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呼吁人们不要再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帖子，还有许多人对这种犹豫不决大加贬低，但事实上，过于激烈的贬斥态度反而弊大于利。
我们可以看一下英国最近的一些统计数据。在一项追踪了20多万人的研究中，几乎每一个参与者都在第二次注射疫苗后的两周内，产生了对抗新冠病毒的抗体。
尽管一开始许多人担心目前的疫苗可能对德尔塔（Delta）变种效果不佳，但分析表明，阿斯利康和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疫苗都使住院率降低了92%至96%。
正如许多医疗人员反复强调的，与新冠肺炎本身的风险相比，疫苗产生严重副作用的风险是很小的。
然而，在许多国家，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注射新冠疫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一份报告，不愿接种疫苗的比例在英国约为10%至20%，在日本约为50%，而在法国达到了约60%。
于是，国外社交媒体上爆发了一场文化战争。许多人士在网络上评论称，对接种疫苗的犹豫不决其实就是无知或自私。
然而，一些专门研究医疗决策的心理学家认为，对是否接种疫苗的选择往往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想要达到全民免疫的水平，就需要稳妥细致地处理这些因素。
5C模型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人们对疫苗犹豫态度的一些差别。你或许会认为，拒绝接种疫苗的人都持有同样的信念，但大多数疫苗犹豫者的恐惧不应该等同于坚定的反疫苗者的奇怪理论。
反疫苗者的声音很大，在线下和线上都有很强的存在感，但他们只是极少数。
绝大多数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人并没有特别的政治倾向，也没有投身于反科学事业，他们只是还没有决定是否要注射疫苗。
好消息是，许多最初犹豫不决的人现在改变了主意。
但即使是延迟接种也被认为是对健康的威胁，因为病毒的传播非常迅速，在我们仍在应对新冠病毒原有变种的同时，高传染性的新变种，如德尔塔变种正迅速传播，这就让问题变得更加紧迫，我们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尽快拥有抗体。
幸运的是，科学家们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就开始研究人们对疫苗接种的犹豫态度，并探索了多种模型，试图从中发现人们健康行为的差异。
其中最有前景的一个模型被称为”5C模型”，主要考虑了以下5个心理因素：
信心（Confidence）：包括个人对疫苗效力和安全性的信心，提供疫苗的卫生服务人员和决定推出疫苗的决策者的信心；
自满（Complacency）：人们是否认为疾病本身会对自身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计算（Calculation）：个人是否进行广泛的信息搜索，以衡量成本和收益；
限制因素（Constraints，或者可用“便利度”来衡量）：相关人员获得疫苗的容易程度；
集体责任感（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个人是否愿意通过自己接种疫苗来保护他人不受感染。
2018年，德国进行了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对一系列衡量5C模型的陈述进行评级，然后将评级结果与他们实际接受疫苗（如流感疫苗或HPV疫苗）的结果进行比较。
果然，研究人员发现5C模型可以解释人们决策中的很大一部分差异，并且始终优于许多其他潜在的预测模型——比如那些更侧重于信任问题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问卷。
当然，影响人们对疫苗犹豫的还有其他因素。牛津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犹豫者当中，约10%的人最主要的障碍是对针头的恐惧。
不过，5C模型看起来的确指出了疫苗犹豫的最常见原因。
证实偏差
在考虑这些因素及其影响人们行为的可能方式时，审视各种影响我们认知的认知偏差也是非常有用的。例如，5C模型中的前两个C——对疫苗的信心和对疾病本身危险的自满——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偏差。
人类有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消极偏见”和“乐观偏见”，这两种偏差都会扭曲人们对风险和收益的评估。
消极偏见关注的是如何评价超出你控制范围的事情。
当你看到负面信息时，它们往往会留在你的脑海里。相反，乐观偏见关注的是你对自己的信念，比如你是否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加健康。
这些偏见可能独立起作用，意味着你可能在关注疫苗危险副作用的同时，也认为自己不太可能患上这种疾病。换言之，这种偏见组合会降低信心，增加自满。
还有著名的证实偏差，这一偏差可以通过来自可疑来源的虚假信息，夸大疫苗的风险，从而扭曲人们对病毒风险的认知。
这种对误导性信息来源的依赖意味着，在5C模型的“计算”指标上得分较高的人——积极寻找数据的人——往往比得分低的人更加犹豫不决。
如果你本就认为接种疫苗可能有风险，那么在网上输入‘接种这种疫苗危险吗？’的语句时，你所能找到的就是证实你之前观点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心理倾向都是非常普遍的。即使你已经接种了疫苗，这些偏见也可能影响你在生活其他方面的决定。忽视这些偏见，并假设对接种疫苗的犹豫是有意的无知，这本身就是一个愚蠢的立场。
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许多可能影响人们接种疫苗的社会因素，如5C模型中的“约束/便利”因素。
很简单，难以获得疫苗的看法会让那些已经持观望态度的人感到气馁，这种心态可能导致了德国疫苗接种速度的放缓。
在德国，官方提供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可以确定谁有资格在什么时间接种疫苗。如果人们能收到自动发送的接种通知，那他们的反应会快得多。
官方机构确实需要考虑接种便利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较贫困社区的人，他们可能会在前往疫苗接种中心的路上耗费大量时间和费用。
对于大多数领取最低工资或失业救济金的人来说，往返接种地点可能是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疫苗最好在当地社区中心接种的原因。
有许多证据表明，在礼拜场所、清真寺、谒师所（锡克教徒的礼拜场所）和教堂等场所（接种疫苗）会更成功。
最后，我们需要意识到人们做出决定的背景，比如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可能导致某些群体对医疗权威的总体信任度较低。如果你不理解别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就很容易忽视他们的决定。
展开对话
那么，对于这些对疫苗接种犹豫不决的人，各国官方机构可以做些什么呢？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卫生当局可以继续提供易于理解的准确信息，以解决最主要的担忧。
根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全球健康创新研究所（IGHI）最近的一份报告，新冠疫苗接种面临的主要障碍仍然是人们对副作用的担忧，以及对疫苗没有经过充分测试的担忧。
对于前者，可以制作显示疫苗风险相对于实际疾病风险的图表，提供相关的背景信息。对于后者，需要开展更多关于疫苗发展历史的教育。
例如，在疫苗中使用mRNA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并进行了长期的安全性试验，意味着这项技术完全可以迅速适应新冠肺炎大流行。
无论卫生服务机构如何提供信息的方式，这些信息都需要清晰地表明他们正在进行公开的对话，我们必须倾听人们的担忧，承认它们，并向他们提供信息，这样他们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尊重并认识到他们的担忧——这实际上比说出事实或数据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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