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崩盘：全球资本主义的两难困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刘军，题图来自Unsplash

2008年9月，由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震撼了世界。十多年后，其余波所及，仍然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势。研究、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2018年，英国经济史学家亚当·图兹的新作《崩盘：全球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世界》在金融危机十年之后出版，引起了欧美学术界及主流媒体的关注和热议。

一

《崩盘》一书采用全球视角，详细叙述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及其后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

在图兹的历史叙述框架中，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美国和欧洲的企业资产负债表连锁矩阵突然瘫痪的产物。雷曼公司违约后，它所依赖的银行间贷款在美国和欧盟陷入瘫痪。图兹强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金融的轴心不是通常想象的美亚关系，而是美欧关系。

当第二次大萧条的危险逼近时，只有美国避免了它，美联储和财政部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创新的紧急措施——中央银行互换、量化宽松、宏观审慎监管——稳定了全球金融系统。

相比之下，欧洲的反应不仅落后，而且适得其反，直到四年后德拉吉才重新调整了欧洲央行的地位，追随美国为欧盟受困的央行提供流动性。

2008年危机过后，美国的霸主地位得到了重申，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但是，美国救市的务实的管理主义拯救了银行家和股东，却使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比以前更分裂，由此引发了欧美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反抗，引发了法国“黄马甲示威”、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等一系列动摇美国和欧洲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震荡。

图兹强调，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震仍在，至今仍然在撼动着全球，危机并未结束，可谓“仍在途中”。

具体来看，《崩盘》一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山雨欲来”，讲述了美国次贷危机失控的历史，同时强调了跨大西洋金融的过度发展使它成为可能。第二部分“全球危机”，强调了美联储在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领导下，向其他央行开放并保持巨额“美元互换”信贷额度的行动的重要性。当时，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则通过货币互换信贷额度，为拯救危机提供了必要的全球流动性。

第三部分“欧元区”，讲述了欧盟内部缺乏有效的政治领导，尤其是统一后的德国不愿承担欧元区金融霸主的责任。2013年，意大利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Draghi)在欧洲央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是货币政策的“美国化”。

虽然法国和德国领导人继续对英美资本主义的野蛮行径幸灾乐祸，但他们也得承认，这一举措还是有效的。围绕创建欧元区共同主权债券的政治僵局，在很大程度上仍要归因于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成功——尽管这以希腊经济为代价。

第四部分“余震”，讲述了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拯救华尔街的政策在美国造成的政治问题。简单地说，不平等政治继续在美国上演，进一步削弱了其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并最终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

图兹在该书最后一章“未来的方向”中总结道，在2008年的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联手做出的反应——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稳定而做出的努力——非常成功。其目的是恢复银行的生存能力。它们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为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欧洲和新兴市场提供了大规模的流动性和货币刺激。在美国救助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需要与国内、国际的各种政治及地缘势力建立临时的、不平衡的政治联盟。在民主制度下，建立这种临时的不平衡的政治联盟，是资本主义治理的必然要求。

图兹指出，在当代高度复杂的社会体系中，我们有理由怀疑掌管机制的技术官僚可能会先发制人或篡权滥权。但是，成功与失败，稳定与危机，有时又确实取决于特定的选择时刻。“雷曼时刻”，连同其他的历史关键时刻，确实是关键的历史关头。

图兹认为，2008年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非常相似。

我们可以对1914年和2008年提出惊人相似的问题：

• 大缓和是如何结束的？

• 巨大的风险是如何累积起来的？

• 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联动性，是所有不稳定的驱动因素吗？

• 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如何塑造精英政治的？

• 还有什么方法建立国际和国内秩序吗？

• 我们能不能实现永久的稳定与和平？

• 国际法律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 ……

这些既是我们过去对1914年提出的问题，也可以是对2008年的危机及其余波提出的问题——它们是笼罩在现代性重大危机上空的问题。而能否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尚未有没有确切的答案。

二

《崩盘》出版后，欧美重要的经济史、经济学学术期刊及主流媒体评论如潮。大多数评论对该著持肯定态度，不吝赞誉之词。不过，法国学者塞德里克·杜兰和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对《崩盘》一书进行了细致的批评，很值得重视，图兹也慎重进行了回应。

杜兰是法国经济学家，曾任巴黎第十三大学、日内瓦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在《在危机驾驶舱内》一文中，既高度评价了《崩盘》一书的成就，也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意见。（杜兰：《在危机驾驶舱内》，《新左翼评论》116/117，2019年3/6月号）

杜兰认为，《崩盘》一书提供了迄今为止最详尽的金融危机编年史，其核心结论是：通过毫不犹豫地执行其任务，美联储“重申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角色，并确立了美国中央银行作为美元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中心节点”；多亏了贝南克和他的同事，这场危机才没有导致欧元兑美元或英镑兑美元的货币危机。

但是，杜兰指出，图兹没有详究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最终削弱了他对危机十年的描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戴维·奥托等学者的新近研究，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相对于利润的）异常低水平的投资与美国经济中的垄断联系起来考察。还有的研究关注对国家的监管俘获和垄断之间的联系，认为由此产生的扭曲的金融监管、更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对投资者权利的保护，也是国际层面造成现状的部分原因。

如哈佛大学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指出，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真正影响，改变了监管领域，使其有利于关系密切的国际银行、制药公司和跨国公司。杜兰认为，这些尝试性的解释虽然各有其不足之处，但都揭示了《崩溃》中忽略的重要问题，即未能将金融危机置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结构性危机的背景下加以剖析。

安德森是英国著名的左翼学者，英国著名期刊《新左翼评论》的长期主编。他在《新左翼评论》中刊发长文《倒置的情境主义？》，对于《崩盘》——连同图兹此前的著作《毁灭的代价》《洪水滔天》（安德森称之为“图兹三部曲”）——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安德森：《倒置的情境主义？》，《新左翼评论》119，2019年9-10月号）

安德森接续杜兰对于图兹的批评，指出图兹过于美化美联储、财政部的“救市壮举”，在《崩盘》中为技术官僚政府进行了太多的辩护，不恰当地反对大众民主的“非理性激情”。图兹的这种技术官僚精英统治的论调，安德森显然不能赞同。

安德森更严厉的批评，是认为图兹对于“资本主义治理”的内涵含糊其辞，完全忽略了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制的结构性力量的分析。杜兰在其《虚拟资本》一书中，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是一个敲诈大师。金融霸权披着市场的自由外衣，却抓住了旧的国家主权，更好地挤压社会主体，以追求自己的利润。”而图兹则对资本主义金融的“敲诈”本质基本上未置一词。

安德森还进一步指出图兹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立场与安德森所秉持的传统左翼立场的差异。

安德森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区分自由主义政治和左翼政治的分界线是它们对现有秩序的态度：资本主义制度需要的是结构上的改变还是情境上的调整。

在国家之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充当了三十年的地缘政治原因的试金石：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及其他人权，受到美国在其盟友的帮助下按照它的规则进行的奖惩。在国家内部，是“新自由主义”:商品和服务的私有化，工业和金融的放松管制，财政紧缩，去工会化，削弱劳动力，加强资本，通过承认性别和多元文化主张来进行补偿。

在安德森看来，国际层面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远没有收到质疑。很少有自由主义者会认真质疑自由贸易原则、美国的至高无上地位，或者供奉在联合国的国际法规则，而美国可以基本上随心所欲地左右联合国的决定。（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仍然是一个珍视的偶像。《崩盘》对于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幻像，未能予以批判，在安德森看来，是理论上的严重缺失。

图兹对于杜兰和安德森的评论，按照他的说法，既有“愤怒的赞同”，也有“沮丧的异议”。他曾承诺在《新左翼评论》上系统撰文回应批评，但后来似乎未见下文，只是在个人博客上予以回应。

图兹的回应，基本是将自己所属的“左翼自由主义”与安德森的“八十年代”的“传统左翼”区分开来，并且对于安德森所强调的“历史的结构”予以搁置。图兹指出，作为新一代的“左翼自由主义”历史学者，并不追求（或认同）老一代左翼学者——以安德森为代表——所说的“历史的结构性”叙事。

这里涉及这一学派新旧学者对于“历史结构”等理论问题的根本分歧，看似轻描淡写，其实无法调和，估计只能存而不论，交给“时间和历史”去处理了。

三

图兹与杜兰、安德森关于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思潮的辩论及分歧，既与欧洲社会民主制度的政党政治激变有关，也与欧美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对于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和两难困境的认知密切相关。

英国学者马修·毕肖普和安东尼·佩恩指出，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余波之后，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面临争议。知识分子们从不同的理论背景和现实出发，怀抱着对全球化的诸多误解，并带来了破坏性的现实后果。

“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的“去全球化”，将全球政治经济推向了危险而不稳定的新重商主义时代，这是一条死胡同，可能破坏过去七十年建立起来的有限形式的多边全球治理。而左翼版本的“去全球化”，虽然提供了重要的批评元素，但无力解决全球公民在衰落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所面临的实质问题，因此也是失败的。

他们认为，全球化将继续存在，但右翼或左翼的“去全球化”，都不能提供走出衰落的新自由主义危机的途径。他们建议，尝试建设“重新嵌入后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全球化”，在全球政治经济实践中重新激发全球化的潜力。

“重新嵌入的后新自由主义”，其中所谓的“后新自由主义”，建立在“补偿”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制度和生态约束，可以有效地构建有意义的社会民主。所谓“嵌入”，是源于哲学家卡尔·波兰尼的概念，指公共机构有权干预资本、劳动力、产品等市场，促进公平、公正。

在这种全球治理理念下，各国将能够追求合法的社会目标，并享受必要的国家政策空间，成功地管理其经济发展，而不必担心退回到民族主义。各国将被鼓励以集体、合作的方式共同努力，承认多边的必要性，并确保全球收益的公平分配。

毕肖普和佩恩乐观地认为，“重新嵌入的后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可能。如果我们要重新激活全球化的活力，就需要在全球公共政策领域付诸行动。世界各国可以重新调整工具、重新定位、重新焕发活力，以便在当下明显的危机时代，支持“进步的国际主义”，推进“重新嵌入后新自由主义的再全球化”。（马修·毕肖普，安东尼·佩恩：《不同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重新全球化的理论》，《全球化》2021年18（1））

“重新嵌入的后新自由主义”能够有生长发育的空间吗？它能弥合图兹与杜兰、安德森之间，以及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立场分歧和愿景差异吗？我们或许可以拭目以待、乐见其成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