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迎合国内监管。当前网络安全部门调查滴滴,增强对其数据安全的监管并建立更严格的标准,短期来看是给滴滴带来了困难,但长期来看却是对 Uber 的巨大限制 。Uber 重回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本土的美团、高德打车等进行结合。
其次,国内出行市场的竞争是地狱级的,滴滴厮杀多年,几乎没有像样的对手,美团和高德占据的份额都很少。国内市场是滴滴的基本盘,也是滴滴市值的支撑点,Uber 重回的最大意义就是锁死滴滴增长。
但是,Uber 当前主要方向是盈利,没有再打烧钱大战的欲望,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做重回中国的选择。
甚至可以说,滴滴和 Uber 是否还有一战,不取决于 Uber,而取决于滴滴。毕竟,滴滴出海已经打到了 Uber 的核心地带。
滴滴国际化
2020 年 4 月,程维公布了“0188”战略,即 3 年内实现全球每天服务 1 亿单;国内全出行渗透率 8%;全球服务用户 MAU 超 8 亿。
在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滴滴每日仍然只有不到 6000 万单,所以剩下接近一半的订单量量都必须得从海外获得。
滴滴正在走一条相对激进的国际化之路,这件事显然动了 Uber 的蛋糕。
现在来看,滴滴的出海之路大抵是这样的。
首先,2018 年之前基本是投资布局。在滴滴与优步的大战中,程维在危急之际,想到了一条“打章鱼”战术。滴滴被动出海,拉着自己的投资方,一起在美国投资了 Lyft,在东南亚投资了 Grab、在印度投资了 Ola,将 Uber 逼退的同时,也开启了滴滴的国际化之路。
尤其是美国之外的市场,在前面三家投资做完后,滴滴又先后投资了欧洲的 Taxify、迪拜的 Careen、巴西的 99 等公司。
程维曾经引用过一句话:“亚历山大来过莫斯科,拿破仑来过莫斯科,希特勒来过莫斯科,但谁都没有征服过莫斯科。”
这句话背后其实还有一句国内互联网圈的俗语“ebay 来过中国,Google来过中国,亚马逊来过中国,但谁都没有拿下这块领地。”
东南亚、中东、拉美的互联网公司在本土也没有赢过美国,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则从来没有输过。
滴滴在给他们带去资本的同时,也总是给他们灌输抵抗 Uber 的信念。后来,马来华人陈炳耀领导的 Grab 果然击败 Uber,让 Grab 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独角兽公司。
2018 年之后,滴滴才亲自下场,最先是从人力资源较为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入手。
当年 1 月,滴滴收购了巴西最大的网约车 99,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开展智慧交通业务,仇广宇担任 CEO,也担任整个拉美地区的总负责人;仇广宇虽然是摩根士丹利、贝恩资本等投行出身,但是对 Uber 作战经验丰富,之前负责滴滴专车业务时,一直冲在滴滴 Uber 竞争最一线,亲自操刀过各种打 Uber 战法。
4 月滴滴进军墨西哥,在托卢卡推出滴滴快车。
在此之前,Uber 在墨西哥占据的市场份额已经接近到 90%,收入贡献巨大。
滴滴到来后立刻开打补贴战,在用户端搞低价,在司机端搞奖励,抽佣比例也降到 10%,比 Uber 低了 15 个百分点,甚至试图直接将司机服务中心与优步放在一栋大楼,最后因对方阻挠作罢,不过迁移地址也在优步旁边街区,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滴滴门前应聘的司机大排长龙,优步则门可罗雀。
不过出行市场是一片险地,最大的特点就是易攻难守。
我们可以算笔账:用一个不那么严谨的视角来看,出行大战就是补贴大战,如果一片市场的原占有者拥有 90% 的份额,进攻者新占 10% 的份额,那么进攻者每补贴 1 元钱,防守者就不得不花费 9 倍的代价来对齐。
从成本一点来看,在份额平均之前,进攻者总是处于优势中。这种战争的唯一打法就是“步步为营”,避免大决战,在每块市场单独作战,形成优势后再开辟新战场,逐步渗透。
滴滴尤其清楚这点,在实现 30% 份额目标后,就将价格都拉到和优步同一水平,之后便靠改善服务和运营吸引客户,滴滴始终保持着主动权。
正所谓“宁失一子,莫失一先”,滴滴既不恋战,也不攻城,站稳脚后立刻挥师南下,先后进军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哥斯达黎加、巴拿马、阿根廷等数十个国家的网约车市场,在拉美几百个城市的网约车市场都吃掉了 Uber 的部分份额。
团队上,相对于 Uber 喜欢的特种兵式作战,即一个城市 3 名员工,遇到大事呼叫后台支援;滴滴选择了与当地深度融合,在拉美建起了 1500 人的运营团队,其中 90% 为本土员工。
拉美模式成功后,滴滴又转战澳新、欧洲、非洲等地市场。
2018 年 5 月,滴滴开始在墨尔本运营,之后又在 10 月宣布在墨尔本设立总部,管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滴滴运营。
在此之前,Uber 已经用了 6 年时间教育市场,应对法规,终于将澳新变成了一片市场稳定、客单价高、法规友好的盈利地区。
滴滴登陆后迅速占据了 14% 左右的份额,在墨尔本、悉尼、堪培拉、布里斯班等 28 个城市拥有 7.5 万司机和 150 万活跃用户,滴滴在吉朗试运营时甚至被当地报纸称为“诺曼底登陆日”。
滴滴在欧洲的拓展大体是从东往西,从北往南,东欧的俄罗斯排在前列。
不过,滴滴又遇到了当年 Uber 的困境:打车在很多国家是一项轻奢服务,平台方通过补贴就能吸引更多用户,然而俄罗斯作为资源大国,打车本来就是一件很便宜的事,国际大公司根本没有打价格战的空间,甚至连本土第一的 Yandex.Taxi 也只能占据 27% 的份额。
2014 年 Uber 进军俄罗斯,但也就只坚持了 3 年就草草收场。
滴滴在俄罗斯开出的抽佣只有 5%,但任然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司机,勉强开城后,只能看精细耕耘的结果。
从这里,我们可以大体看出一个趋势,Uber 的优势在技术和系统支撑上,但是本土化能力还是弱于滴滴,所以滴滴总是能从 Uber 那里抢到份额。
滴滴摸着 Uber 过河,Uber 能吃的地方滴滴也能吃得下,Uber 啃不下的地方滴滴很难下嘴。
近期,滴滴已经成立了负责欧洲市场的团队,将会服务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广大西欧地区,招聘程序也在欧洲启动,
如果滴滴继续加大在欧洲的进攻力度,Uber 在海外市场的核心利益将会受到巨大威胁,到时候即使面对重重困难,Uber 在 2023 年重回中国也不是没有可能。
Uber 做外卖
但是没有卡兰尼克的 Uber,是否还有战斗力呢?Uber 的外卖业务证明了职业经理人们实力。
事实上,Uber Eats 最初也是卡兰尼克的想法,在 Uber 备受资本追捧的年月里,很多人认为他会超过Google、Facebook,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 Ubereverything 的构想,货运、快递、外卖全都在他的射程范围内。
2014 年,卡兰尼克在香港包下总统套房指挥与滴滴大战之时,Uber 在洛杉矶开始尝试一项名为 Uberfresh 的食品配送业务,主要是为用户提供午餐晚餐的套餐服务,谁能想到这成了 Uber 后来的救命稻草。
2015 年 12 月,Uber Eats 作为独立应用被正式推出,进入了急速扩张期,开始在各个城市扩张销售团队,事实上这时候美国的外卖应用 Postmates、Grubhub、DoorDash 都已经做得很大,但是 Uber Eats 仍然有自己的优势。
一方面是技术运营积累,Uber 在网约车上耗资巨大进行的测绘城市、规划路线全都被二次利用;另一方面,Uber 天然拥有庞大的送餐群体,200 万名 Uber 司机可以就是最好的外卖小哥;再就是生态支持,对于很多没有车的送餐员,他们甚至可以直接骑行 Uber Bike 进行短距离送餐。
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约车业务似乎与外卖业务天然耦合,滴滴其实也是这么玩的。
2017 年 2 月 14 日,美团在江苏南京试点打车业务,并在内部建立起一支超过 200 人的打车事业部,很快就把日订单量做到 10 万。
当年 12 月滴滴的外卖业务部被媒体曝光,当时业界判定这是滴滴的防守,不过从 Uber Eats 的业务逻辑来看,似乎美团才是防守的一方,只不过方式是先发制人。
2018 年 3 月,滴滴在无锡、南京、长沙、福州、济南、宁波、温州、成都和厦门等 9 个城市上线外卖业务,大撒优惠券,一顿饭甚至便宜到了几毛几分钱,当天无锡一地订单数就超过 33 万单。
不过双方显然无意进入补贴大战,美团打车很快熄火,滴滴也将外卖业务重心转移到了国际化方向,在巴西、墨西哥、日本都有外卖业务。
可能因为没有本土市场作为基本盘,滴滴外卖至今也没能做成气候。
2017 年 6 月卡兰尼克下台后,出身伊朗的达拉・科斯罗萨西接任,达拉・科斯罗萨西曾经带领 Expedia 实现 6 倍的市值增长,被 Uber 高层寄予厚望。
2019 年 5 月,Uber 以 45 美元发行价上市后,随即跌破发行价,最低时甚至跌至 300 亿美元。
科斯罗萨西只好痛定思痛,展开瘦身自救,一方面在一个月内裁员四分之一,另一方面将亏损业务售卖,然后全力投入营收较好的外卖业务。
2020 年因为疫情的原因,Uber 打车业务锐减 70%,Uber Eats 第一次在营收上超过打车业务,达到 12 亿美元。
同年 7 月,Uber 以 26.5 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全美第四大外卖公司 Postmates 的收购,Uber Eats 的门店数量得到大量扩张,股价应声大涨 10%。
2021 年 Uber 第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Uber 的总订单额为 195 亿美元,其中只有 68 亿美元为网约车业务,剩下近三分之二为外卖业务,甚至可以说 Uber 当前的 970 亿美元市值主要靠外卖支撑。
科斯罗萨西相当于在 Uber 之外又造了一个 Uber,职业经理人治理下的 Uber 仍然战力十足。
团队的对比
在卡兰尼克时期,Uber 招聘员工有一条标准“Super Pumped”,中国翻译家们对其有两版翻译,文雅的版是“野心勃勃”,通俗版的是“打了鸡血”,总而言之,这是一种非常亢奋的进取状态。
但是,当程维再次做到牌桌上时,他的对面已经换了别人。
2017 年 3 月,卡兰尼克在打车时和 Uber 司机发生激烈争吵,被人录下视频在网上传播。这段视频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之后,Uber 前员工们开始争相曝光 Uber 黑料。
根据 Mike Isaac 所写的传记《Super Pumped》一书记载,舆论恶化后,卡兰尼克邀请科技记者们想要澄清真相,结果他的班底仍然一如既往的狂妄,他们直接跟记者说:“媒体铺天盖地的新闻纯粹是扯淡,如果我花 100 万美元,雇佣一些人去挖记者的料,会怎么样?”
这段话几乎惹怒了所有记者,他们本来是受邀来消除负面的,这下都给了卡兰尼克两个解读,一是威胁,二是收买,Uber 在美国一时成了“恶棍”的代名词,连员工都不敢向外告知工作地。
在这种情况下,Uber 高层不得不想方设法将卡兰尼克赶走,他们采取了三招:一是建立独立董事会对抗卡兰尼克,二是起草上百页的文件,揭露卡兰尼克的违法之处,逼迫其离职;三是引入软银投资,将卡兰尼克手里的超级股权收回。
在此之后,跟随卡兰尼克创业的 Uber 总裁、公关总监、财务主管、自动驾驶部门主管、工程高级副总裁、人工智能实验室主管、地图部门副总裁、全球汽车项目副总裁、亚洲业务总裁、产品及增长副总裁等十余位高管先后离职。
2019 年,在经历了抢夺 CEO 人选失败后,彻底失望的卡兰尼克抛售了自己在 Uber 的所有股份,套现 25 亿美元离场,也不在 Uber 担任任何职位。
2020 年 5 月 16 日,Uber CTO 图安・潘宣布离职,自此,卡兰尼克创业班底已经被彻底清空,“Super Pumped”这条企业文化也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顾客至上”。
Uber 成了一家彻底的职业经理人公司。
从实际管理来说,Uber 是职业经理人主导,其实滴滴也是职业经理人主导,毕竟,程维本人是不会亲自上阵的。只不过因为创始人图腾仍在,滴滴的狼性确实远胜过 Uber。
不过,光有狼性也是不够的,经历了整风的 Uber 团队在管理上相对完善,而滴滴公司存在治理结构缺陷,至少需要一次大调。
这些年,滴滴在海外征战,一方面是寻求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也是在为与 Uber 再次决战积累经验、打磨团队。
滴滴和 Uber 两家公司虽然远隔重洋,却时刻袖里藏刀,紧盯着对方,以便随时发起进攻与反击。
对滴滴和 Uber 来说,他们中不一定非得有胜利者,但自己决不能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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