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经商，还有空间吗？

在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创业，是因为卖方市场的存在，而且整个市场秩序还在快速变革，城市和市场拥有大量的灰色空间，城市服务业以及一些相对低端的行业管理还很不正规。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可以基于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和社会关系，在这些灰色空间中找到各种创业的机会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这个阶段，农民进入市场的门槛很低，城市市场中也还有大量边缘性的、灰色的创业机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李婷（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编辑：Susu，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能够在城市中获得如此多的创业机会？为什么他能够从容的面对经商失败？为什么现在农民在城市创业的机会越来越少？本文想通过介绍一个农民的经商故事来讨论这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七五”时期，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596万人。“八五”时期，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688万人。之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逐渐增多。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在工厂务工，还有不少人从事商业经营。

除了教育以外，经商是农民向上流动的重要路径之一，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本文要讲的就是一个农民——赵湘（化名）经商的故事。赵湘经商不是很成功，他的经商经历和许多中国农民经商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农民经商的这条路上，有些人比他成功，有的人败的比他惨烈。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在赵湘以及他所代表的农民商人群体在城市闯荡、试图驾驭市场的经历中，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先来看看赵湘的故事。

赵湘，1971年生于湖南农村。在成立他自己的小家庭之前，他所在的大家庭是村里唯一的万元户。他父亲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在县里也有一定的名气。初中没毕业，赵湘当了20多天民兵之后，就回家务农了。1993年经朋友介绍与妻子结婚。在之后的几年里，他过得特别不顺利。

1993年妻子自然性流产，大出血，差点没了。这一年他在镇上租的一辆跑县城的中巴车，又出了车祸。1995年好不容易有了第一个儿子。1998年发大水，孩子被卷走了。在此前的一个月，母亲去世。1999年父亲也去世了。连续的打击，使得他记忆力迅速下降。幸而这一年，家里迎来了新生命，他和妻子才稍稍缓过来。

也是这一年，他开始到广东打工。经妻子姐姐的介绍，他到了斗门的一个工厂，当时工资只有500元。没做几个月，就到湛江和小舅子一起做五金生意。他的经商之旅正式开启。自此之后，他开始在广东各个地方做各种各样的大小生意。2014年，经亲戚介绍，他来到A高校，成为一名保安，结束了他多年的生意之旅。

生意的几次大起大落

在2000年之前，小舅子一直在湛江的一个据说是粤西最大的五金厂做销售。在积累了一些客户、经验和资金之后，2000年，小舅子在这个五金厂租了一个门面。赵湘主要负责到粤西和广西收账，10天半个月就要出去一次。除此之外，还要和小舅子一起打理店里的生意。到了2004年，由于外债不太好收，小舅子又和市场的人闹了矛盾，再加上是和亲人一起合伙做生意，一开始就没有精细记账，账目管理混乱，生意渐渐做不下去了。

这一年，小舅子回老家做棉花生意。当时湛江还有一些账目没有结清，赵湘留在湛江收账，收完账目也回老家了。他们合办了一个小型加工厂，请了10来个人，收了30多吨纯棉花。刚收完棉花，棉花就降价了，从近3700元一吨跌到了3000元一吨。清货之后，核算下来，包括人工费和运输、棉花损耗，总共亏了10多万。

这个生意又做不下去了。2005年，他将孩子交给哥哥照顾，自己和妻子到广州开手机店。在黄浦区做了一年，没有挣到钱。之后到东莞东城区的一个超市租了几十平方开了一个手机店，卖山寨机。店面有20多个平方，装修花了4-5万，请了两个售货员和一个维修师傅。

2006年下半年，生意刚开始稳定，又发生了意外。有一天早上他开门的时候，有七八个人假装来看手机。他们来了之后，似乎给赵湘下了什么药，那天早上他一直是迷迷糊糊的，等到他清醒的时候，手机都被偷了，店面也毁了。当时包括装修，手机等亏损了10多万。

从“大生意”转向“小本经营”

由于欠下了一些债务，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风险和意外，他不敢再做对于他来说“大一点的生意”。之后他所选择的生意都是小本经营，而且主要是饮食业。

2007年，在和侄子学会做老火汤之后，经侄子的介绍，他到深圳沙井的一个酒店承包了老火汤这块业务。一开始侄子问他是想在店里打工，还是承包？当时他还是想做生意，不想给人打工，希望多赚一点钱，因此选择了承包，收益和老板五五分成。前两年生意很好，每个月能挣到8000元左右。两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开始转移，生意逐渐变得惨淡。

2009年，经侄子介绍，又转移到广州经济开发区附近的一个饭店承包瓦罐汤。这家店生意很好，很多人开车过来吃，赵湘的生意也很不错。在赵湘不忙的时候，他免费帮忙指挥泊车，即使在大太阳的夏天也是如此。有一次中午来了3个人，停车的时候司机没有减速，把车撞坏了，他们却将责任推给指挥泊车的赵湘，提出要免单的要求。当时那一顿饭三个人吃了200多元，饭店老板要求赵湘出一半。在赵湘看来，一方面这个问题并不是他的错；另一方面，他是免费给老板做这份工作。他很委屈，心里有气，而老板娘又一点不讲情面，两人大吵一架，他最后离开了那个店。

2010年，夫妻俩开始做鸭脖子生意。家里的一个表姐在韶关做鸭脖子，生意很好。赵湘妻子学会了之后，两个人到顺德做流动摊贩，卖鸭脖子。他们在一个市场租了一个位子，妻子主要在市场卖鸭脖。而自己则推着推车到处跑。当时卖鸭脖也能挣一点钱，两个人能挣8000元一月。当时城管抓的紧，工厂下班，他们生意开始了，而这个时候城管也开始上班了。每天都要到处跑，有时候一天跑三个地方。有一次他的妻子将车从市场摊位上推到工厂门口去卖，除了车以外，东西都被城管收走了。

此时，正好原来在沙井认识的一个老乡，在松岗一个酒店做电工等杂事，介绍赵湘去他所在的酒店卖瓦罐汤。那个酒店生意很好，周边的厂子特别多，公司老板会请员工到酒店吃团餐，多的时候一天能够开240多桌，卖瓦罐汤一月能赚1万多元。这样的状况没有维持多久。三年之后，当地的一些厂子效益开始变差，酒店的生意也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2013年，一个卖调味品的老乡介绍赵湘跟着一个月能赚7万元的人学做武大郎烧饼。学成之后，他在深圳松岗做了一年，生意很一般，3000多元一个月。这一年，岳母身体不好，赵湘生意也不好做，就和妻子回去照顾她，顺便帮大舅子送货。10个月之后，岳母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两夫妻又来到了广州。经嫂子的弟弟（在物业公司做领班）介绍，赵湘成为了A高校的一个保安，妻子则在学校周边的小区做家政服务。

自此，他结束了他的经商之旅。

为什么农民能够从容面对经商失败？

“做生意真的要有好兆头，我好几次做生意兆头都不好”。“做生意真的看运气。”这是赵湘对于经商的一些感慨。

关于做生意要好兆头，他举了一个例子。当年在东莞做手机生意的时候，他就碰上了好几个坏兆头：

1）在那年他去广州之前，本来委托朋友的小舅子（黄牛党）买了两张从长沙到广州的坐票。但是当他从岳阳坐车去长沙的时候，接到朋友的电话，说他小舅子被抓了，票没有了。

2）在手机店开张之前，他去东莞长安运回寄存在朋友那里的锅碗瓢盆。在一条平常满是小货车的大道上，他走了好几遍，都没见到一辆车。最后在朋友住处不远的地方遇到了一辆车。在装车之后，这辆车开出去没有多久，就翻了个四脚朝天。

3）开店的前几天，请来帮忙的小姑娘因为要回家，坐在他的店里哭。

关于做生意靠运气，他也讲了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有一个做矿砂生意的人，和焊条厂、铁线厂之间存在三角债，焊条厂欠他的钱，铁线厂欠焊条厂的钱。铁线厂没钱还债，就用有点生锈的铁线抵债。焊条厂也只能用这些铁线抵债。无奈之下，做砂矿的人只能收下，还租了一个仓库存放。不知道如何处理，想着过年之后再来想办法。结果过年之后，钢材猛涨，不仅抵债了，还赚了一些钱。

市场充满不确定性，这使得经商既有惊险，又会遇到惊喜。这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做生意是靠运气，关键在有好兆头。因此，经商的人多信迷信，在家供神龛，每年年初不惜花重金到寺庙烧头香，似乎都与这有关。但是，总体而言，市场是有规律的，人们在不断参与市场的过程中，不断了解市场的规律，习得驾驭市场的能力。只是这并不容易。

对于生长于农村社会的农民来说，尤其是那些20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长期生活在低度市场化的环境中，对市场规律很是陌生。要知道市场如何运转，并驾驭市场，对他们来说，难度尤其大。而且从赵湘几次失败的经历看，长期生活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使他们身上有一些和市场不合拍的东西。他们更多的是按照熟人社会的逻辑去行事，更重情谊和信任关系而不是理性的“精确计算”，不愿忍受和不讲情面的老板共事，宁愿不挣钱也不愿受“气”，为此，他们也会错过不少市场机会和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机会。。

幸而时代给了早期进入商海的农民一些机遇。在商品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那些越早进入商海的农民越发容易成功，即使此时的他们不太懂得市场经营，他们没有多少资金和关系资源。他们能够在市场环境较为宽松的条件下，积累一定的信息、资金和人脉，掌握某些市场规律，习得驾驭市场的某些能力。这些人的成功，使得很多后继者可以在前者的帮助下，进入到市场，参与市场竞争。

对于后继者来说，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源就成为了他们能够进入城市经商，从而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保障。赵湘便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哥哥帮着他照顾孩子，是他能够低成本进入到市场的前提。

从小舅子到侄子，再到嫂子的弟弟，帮助他进入到市场的熟人两个手都数不过来。他们或者为他提供资金、或者为他提供技术，信息。正是依靠这一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他拥有了很多次向上流动的机会。虽然赵湘没有成功，但是在农村社会中确实也出现了不少农民创业成功的故事，从一个摊贩到一个饭店，从一个厂仔到一个厂长或者店铺老板，从一个建筑工人到一个工程老板等等。

另外，让笔者更为感触的一点是：即使经历了很多次失败，在赵湘的身上，笔者依然感受到了一种从容。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感到满意。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不需要自己太操心。赵湘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也不错，3000多元一个月，有三险一金，加班或者帮助学院的老师布置会议室，还能挣点外快。妻子做家政，一个月收入4000元左右。他们省吃俭用，开始计划在家里的县城买房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有退路的。等到城市待不下去了，他们还可以回农村种地，可谓“家里有田，心中不慌”。

对于最后一点，或许是大多数从事商业经营的农民能够较为从容的共同原因之一。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土地为农民提供最基本和最底限的就业、生活保障。正是因为农民有退路，使得他们能够更为从容的面对市场中的风险。此外，正是农民有退路，也使农民更加敢于不断尝试新的生意，或者在同一个生意中不断做出新的尝试，从而找到新的机遇，适应市场的动态变化。

我们知道，市场是动态的，个体要适应市场的变化，就要经历不断的试错。试错的结果不一定是理想的，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但是不进行试错，就可能完全丧失竞争力，被市场淘汰下来。对于资金能力和社会资本、信息获取能力都更弱的农民来说，这成为了他敢于不断试错的重要资本。

正是因为土地集体所有和熟人社会的存在，使得我国很多农民在城市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集体土地和乡村社会使得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有了喘息之机。一次创业失败之后，农民返回家乡养精蓄锐几年，再出去重新创业或者打工。在我们周边，一些农民总是反反复复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穿梭，这样的故事也并不少。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农村渐进城镇化的内在“秘密”。

在一些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农民或许同样可以依托熟人社会参与市场竞争，他们也许还可以依托于土地私有制，抵押土地而实现资本积累，从而提升自己在城市创业的竞争力。但是这可能仅仅是有利于部分拥有土地的农民，对于那些失去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们不仅没有这么多创业的机会，也没有这么多创业的空间；一旦在城市创业失败，就只能进入到城市的贫民窟，有可能永无翻身之日。他们对于创业成功与否就表现得更为焦虑，在投资过程中也有可能更为极端和孤注一掷，也就很难在失败之后感到如此从容。

当下农民在城市创业的空间越来越小

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我国农民在城市拥有较大的创业空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创业，是因为卖方市场的存在，而且整个市场秩序还在快速变革，城市和市场拥有大量的灰色空间，城市服务业以及一些相对低端的行业管理还很不正规。

文化素质不高的农民可以基于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和社会关系等，在这些灰色空间中找到各种创业的机会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这个阶段，农民进入市场的门槛很低，城市市场中也还有大量边缘性的、灰色的创业机会。

但是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为了塑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国家对市场和城市的管理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城市和市场的规范化意味着灰色空间减少，一些低端行业也在正规化。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环保政策的推行、城中村改造，很有可能导致这些地区商铺经营的成本上升；文明城市的建设，城市对流动摊贩的包容性降低，很多农民就不得不从城市的边边角角中被挤出去；原来家政服务都是非正规化的，点对点的，现在的家政服务需要注册公司，而且开始进行更为严格的资质审查，这不仅会增加成本，还会使准入的门槛上升等等。

在这一形势下，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农民靠一个摊位而发家的故事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农民通过在城市经商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趋势呢？是欣然接受，还是强烈反对？

笔者认为，这都不可取。产业升级和良好营商环境的塑造，是中国在日益焦灼的世界市场竞争或者说贸易战争中能否胜出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但是同时也要明确的是，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农业领域能够消化的劳动力是有限的，还有大量的农民需要依靠在城市中就业和创业来实现家庭的稳步发展，因此我们的城市化步伐又不能太急和太快，不能以太过直接和粗暴的方式推进这一过程，使得农村社会完全没有喘息的空间。这是我们理解城市与农村关系的前提，也是我们思考很多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前提。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要以什么样的速度和方式推进环保政策，推进城市的正规化、标准化和市场管理的制度化？我们是否要推行农村的规模化经营，如果要推行，我们如何安置被农业挤出来，但是又不被城市吸纳的劳动力？我们如何看待养猪等涉农产业对于当前农民就业的意义，对于我国产业升级的意义？

我们是否要推进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之下，土地抵押所获得的一点资本对于解决农民创业问题能有多大帮助？资本能力是不是影响农民创业问题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要在当前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中进一步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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