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职权骚扰那么严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日本通（ID：ribentong-517japan），作者：小虾饺，原文标题：《“阿里事件”在日本引起热议，日本人如何处理职权骚扰事件？》，头图来自：《日本之耻》剧照

最近，“阿里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受害者为一名阿里女员工，她向警方报案指控其直属男上司王某文以及合作客户张某在出差期间对其实施了性侵害。

事件曝光之后，阿里巴巴CEO张勇表示，开除王某文，永不录用。

8月14日晚，济南警方公布了该案的最新通报：王某文和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阿里事件”在日本引起了热议，阿里女员工所遭遇的一切，在日本就是非常典型的职权骚扰（パワハラ）。

所谓“职权骚扰”，按照日本厚生省的定义，是指在职场环境中，上级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对下级、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带来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严重侵害劳动者的身体与心理、人格与尊严，致使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日趋恶劣、终日处于不安的工作环境中。

日本对于“职权骚扰”的界定和划分非常详尽，其中就包括“酒精骚扰”（アルハラ）。女员工在酒桌上被强行灌酒、性骚扰，而后遭遇性侵，就属于“酒精骚扰”的范畴。

酒精骚扰，包括劝酒、灌酒、强行要求喝酒、借醉粗暴对待他人、酒后性骚扰、性侵等等。

在日本，遭遇过、目睹过酒精骚扰的人，比例颇高。

在麒麟啤酒公司以20~50岁的1000名男女为对象的问卷调查中，平均每4人就有1人曾经遭遇、目击过酒精骚扰的现场：

（图源：Suits-woman.）

“下属和后辈，总是被上司强行要求喝酒。”

“不太能喝的人会被上司当面吐槽‘真没出息’。”

“上司总是让女性新人斟酒。”

有80%的受访者坦言，因被强行要求喝酒而感到不舒服。也有受访者曾被上司吐槽“喝酒太慢”“酒喝得不够”。

（图源：Suits-woman.）

其中，被认定最为恶劣的酒精骚扰就是“酒后的性骚扰”，占到30.5%。据受访者表示，曾有人借醉行凶触摸自己的身体、甚至强迫发生性行为。

在日本，包括酒精骚扰在内的职场骚扰并不是偶发个案。

2020年，根据厚生省公布的“个别劳动纠纷解决的实施情况”中，关于“职权骚扰”的咨询件数连续8年居首。

（图源：Suits-woman.）

而今年厚生省指出，在2020年度的工伤原因中，“职权骚扰”居首，为99起。

职权骚扰，早已是日本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难题。

无处不在的职权骚扰

从求职开始，职场人就要面临职权骚扰的危险。

求职骚扰（就活セクハラ），是指招聘人员利用自己的社会优势对正在找工作的人说出与性有关的话语、开性玩笑、做出不合理的肢体动作、触碰身体、甚至强迫发生性关系。

“有没有男女朋友？”“住在哪里？”“面试后要不要去喝一杯？”诸如此类的话语都属于就职骚扰。

在推特上，不少日本网友说出了曾经遭遇求职骚扰的经历：

“一直被面试官约去吃饭，但都拒绝他。最后即便获得最终面试的机会，却因‘你没有一起吃饭’而被刷掉。”

“被问到‘有打算结婚吗？’我回答‘请问是什么意思？’面试官接着问‘结婚会辞职吗？会对另一半言听计从吗？’当时只能用没有对象敷衍过去，一般男性不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吧”

如果大家觉得这些话很稀松平常，那么证明身边的职权骚扰现象真的非常严重。

据厚生省统计，在2017~2019年调查中，每4人就有1人曾遭遇求职骚扰。大多都没有相关处理结果，求职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

即便没有遭遇过“求职骚扰”，但是对一些职场人而言：安然无恙入职公司，正是噩梦的开始，甚至因此结束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2015年12月25日，在大多数日本人享受圣诞节的温馨快乐的时候，高桥茉莉从就职的电通公司大楼坠下，将自己的生命定格永远定格在24岁。

噩耗一出，人们都惊愕了：年轻貌美的高材生，在日本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工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后来大家翻查她的推文，才知道她自杀的原因——被长期职权骚扰、高强度加班过劳：

“休息日不休息，做出来的资料还被骂，身心俱疲。”

“完全不想工作，每天最多只能睡两个小时。”

“被男上司嘲笑因为我是女性所以能力不足。对于这种嘲笑，我已经忍耐到极限。”

高桥茉莉的经历引发了很多日本人的共鸣，特别是年轻群体，大家都在网络上怒骂电通。

高桥茉莉的逝去让日本社会更为重视“职权骚扰”的严重性，面对日益严峻的职场骚扰现象，日本人并没有逆来顺受。在民间，人们自发举办了“黑心企业大奖”，为公众进行扫雷。

电通获得了“2016年日本黑心企业大奖”，从此形象一落千丈。然而，除此之外，电通却没有在法律上受到任何实际性的处罚，依然还是行业的龙头。因为此时，日本法律对于“职权骚扰”并没有任何明确规定。

直到2017年，日本才第一次在法律中提到“职权骚扰”。根据《改正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法律规定，企业开始有义务制定相关“防止职权骚扰”的对策。

在日本加快推进“职权骚扰”相关法律的期间，职权骚扰的事件层出不穷。

与以往“不了了之”的结果不同，相关事件的处理结果开始呈现新的趋向。

2012年大岛产业长途运输公司员工曝光自己职权骚扰的经历：社长帮自己剃光头、扒光衣服、用高压水枪喷身体，事后更将全过程发布到博客里。

面对长期遭受的这一切，该员工除了绝望惊恐之外，什么都无法做。后来，甚至想要自杀。

事件曝光后，除了被舆论谴责之外，社长并没有受到任何实际性的处罚。员工一直坚持不懈地诉讼，终于在2018年，获得胜诉。

根据福冈地方裁判所判决，该公司需要支付包含加班费、精神损失费在内，共计1500万日元给原告。

这个事件，也是日本职权骚扰难得胜诉的个例。

同样也是2018年，越来越多人鼓起勇气发声，跟“职权骚扰”说不。

2018年，奥运女子摔跤四连冠得主伊调馨曝光：自己曾多次受到日本摔跤协会强化总部长荣和人的职权骚扰。

伊调馨坦言，荣和人经常会口头谩骂、攻击自己。他曾说“你也敢在我面前摔跤！”并且在集训时破口大骂“真碍眼！滚出去！”

此外，荣和人有意孤立自己，阻挠另一位教练指导自己，甚至随意剥夺自己的参赛权利，她曾赢得2010年亚运会出场权比赛，最终却无缘亚运会。

荣和人在摔跤协会里的地位非常高，协会接到伊调馨的投诉后，便委托第三方进行调查，最终判定骚扰的确存在。于是在2018年4月6日召开记者会，协会发挥了日本传统艺能——鞠躬谢罪。荣和人辞去总部长一职。

或许受到伊调馨事件的影响，体操运动员宫川纱江也曝光了自己被职权骚扰的经历。

她坦言，在2015年前后，自己所属的埼玉县某体操俱乐部教练速见佑斗长期殴打自己，导致头痛和出血。

速见殴打完会言语攻击，最后再给予拥抱，致使自己身体与精神受到双重打击。

事件曝光之后，日本社会舆论一片哗然，速见佑斗被认定“职权骚扰”后，同样也发挥了“鞠躬谢罪”的传统艺能，最终被体操协会无限期除名。

这些职权骚扰的胜诉个案，让日本社会主流舆论加大了对职权骚扰的批判力度，同时让很多日本职场人看到了一丝“改变”的希望。

以往大多数人遭遇职权骚扰，只能隐忍作罢，而有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正被职权骚扰。

为了界定职权骚扰、遏制职权骚扰现象，日本决定将职权骚扰入法。

日本人详细定义了“职权骚扰”，然后呢？

2019年6月，日本通过修订了包括《劳动实施综合推进法》在内的5项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法律上，首次对“职权骚扰”进行了定义。

2020年6月，为了保护劳动者应有的人格和尊严，日本推出第一部与“职权骚扰”相关的法律——《パワハラ防止法》，对“职权骚扰”进行了细致的界定与划分，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有可能违反相关规定。

职权骚扰，有如下体现：

身体：动手打人、用物品敲击对方，让对方站着接电话；

精神：威胁对方、言语侮辱、损毁名誉、增添身心压力；

人际关系：无视对方，有意孤立对方，隔离出单独工位；

过大要求：布置大量不需要或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过小要求：只布置与工作无关的工作，譬如端茶倒水；

隐私：过度干涉和侵入对方的隐私，造成精神上的困扰；

威吓：以降职、辞退等手段。

（图源：厚生劳动省）

日本专门成立“职场骚扰对策计划委员会”，成员分布在公司顾问、律师、大学教授、劳动政策机关等不同维度，以解决人们有关“职权骚扰”的问题。

此次法律的风向对日本企业产生了影响。

日本很多中大型企业成立了内部企业伦理委员会，开放举报渠道，定期对员工进行相关教育。一旦被认定职权骚扰事实，当事人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譬如，以往总是没有处理结果的“求职骚扰”也得到了一丝改变。

今年6月，近铁集团就因求职骚扰被网友痛骂。

负责招聘的近铁男员工将女性候选人引诱到酒店，并且做出了不恰当的行为，随后他受到了“解雇”的处分。

日本社会对于职权骚扰进行了事无巨细的划分，除了前文提及的“酒精骚扰”“求职骚扰”之外，还有学术骚扰、校园骚扰、气味骚扰（体臭或喷了过浓香水）、社交媒体骚扰（强行加对方好友，进入对方好友圈）、怀孕骚扰（以怀孕为由辞退或降级，不允许休产假、育儿假）、卡拉OK骚扰（强行让不会唱歌的人唱歌，强拉着人去卡拉OK）、结婚骚扰（不断追问别人怎么还没结婚）。

甚至用关西腔和下属对话，都属于职权骚扰。

近年来，非关西出身的日本人，开始喜欢用关西腔跟下属说话，譬如“你是笨蛋吗（アホか）”。

但是，即便事无巨细地定义，职权骚扰的现象依然存在，因为日本并没有制定相关的处罚措施。

更讽刺的是，爆出职权骚扰丑闻的，正是防止职权骚扰的政府官员。

今年3月29日，日媒爆出厚生劳动省防止职权骚扰部门的主管长期职权骚扰下属，包括言语辱骂等，导致后者患上心理疾病。

从2017年4月开始，这名主管开始欺压该名下属，包括当众辱骂、排挤挑衅，还曾强迫他加班超过130小时。下属曾向外部举报平台投诉，但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善。讽刺的是，这时，厚生省正在如火如荼推进防止职权骚扰的相关法律。

他于2018年确诊抑郁症和焦虑症，并于2020年3月辞职。

他在辞职前，向厚生省提交长达300页的材料，包括职权骚扰的证据、诊断证明和加班证明，并要求申请赔偿金。

今年3月2日，厚生省通知他可以获得赔偿金，然而至今仍然没有收到一分钱，还被要求返还病假期间报销的医药费。

事件曝光后，面对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厚生省最初拒绝回应“我们不予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