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新经纬（ID：jwview），作者：魏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随着三胎政策的放开，“谁来带孩子”成为摆在不少家庭面前的难题，尤其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看问题。
假设一个家庭有三胎，孩子3岁之后才能送入幼儿园，也就意味着家庭要付出9年的时间照顾三个孩子。这看似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但也让众多职场父母愁眉不展。
一个好消息正在传来，“三胎”配套措施马上要来了。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其中增加了一条“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婴幼儿家庭获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国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
工资比不上托儿所学费
“今年9月终于可以把孩子送幼儿园了”，家住天津的张璐（化名）如释重负般说道。张璐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怀孕后不久由于身体问题辞职在家养胎，孩子出生后，由于婆婆身体不适，父母还在工作，没有老人能帮她“搭把手”，和丈夫商量后她决定做一名全职妈妈。
这三年中，张璐无数次想过回去上班。生孩子前，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担任行政工作，孩子2岁左右，她鼓起勇气在网上投了简历，很快就有一家公司向她抛来橄榄枝。但孩子的照看又成了一个问题。
为此，她带着孩子去参加了一家私立日托班的试听课。“体验挺好的，环境不错，跟幼儿园感觉差不多，但每月6000元左右的托育费太贵。我上班挣得工资还不够交学费。”张璐被这个价格吓退。
思考再三，张璐放弃了回归职场的计划。如今孩子已满三岁，9月即将上幼儿园，她又在网上投简历，打算孩子上幼儿园后立刻去上班。
家住北京的梅珊珊（化名）孩子还不满两岁，身为一个职场妈妈，她不敢轻易辞职。哺乳假结束后，经过全家人商议，最后决定由双方老人轮流照看孩子。“我老家在湖南，有一次，轮到我妈妈过来，她向我抱怨自己不适应在北京生活，那次我想如果她不来，只能把孩子送到托育班了。”梅珊珊无奈地叹气。
于是，她带着孩子寻找家附近的托育机构。那是在一个居民小区的二楼里，没有电梯，她只能扛着婴儿车和娃一起上楼。“我参加了一节体验课，印象并不好，当时娃不到一岁，和大孩子一起上课，老师发的颜料不是可食用的，但我孩子口欲期还没过，这节课我上得胆战心惊。”梅珊珊回忆道。
真正吓退她的是高昂的托育费。“太贵了”，梅珊珊去的这家机构托育费每月8000元，加上每月2万元房贷，她和老公两人的工资基本要“月光”，最终还是老人心疼子女，选择来北京照看孩子。
婴幼儿无人照料已成为制约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曾表示，“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家庭户规模是2.62人，比“六普”3.1人又有下降，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在逐渐弱化。此外，全国现有0~3岁的婴幼儿4200万左右。据调查，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但现在的实际供给为5.5%左右，供需缺口很大。
托育机构今年注册数已超1.5万家
曾几何时，国内的托儿所并不像如今这般紧缺。不少80后或许都有这样的印象，父母去上班，把自己放在企业办的托儿所里，下班再接走一起回家。
“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后，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逐渐取消了过去社会化的托幼服务。从企业中剥离托幼服务是当时改革市场经济的一种所需，因为企业需要按照市场价格或人员配置来办托幼服务，所以90年代后托幼这部分就被剥离出去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中新经纬指出。
2016年，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落地，婴幼儿托育照顾又被提上议程，一些托育机构又开始不断涌现，公立幼儿园也在探索招生年龄下探。
2019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托育行业迎来重磅政策，进一步规范了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政策出台后，资本开始将目光投向托育领域。广证恒生证券研报指出，2019年早教托育领域，线下实体服务机构完成投融资15起，累计融资约4.5亿元。包括积木宝贝、MoreCare茂楷、小马快跑、时光企鹅、孩子国精致托育、乐融儿童之家、多乐小熊、三优亲子、稚子社、纽约国际儿童俱乐部、十牛小镇、纽诺教育、圣顿教育、Urjoyschool等14家机构，其中积木宝贝分别于年初和年尾融资2次。
资本的进入也使托育机构扩展的脚步加快。企查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托育相关的企业注册数量为3783家，到了2020年这一数字增长至13890家。今年以来，全国托育相关企业注册量已达15924家，注册量已超过去年全年。截至8月20日，全国共有关键词为“托育”的现存企业40491家。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截至7月底，全国共有关键词为“幼儿园”的现存企业26.97万家。
托育机构的现状如何？中新经纬在北京走访发现，目前市场上，公办托育机构仍然数量较少，以民办私立托育机构为主。从价格上看，民办托育机构也可分为高中低三类，高端托育机构价格往往托破万元，在1万~1.5万元；中端托育机构价格在5000元~7000元左右；低端托育机构价格在3000元左右。
在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托育机构内，中新经纬看到，该机构主打0~3岁婴幼儿的早教及托育服务，共设四个托育班，每个班级招生人数不超过16人，师生比为1:4。
据机构老师介绍，该机构的托育班分为国际班和双语班两种类型，学费分别为1.48万和1.28万。“国际班全天有外教老师参与，为孩子创造英文语言环境，收费也比双语班要更贵。”尽管收费高昂，该机构负责老师称目前四个托育班均已满员，9月入学的名额需要提前预定。
另一家位于西城区的某连锁品牌托育机构，中新经纬辗转在一个居民小区内找到了这家机构，该机构有三间教室和一间活动室，分为大中小三个班，每班招收人数为10~15个，每月6480元学费和1000元餐费，共7480元，若一次性缴纳半年至一年学费，可以免餐费。
该机构老师同样表示，学位紧张，如9月入托最好提前报名。“如果满班了就无法接收了”，该老师表示，目前所剩的名额有限。
投资百万元四年才回本
尽管托育机构看似需求旺盛，一片“蓝海”，但想要盈利也并非易事。一方面，是家长对价格承受能力有限、对机构的安全性又有存在担忧；另一方面，机构前期投入较大，盈利周期较长。
多乐小熊是一家全国连锁托育机构品牌，中新经纬以咨询加盟为由致电该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可以进行品牌授权、课程输出和师资培训，在不同的城市需要的启动资金不同。
“北京需要200万元左右，二线城市可能需要150~180万元，其中包括交给总部的加盟费，装修、前期人员工资等。具体出资也和办学规模、所选场地等成本构成有很大关系。”上述人士表示。
据其介绍，若在北京200万元启动资金，机构的规模大约在400-500平方米，基本上3~4间教室，可以招收60个左右学生，每个教室容纳15~25个学生。
“大概要一年半左右才能收回成本。”该负责人称，整个行业的利润率约30%，如果招收60个孩子，每个月收8000元，每年收10个月学费，大概营业收入480万元，利润约120万~150万元。“这是在招满孩子的情况下。”该工作人员强调。
但一位不愿具名的托育机构从业者向中新经纬介绍，房租、装修等前期投入才是“大头”，在北京开一家托育机构所需启动资金远不止200万。
另外，招生也是一大难题。王薇（化名）是天津某托育机构的负责人，2017年她偶尔得知了托育项目，“当时我觉得这是个新行业，而且是发展趋势，所以立刻着手创办了一家托育机构。”王薇回忆道，2019年开业，没想到刚运营一年就赶上了疫情。2020年整整停业半年，直到当年6月才正式恢复上课。
创业三年来，王薇也深感托育行业的不易。她给中新经纬算了一笔账，以一个300平方米左右的底商，学位60人，4个班级配置为例，由于托育项目的特殊性，装修材料必须环保，装修成本就会无形增加20%，再加上安全的设施、墙体软包、地面的软垫等，整体装修成本就要300万左右，租金一年40万，月运营成本10万左右，一年就需要120万，这意味着第一年一次性投入在460万。
据王薇观察，目前天津市场上，托育机构的收费在5000元左右，若按照招满60人计算，一年营收约360万，也就意味着基本上两年才能收回装修成本，且有些盈余。
“但实际上每月5000元的收费标准，基本上不可能招满60个孩子。现有项目中，能收到40个孩子都是很少的。如果按这个招生数量，要四年才能回本。”王薇无奈道。
王薇也深知，有关部门和家长都希望能推出更多价格亲民的普惠项目，比如收取每月3000元左右托育费。“可是按照这个标准，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项目的正常运转。”
她期待政府不仅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最好能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场地支持，“目前房租压力是托育项目面临的困境。”
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办托幼
如何能让更多家庭上得起托育、上得放心？近年来，各地政府把普惠托育服务作为民生实事重点项目推进，既有增加普惠托育机构数量的“硬”指标，也加大了扶持力度，包括场地免租、装修补贴和运营补贴等。
以浙江省为例，2020年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列为十大民生实事之首，明确当年新增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200家，新增托位5000个。
陆杰华指出，尽管近两年在部分地区出现一些试点工作，但是从全国范围上来看还没有起到明显的一种预期效果。
“如何能够推动更多社会资本来做好托幼服务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陆杰华指出，托幼服务应该被分成两种服务：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也就是说生了孩子的家庭都应该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另一种就是市场提供中高端的公共服务，比如需要自费的高端服务。
陆杰华进一步指出，政府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基本公共服务第一个定位是普惠，第二个定位是需要有一定质量、符合一定规范。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孩子的事是大事，仅仅价格低廉，出了安全意外会导致整个行业的名声败坏。”陆杰华认为，如何提供让更多家庭负担得起的基本托幼服务是很重要的，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去密切配合、共同推动。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同样认为，对于多数普通家庭而言，还是希望入托到公立离家近的普惠性的托育机构，这就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先解决有的问题，满足公众的普惠入托需求。
在谈到如何推动更多民间资本和市场主体进入托育服务时，陆杰华认为，企业进入托幼需要一个清晰的市场前景预期。在现有的情况下，可以对承办托幼服务的企业提供一定土地的优惠、税收的减免或是其他的优惠政策。他强调，将来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托幼服务机构，都需要被一视同仁，要允许企业能够在这一领域盈利，从而推动市场的逐步兴起。
“尽管目前可能存在利润不高的问题，但是将来托幼行业可能会转变为一个产业，既有高端，也有中端，这样就会形成市场的有序循环。”陆杰华谈道。
在董登新看来，可以参照政府对机构养老进行财政补贴的做法，机构养老的财政补贴包括一次性建设补贴和每月床位补贴，如果把养老财政补贴复制到托育机构上，相信机构会有动力做。
他认为，也可以鼓励有条件、有资质的企业开办托儿所，把它作为一项员工福利来办，如果有一些剩余指标也可以对周边地区的居民开放，对这类企业可以从财政和税收角度给予一些优惠政策，也能起到一定示范效应。
与此同时，解决家长对托儿所的信任问题也是当务之急。董登新对中新经纬表示，目前国内托育机构一是数量比较少，二是经营历史比较短，在经营管理方面出现服务质量不高、专业人才数量不足、客户的信任度不高等问题。
陆杰华强调，对托育托幼服务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需要政府加强监管。“托幼服务不能一哄而起，而要有监管、有标准、有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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