容的问题。

然而就在日臻成熟的长征火箭踌躇满志的时候，却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被堵在了进军世界的道路上。

国际航天市场上，运载火箭最大的订单需求就来自于发射卫星。中国航天要想重新回到国际舞台，必须从卫星打开突破口。

中国航天人不得不探索国际合作的新路，长城工业总公司的业务团队在重重压力下，再次迸发出智慧火花，通过与欧洲国家尝试“中国火箭+欧洲卫星”“中国火箭+中国卫星平台+欧洲载荷”的创新模式，摆脱了美国的技术限制，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线。

2005年4月12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刺破夜空，将法国阿尔卡特空间公司制造的“亚太六号”通信卫星送入太空。这是时隔6年之后，中国火箭再次重返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两年之后，2007年5月14日0时01分，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再次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将一颗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尼日利亚定制的“尼星一号”通信卫星送入轨道，这是第一颗实现“整星出口”的中国卫星，也是我国首次以“火箭发射+卫星在轨交付”的全套餐方式，为国际用户提供商业卫星服务。

“尼星一号”基于东方红四号平台开发。作为“十五”期间我国重点开展的民用卫星工程，“东方红四号”和后续的增强型平台开发应用，标志着我国迈入世界通信卫星一流平台行列，不仅推动了国内广播电视和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卫星进军国际市场的拳头产品。基于东方红四号平台，我国先后向委内瑞拉、巴基斯坦、玻利维亚、老挝、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出口了9颗通信卫星。

“老挝一号”通信卫星地面接收站。

国际生意越做越大，来自中国的“卫星套餐”还在不断增加服务内容。2012年9月29日，我国为委内瑞拉研制的“遥感卫星一号（VRSS-1）”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这是中国航天首次向国际用户提供遥感卫星整星在轨交付，并同时提供数据接收、处理、分发、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服务。

2013年12月21日，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亲自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观看玻利维亚第一颗通信卫星的发射。“玻星”项目中，我国首次把轨位咨询、地面应用纳入合同内容，并通过商业贷款的方式推进合作。“玻星”发射成功后，在场的玻利维亚使馆人员泣不成声，首都拉巴斯的街头挂出了庆祝标语：

“我们终于盼来卫星了！”

“玻星”发射成功后，走上街头庆祝的玻利维亚人民

和运载火箭有所区别的是，卫星应用本身就具有全球化属性。在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卫星事业从技术、人才、资源、标准，也在深入与国际接轨。

早在1988年，巴西总统萨尔内访华期间，中巴两国政府就签订了航天合作协议。从1999年第一颗“资源一号”01星发射成功到2019年“资源一号”04A星发射成功，三十多年里，两国联合研制并发射了7颗地球资源卫星，为中巴两国乃至亚非拉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海量的卫星遥感数据，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水利、国土资源、环保和防灾减灾等社会经济领域，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也被誉南南合作的典范。

此外，我国遥感卫星领域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海洋系列海洋监测卫星和环境系列环境与灾害监测卫星也纷纷实现了“走出去”。2020年5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主任包为民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我国风云系列气象卫星提供122类产品，有19个国家实时接收风云卫星数据，29个国家建成风云卫星数据直收站，24个国家注册用户。

继通信和遥感卫星后，目前被公认最具国际合作潜力的是中国的北斗卫星。2020年6月23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北斗系统第55颗导航卫星，也是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入轨。至此，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

据媒体报道，截止北斗系统开通时，已有137个国家与北斗签订合作协议。来自中国的“北斗套餐”，正在成为太空中一块新的万亿级大蛋糕，用北斗首任总设计师、“两弹元勋”孙家栋院士的话来说就是：

“北斗的应用，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民间资本初入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批具有国际市场经验的爱国商人，密切关注着中国的“航天生意”。

1984年2月，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一颗Westar-6通信卫星发射后未能进入预定轨道。9个月后，两名宇航员乘坐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通过出舱捕捉的方式将这颗卫星带回了地球。供职于泛美航空公司的美籍华人黄翔俊看到了机会，想把这颗卫星带到中国来。

虽然由于资金等问题，黄翔俊的四处奔波最终无果。但以此为契机，1988年，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与香港的英资公司大东电报局、和记黄埔共同成立了亚洲卫星有限公司，几经周折谈判，最终从美方获得了这颗卫星的出口许可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亚洲一号”。

继亚星公司成立之后，上世纪90年代，航天工业总公司又和包括外资在内的多方资本联合，相继组建了亚太卫星公司、亚太移动通信卫星公司等股份制公司，这几家卫星公司，除了肩负着让中国卫星“走出去”的使命，也负责将国外先进的卫星技术产品“引进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通信卫星、遥感卫星领域都开始陆续出现“生力军”的身影。2001年，位于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北京二十一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成立下属子公司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遥感卫星商业化的先行者。

与此同时，伴随着2000年第一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上天，规模庞大的北斗产业就此开始奠基。

嗅到商机的民间资本也在此刻跃跃欲试。2000年7月，从技术军人岗位转业的周儒欣，向主管北斗的首长汇报了将北斗应用推广向民用领域的想法，得到了首长的肯定和支持。两个月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2007年8月，在中关村管委会的支持下，北斗星通A股股票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卫星导航行业首家上市企业。除此之外，北斗星通还创下了民营企业中的多个第一，第一个获得北斗运营服务许可牌照，第一个自主研发北斗芯片……

同年11月，国防科工委、发改委联合颁布《关于促进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鼓励社会投资和企业参与卫星应用，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并要求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具有产业化前景、列入国家发展规划、以企业投资为主的重大卫星应用项目，给予投资补助或贷款贴息。

在此政策鼓舞下，更多社会资本开始参与卫星应用领域的投资建设。几年间，仅围绕“北斗”概念注册成立的公司就高达数千家，其中不乏一批从服装、电器、贸易等传统行业转型进入的民营企业，一些地方也蜂拥而上建设北斗产业园。但是由于缺乏清醒的产业规律认识和成熟的市场环境，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生存发展艰难，仅仅凭借情怀和概念勉力支撑。

到2014年左右，全国范围内已规划的北斗产业园大多都呈现出较明显的建设停滞或发展缓慢状况，建成并投入运行的不到一半，新园区申报明显冷清了下来。

2018年，重庆一目标500亿产值的北斗产业园因烂尾多年，

被挂上阿里平台拍卖。

下游应用成为各路资本追逐的概念，上游配套领域，一些在市场经济中壮大的民营企业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航天供应商名录。从2002年开始，创办于温州的德力西集团就开始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生产电器产品，随着“神舟五号”和“神舟六号”的成功升空，德力西也借此扬名海外。

而另一家温州企业环宇集团生产的低温燃料加注测控系统，则在合作过程中以质量和性价比优势屡屡击败对手中标，成为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七号”的配套产品……

从本世纪初到2014年这段时期，尤其是2007年之后，国家向民间资本试探开放部分领域，社会资本进入航天产业的步伐加快，民营企业开始崭露头角。而这一阶段，民营航天企业发展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缺乏直接的政策许可和激励。这段时期，政策出台较少，且缺乏完善的引导措施和配套细则，民间资本参与航天产业总体处于自发和混沌状态，并且无法进入核心环节，只能在卫星下游应用和低层级配套等边缘地带徘徊。

二是行业准入严格，审批流程冗长。企业从事卫星运营，需要有《中国无线电台执照》、《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2002年颁布的《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民用航天发射项目需要在预定的9个月前申请，接受主管部门审查，并向有关部门申请轨道和频率资源。

三是技术资源获取困难。航天上游供应链资源长期处于国有企业垄断状态，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采购渠道或者采购成本过高。而西方国家从1999年开始的技术封锁，也严重堵塞了民营企业从国际市场获取卫星资源的道路。

在国家军民融合和创新驱动战略思想的指导下，2014年10月29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发布的《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2015～2025）》中明确写到，支持民间资本开展卫星商业发射、卫星应用等有关领域的增值产品开发、运营服务和产业化推广。

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出台，让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商业航天的政策门槛被直接打破，2015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商业航天“破冰”的元年。

激荡三十年

之所以将2015年作为中国商业航天的分水岭，是因为这一年之前的中国航天商业化，与之后崛起的“商业航天”存在本质区别：

此前三十年的航天商业化，主要集中在市场销售环节的商业化。而2015年以后，国家政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航天活动的核心环节，航天产业加快进入组织、生产、销售全流程按市场化方式配置要素的新时代。

2015年以前，民营企业无法直接参与空间飞行器的总体设计研发，2015年之后，民营企业被允许研发火箭、卫星和其它大气层以外的飞行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的航天商业化，本质是由政府推动，将计划经济下研发出来的航天产品销往国际市场。这个过程与中国航天系统的市场化改革交替进行，体制内的航天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下海经商”。

科研经费的窘迫、国际贷款的压力让那时的航天人不得不绞尽脑汁来创造收益，日后被人津津乐道的“直播卖火箭”“火箭贴广告”并不是近几年的创意，体制内的航天人早在90年代初就想出了在火箭上“卖广告”的办法。华凌空调、健力宝等民族品牌的广告都曾经登上过中国的长征火箭。

登上长征火箭的健力宝广告

从1999年开始，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被提到新的重视高度，军费预算逐年增长，包括航天在内的各大军工集团迎来一轮新的发展期，靠“推销火箭”赚外汇、养队伍、搞科研的日子逐渐成为依稀往事。随着神舟飞船的升空，新成立的航天科技集团提出了“创人类航天文明，铸民族科技丰碑”的发展使命。中国航天人在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护航下，专注于往更远更深的星空迈进。

这段时期，正值全球商业航天快速发展。NASA、欧洲航天局等政府航天机构推进改革和以SpaceX为代表的航天“新势力”纷纷崛起（参见前文《从NASA到SpaceX：美国商业航天的隐秘往事》），给国内航天机构带来思想上的冲击和启发。与此同时，中国航天商业化经过激荡三十年的风雨探索，也积累了宝贵和深刻的经验教训。

新航天广阔的市场前景，对航天技术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产业链升级所需的整体投入也远远大于过去，单靠政府财政拨款无法负担技术投入的所有开支。此外，航天技术的应用又必然与各行各业的场景实践深度融合，航天产业的外延边界日趋模糊。因此，引入社会化资本、市场化机制进入航天领域，将是航天活动发展到新时期的必然选择。

2015年后，一大批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崛起的同时，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在加快推进。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张皮”被逐步打破，各路社会资本进入新航天实体，一批从体制外溢的航天人才投身创业大潮……

自此，属于中国商业航天的崭新故事，才刚刚开始。

参考文献：

[1]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新闻中心，长二捆火箭与发射“澳星”，2016

[2] 刘竹生，光荣与梦想：中国航天腾飞之路，2004

[3] 中国航天报，共和国航天往事，2020

[4] 李选清/柳刚，问天之路，2018

[5] 新华网，中巴地球资源卫星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2009

[6] 王金锋，天外回音：中国成功发射系列通信卫星，2010

[7] 陈宜元，中巴地球资源卫星与应用，2021

[8] 许燕，卫星整星出口和服务在东盟延伸，2010

[9] 中国航天报，把美丽献给南美高原，201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钛禾产业观察（ID：Taifangwu），作者：刘爱国、熊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