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毕业后，我去非洲当包工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热心市民樊阿姨（ID：Auntie-Fun），作者：飞短流长，编辑：二七十，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3 岁的他，第一份工作就很与众不同了——进入国企，外派非洲。而按照他的计划，他还要在非洲再待上两年。

相比起考公考研去大厂，他显然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道路。

关于年轻人出路的讨论，当下的舆论中似乎只能听到两种声音：进大厂，或去考公。

一边是社交平台上，晒大厂工牌和福利的帖子齐飞；另一边是明星、名校生考编的新闻屡见不鲜。

年轻人的出路似乎变得越来越窄，“内卷”是每个人难以逃脱的命运。然而，现实真是如此吗？

飞短流长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如果没去非洲的话，我现在应该还在读研究生 

我本科学的是人类学，一个在国内挺冷门的专业。

人类学得去做田野，不是真的下田干农活，而是指去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去观察、记录和理解他们的生活。

选这个专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喜欢做学问，而是因为我喜欢“冒险”。但入学后又觉得有些失望：基本上就是读书考试，田野并没有机会去做。毕竟你都出不了济南，做什么田野呢？大概只能选门口的咖啡店吧。

这么一晃三年过去了，大家都要开始谋划前程，我们班 16 个人，14 个准备继续深造。我原本的计划也是继读研究生，但又觉得没什么意思。

在宿舍阳台上一边看⽉亮一边思考⼈⽣的那个夜晚，我心里很迫切地觉得，不能就这样下去了：留在学校能继续精进我的学术知识，但除此之外，我还能得到什么呢？

我曾经在北京实习过一阵子，时间很短，却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生真的有很多种，对生活的理解也千差万别。

虽然大多数的人都是在这个世界里沉沦，我也不例外，但是幸福生活却永远在隐秘处彰显着它的光亮。

所谓希望，就是我在这些熟悉或不熟悉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闪光。

我深刻地感受到，学校所能教给我的东西暂时没有了，不够了。我需要的是真正的田野，是真正的参与。

人很难自己改变自己，但人可以选择自己所在的环境，然后让环境来改变自己。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沉重地放弃了既定的升学计划，正式开始找工作。

二、找出路 

犹豫要工作还是要升学纠结了一阵子，但我真找起来工作却没费多大劲。

那天我在学校就业中心看到一则招聘信息，我一看能外派又能赚钱，挺好，就去面试。到了之后发现总共只有四五个人参加，淘汰一个人，就很轻松地通过了。

说实在的，建筑行业太苦闷，离家又远，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人想去。而让我去面试一个原因，是我从遇见人类学开始就潜伏着的东西——田野的呼唤。

我觉得可以去异国他乡感受文化的冲击，就像人类学家那样。与其说是田野，不如说是冒险吧。

古希腊伦理学说，生活不是“逃避最坏的可能”，而是“追求最好的结果”。选的好（choice well）和做的好（doing well）相比，后者更为重要。

签约的时候很果断，其实我心里是有很多忧虑的。比如说，来这里后能不能适应吃和喝，能不能适应语言文化，最关键的是，能不能适应这里像监狱一样一直没法出去，全年无休的工作环境？

还会忧虑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吗？还是要有什么别的？

因为在这里能看到很多人一辈子在工地，可以想象，也许你的未来和他们一样。

亲戚们听说我去了国企，纷纷表示：很好很好。听说我不是临时工，是正规编制，就说：“好，好极了！”后来知道我要去肯尼亚，就开始劝我说现在疫情严重，不能去。

我父母其实无所谓，他们一开始有点担心，我跟他们讲清楚后也就同意了。因为我妈以前就去过柬埔寨，他们明白怎么回事，就是讨口饭吃嘛。

至于我的朋友们，大部分还是表示祝贺吧，觉得挺好，有出路了。

当时大家都在找自己的出路。我估计他们也没有很多心思来想我的事情，我也没有心思去想他们的事情，我们都只是管好自己就很累了。

于是，今年1月初，我启程去了非洲。

三、忧郁的热带 

从郑州到广州，从广州再到长沙，经过了一整天的火车，我终于能坐上前往肯尼亚的飞机了。

想不到自己第一次出国，就要携带20公斤的药品和配件，还要带四个完全不懂英语的老工长过海关。也好在有这几位老工长在，虽然他们不懂怎么填表，但却懂怎么和那些拦路收小费的讨价还价。毕竟在这里，英语没有美金好用。

就这样，坐了11个小时的飞机，花了几百美金开道后，我终于站在了肯尼亚的土地上，看到了南半球的蓝天。

内罗毕，肯尼亚的首都，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城市的布局和中国太像。与中国一样的道路标志，与中国一样的到处施工，甚至是与中国一样的堵车。

路边很多女人在拿着饼干汽水之类的东西，也不叫卖，只是在那里举着手里的货品，呆呆地望着路上的车出神。男人也会站在路边卖东西，不过他们手里拿的是已经有些发黑的香蕉。

我们的公司是在远离城镇的一个小岛上，必须坐船才能到。

快艇的体验还是很好的。远处飞快略过的海浪与红树林清扫了我的不适，湿咸的海风把我吹清醒了。我们都举起了手机对着眼前的景色疯狂拍照，就连来过好几次的老工长们也不例外。

但开船的非洲小哥眼神里带着一丝忧郁，自始至终没有回头看我们这些中国人。直到最后，这个小哥将船开到目的地帮我们拿行李，他也没有看我们一眼。

忽然，一种热带的忧郁击中了我，我心里知道我终于到达我的热带了。

四、肖申克的救赎 

来到项目部，一个老乡做了火锅给我接风，饭桌上第一句祝酒词就是：欢迎来到大监狱。

虽然他们不懂福柯，但显然他们对于自己身处的环境有着直观而基本的感受，这就叫做本质直观。

刚到的时候总是会恍惚，自己怎么就跑到这样一个异国他乡了呢？也有点骄傲，觉得自己真的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时间久了，也就发现其实不过是干了一份糟心的差事，而且还没有周末。

大二那会儿，老师跟我讲：人类学学生可以不要做那种“每天做表格的人”，我当时说自己一定不会去做那样的人，可惜食言了。

我现在每天就是做表格，来回打电话，被领导的无语行为气到吐血，一天又一天的重复这样的日子，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监狱生活一样。

没办法，只能多念几句里尔克的诗宽慰自己：有何胜利可言，忍耐就是一切。

下班之后也没有特别多的娱乐活动，有时和同事一起打篮球，或者看看书，玩玩手机。

最近，我迷上了和安全员同事一起出去检查安全问题，原因无他，出去检查可以顺便去海边玩。

在海边捡贝壳捡螃蟹还是很爽的，让我一个内地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了赶海的乐趣。不过赶海在项目部是明令禁止的危险行为，我和我们的安全员同事必然不可能“知法犯法”。所以捡贝壳的时候要反复强调，我们是在“检查其他人有无赶海行为”。

之前看到李静君老师提出的观点说，非洲的国企员工往往是在一种集体式的禁欲主义中生活，很多时候没有个人的消遣与自由。

我个人的感觉是未必。首先是“禁欲主义”这个词不够准确，在这里没有人想禁欲，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巴不得喝酒打牌睡一整天，真正能“禁欲”的也只有极个别人。

而我们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上面有领导管着，身边有同事看着，要是在项目部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那日子就真的难熬。

因此在我看来，这里的生活更应该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禁欲只是一种结果。

与其说在非洲的中国人禁欲，倒不如说中国人是愿意服从集体。

五、答案随风而逝 

因为我们离城镇很远，而且现在有新冠疫情，一般没有什么大事我们都不会出去。有的时候也不得不去，比如说看病。

有一回项目部的狗把我给抓伤了，保险起见我决定去医院打个狂犬疫苗。

其实去之前心里还是很担心的，首先当然是担心肯尼亚的医疗水平，不过更担心的是严峻的新冠疫情。毕竟要去的地方不是别的场所，而是医院。

在忐忑中，我又坐上了离开项目部的快艇。

第一天去打疫苗的时候是Michael陪着我。他是库管老刘的跟班，平常负责去另一个岛上采购物资，我要去的医院也在那个岛上。

Michael每天都乐呵呵的。有意思的是，Michael对中国的了解很出乎我意料。他告诉我说中国人往往结婚很晚，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money去建房子才能结婚。而在肯尼亚，结婚所需要的只是爱和a little money。

我笑着和他说it is true。

我们到了医院。在医院排队就诊的没有几个男人，大多数都是带着面纱的女人和孩子。

在国内媒体上能看到的穆斯林妇女往往是一身黑，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但其实这边女人戴的面纱还是很好看的，不止色彩丰富，而且有的面纱上面还有水钻做装饰。

这些妇女的服饰让我回忆起了以前看过的民族志，但民族志里没有写的是这些妇女如何在头戴面纱的同时戴口罩。她们在自己的尼卡布上别了两个图钉，然后再把口罩挂在图钉上，这样就可以在面纱的外面戴上口罩了。

我问Michael为什么医院只有女人和孩子，Michael回答因为女人和孩子总是容易出问题，而男人不会。

看病结束后，在医院门口的码头上，我看到了一句涂鸦：this ocean is blue but my life is……最后一个单词因为海风和日晒的侵蚀，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了。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我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我只能知道，曾经有人面对这片蓝色的大海心生感慨，然后答案随风而逝。

六、被困住的人 

有时候不懂英语的老工长去看病，我也会去帮忙翻译。

老夏是我们这儿的一个混凝土工长，快60岁了。整个人瘦的皮包骨头，头发花白，眼神里透着一股虚弱的感觉。用同事的话说，“不像是在工地搬砖的体格”。

一天，他在现场干活时忽然昏倒了，醒来之后头疼，浑身乏力，脖子也不能转。原先我们以为只是中暑，没想到过了两天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于是我就带着老夏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后，一个医生来做检查。他听我说完老夏的症状问我，老夏是不是一直都很depression。我很想说这是因为他想回家了，但最后还是告诉那个医生：这是因为他生病了。

老夏当然想回家，他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回国了。他家里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女。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在这里干活，家里不缺这点钱了吧。老夏说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干，就总想再出来赚个钱。

以前他在蒙内铁路干，回国后也不知道再干点什么，所幸就和老同事们一起又来我们这里了。我劝他这次回去就不要再出来了，以后在家享清福吧。

他说是啊，不能再出来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里依然是遮掩不住的沮丧，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他继续了。

最近还有件事情让我在意，一位同事疯了。疯了，就是字面的意思。当地的医生告诉我是精神分裂。

要给他看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从前些天他拿着斧头把自己的窗户砸了开始，事态就变得严重了起来。除了自己房间的窗户，他还砸了我们的小食堂，一个办公室，又顺便将自己门口的树给砍掉了。

当天将医生请来之后，我们准备了两针镇定剂，两个警察也都背上了枪。

结果走进去之后，他反而很镇定，笑着和我们打招呼。由于他不懂英文，所以我就充当了他和医生之间翻译的角色。

老实说我英语很差，再加上这个医生还会说一些精神疾病的专有名词，我只能连蒙带猜地翻译。但是鉴于其他人都不敢靠近这个病人，也只有我来做这个事情了。

于是之后的每天晚上，我都会监督病人按时吃药，吃完药后再陪他聊聊天。他那天晚上和我说，自己最怕的不是做了那些蠢事错事，自己最怕的事情还没有来。

我问他最怕的到底是什么，他没有回答。

我不是精神分析专家，但他害怕的东西也许并不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这片蓝天可以让鸟儿振翅翱翔，但人却不行。

七、做一个好人 

在肯尼亚工作的这段时间，我常常想起在学校的日子。虽然想念过去，但⼈是不可能⼀直读书的。

如果你只是喜欢做学生，学⽣不是⼀种职业，你不可能一直做学生。哪怕你读了博⼠之后，然后出来找教职，那也是⾯对社会。

毕业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第一个就是我有存款了，这是很大的影响。

当学生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去想自己什么时候买房。但当你有存款的时候，你会开始想，买房好像是会花很多钱，到底买不买，这些都是问题。有了很多的选择，你的人生长期可能会变得更加痛苦。

买房之类的我倒没有那么焦虑，毕竟是刚毕业。不过在这里确实有很强烈的“被落下”的感觉。别⼈经历了⾃⼰的⼈⽣阶段，⽽我没有。

⽐如说谈恋爱，结婚，⽣孩⼦，看着孩⼦⻓⼤，来这⾥的⼈可能这些阶段都是缺失的。你要是谈恋爱的话就是异国恋，结婚了之后也没办法和⽼婆在⼀起，⽣⼩孩之后⽼婆就是丧偶式育⼉。

还有⼀个同事和我聊，觉得⾃⼰来这边之后所有的⼈际关系就都限制在这⾥，越⼲就越离不开这⾥。

包括很多工长，年龄⽐较⼤的四五⼗岁了，可能有的⼈⼲了⼀⼆⼗年，也不是没想过回国，但是回国根本找不到⼯作，有⼀种被抛弃的感觉。不是被公司抛弃了，恰恰相反，是感觉⾃⼰被公司以外的世界抛弃了。

我们最害怕最后变成害怕离开公司，哪⾥也去不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能⼒，也没有任何⼈脉，最后就被体制化。

不过，这一年倒是有一件事让我挺高兴，就是看着我们的项目一步步推进。至少，这份工作让我感觉到我参与了一个有实际意义的事情里。

可能是我的名字能够以某种形式存留在注定比我存留更久的建筑中，让我能感受到一丝意义感。

至于说最开始的学术理想，我没有放弃，但也没有说一定要去坚持。我觉得学术的意义不在于不在于去问学术圈当教授。

现在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尽可能去读一读书，去记录一些我身边的事。因为如果没有我记录的话，这里的事情肯定不会被别人记录。

用文字把看起来简单的标签重新还原为复杂的状态，这就是去学习、研究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我来到这里的一个意义。

八、谈论内卷，本身就是一种特权 

之前有朋友问过我，为什么不去互联网大厂做用研这种更主流的职业？其实我想说，去大厂一点都不主流，中国有多少毕业的年轻人有多少人能去大厂？

我们先不说什么BAT，就是美团，哪怕到豆瓣这种互联网公司，有多少年轻人能去？其实没有多少，它根本就不主流。

为什么大家觉得它主流？因为只有那些人，或者说这些刚好身边去了的人有权力发声。他们一直在网上，就像我一样啪啪啪地把键盘敲得飞快，写一篇篇文章发出去。

或者说他们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这个事情上有更多的讨论空间，于是就会觉得好像大家都去大厂了。

相反我感觉去工厂、去工地，可能要比这些更主流一点。所以我不觉得我是非主流，我觉得我还挺主流的。

说到底，人生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职业，这件事情是我说不准的。我也没有想再去非常努力地去决定这件事情，我想要去追求的东西是我这个人的成长，而不是说我去做什么工作，或者我挣多少钱。

简单来说就是，我想做一个好人。

在网上经常看到的观点还有，“这个时代对年轻人的容错率更低了，更加内卷了”。

容错率这个话讲出来，就说明说这话的人有一个基本预设：有一种活法是正确的，有一种活法是错误的。

我大概也认同，但是我觉得这个标准肯定不是钱，不是能不能当官。

在这个时代过上一种正确的生活或者说好的生活，跟以往相比，到底是容易了还是更难了，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确定的是这个标准绝对不是钱，也不是权力。

至于说内卷，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在这里也问过一些人，他们有的比我大一两岁，有的跟我同岁，有的比我还要小。有本科学历，也有211、985，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内卷。

我觉得项飚之前有一句话说的挺好，“当你说内卷的时候，到底是谁在说内卷？谁卷？”

如果像我们这些工长，每天来上班的这些同事，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内卷，他们难道也在内卷吗？

我觉得谈论内卷，本身就是一种特权。

这有一个工长，以前在家里收麦的时候，拖拉机把他右手一个手指头被消掉了半截，身上别的地方还有大面积烫伤。这样一个人已经40多岁了，跟我爸一个年龄，一年不能回家，他有什么资格谈内卷吗？他不会谈内卷，他只是在谈生存。

我觉得当我们在谈内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实际是特权的东西，当做是这个社会应该给我们的东西。

当然，内卷这个词是在表达情绪的，这种情绪大家都有。

我不是说这个情绪是不真实的，也不是说不该有这个情绪，而是说这个情绪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可能之前也有，40、50岁的人有，自己未来的孩子也有，只是我们现在用了这样一个词来表达这种情绪。

我想说的是，不要去害怕这种情绪，因为你要知道，没有什么人能够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应该怎么活的。

说自己确定的，那就像是⻢克斯·⻙伯说的“先知”⼀样的东⻄了，那就是⻤神或者偶像。假装⾃⼰⼀点都不迷茫，⾃⼰很有⽅向，我不相信有⼈会这样。

九、尾声 

总的来说，我并不后悔来到非洲。后悔这个词的意思是你觉得这件事做错了，有时候很难受、很痛苦，有⼀些事情很迷茫。

但我觉得我没有做错，所以来⾮洲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后悔的，而且觉得很值，尤其是坐快艇的时候。

在国内我没有坐过快艇，它就是⼀个⾮常⼩的船，后⾯有⼀个发动机崩崩崩地转。以前在电影⾥看过，⾃⼰真的坐上了之后感觉是很不⼀样的，确实有点刺激。

我已经坐了好多次了，有一次⻛浪很⼤，把我颠⻜了，差点从船⾥颠出去。我⼀摸，屁股都破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坐船很值。

当你⾛过海的时候，这边还有⼀⼤⽚红树林，就感觉：哇塞！红树林啊。这个东⻄以前也没有⻅过，所有新奇的东⻄⼀下放在⾯前，让我想起来《肖申克的救赎》最后⼀个场景——太平洋，天空很蓝，沙滩也是白的。

这里，是属于我的热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热心市民樊阿姨（ID：Auntie-Fun），作者：飞短流长，编辑：二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