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控制下的打工人：劳动内卷与群体焦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E法（ID：CAIJINGELAW），作者：陈千凌，编辑 |  朱弢，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们曾经认为，技术的进步将会带来劳动者的大解放，让人类过上田园牧歌的生活。卡尔·马克思曾畅想，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够 “上午狩猎，下午捕鱼，傍晚养牛，晚餐后进行评论……即使这个人不是猎人、渔夫、牧人或者评论家”。本杰明·富兰克林预言：“终有一天，人们每天只需工作四小时就足够。”

然而，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劳动的终结”“闲暇革命”非但没有到来。相当数量的劳动者甚至还感觉到越来越忙、越来越焦虑，陷入了被迫自我施压、竞相追逐的内卷困局之中。

一、失去边界的工作，被迫“内卷”的打工人

劳动内卷体现在多个层面。

首先是劳动空间的无限延展。互联网的连接性突破了时空局限，同时也使得劳动场所和时间得以无限延展，私人空间遭到侵蚀，隐形劳动时间大大增加。

在工业化时代，空间的边界构成了当班（on duty）和不当班（off duty）的区分，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有着明确的界限。那时，工作需要一定物理空间，劳动者聚集在一定的空间内才可以进行劳动。当离开了劳动空间，个体便可以摆脱劳动者角色，全身心投入个人生活。

但互联网的链接属性，打通了工作与非工作的情境区隔，使得个体丧失了断开公共连接的权利。数字设备及应用一方面大大增强了劳动的延展性，无论何时何地，很多劳动者都能在线工作；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大量的隐形工作时间，即使在私人时间，个人亦需立刻完成on duty& off duty的角色转变，对工作即时响应。若是拒绝回应，很容易被视为“工作不积极”，从而错失加薪、晋升等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没有派单就没有收入”，随时准备抢单的外卖小哥，还是在手机、电脑屏幕前随时待命的互联网“打工人”，都被迫成为了全天候在线的“应答机器”，即使下班后，紧绷的神经也很难松弛下来。

其次是劳动自由被极限压缩。在劳动系统中，既包括用工方对劳动者的精密“计算”，也包括劳动者对用工方的“算计”，实现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如上班时间摸鱼等。这种行为未必合理，但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的能动性、自由性，也在用工方和劳动者实现一定的平衡。但在“技术之眼”下，劳动者的“算计”遭到了极限压缩。

据报道，亚马逊在2019年构建了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可以追踪每一名物流仓储部门员工的工作效率，统计每一名员工的“摸鱼”时间（Time Off Task，简称 TOT），然后自动生成解雇的指令。这套系统会在员工长时间不扫描包裹的时候发出警告、进行记录，还能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生成警告和终止工作的文书。据称，有近 900 名员工因为被系统判定为“工作效率低”而遭到解雇。

中国也有相关案例。2019年 3 月，在南京市建邺区工作的部分环卫工人陆续收到了公司配发的一款智能手环，并被要求在上班期间佩戴。除了具备定位功能，只要环卫工人上班期间在原地停留 20 分钟，手环就会自动发出“加油”的语音，提示环卫工人继续工作。

在我看来，企业追求效率本没有错，但并不意味着有权全面剥夺劳动者的自由。过度的技术监控，会让劳动者被异化为需要连续运转、高效运作的机器。

第三是劳动强度的持续提升。工业化以来生产管理的相关理论，包括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等，都是本着效率至上的原则，强调对劳动时间的充分利用。如今，借助于天然具有寻求“最优解”属性的算法技术，平台对劳动者效率的控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平台能通过对劳动者数据的全面整合，计算出“最优化”的工作流程，包括最优流程、最优时间、最优路线等，并以此为范本指导劳动者工作；再根据实际劳动情况不断调整、优化算法体系。

由于平台算法的不断精进，任务完成时间不断缩短，这又被纳为基础数据，为迭代的算法提供了依据，劳动者由此被束缚在了不断缩小的数据怪圈中。以外卖行业为例，2016年，3公里内的送餐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

二、劳动卷化背后：穿透型平台与原子型个体

马克思提出，劳动过程的最终目标是生产剩余价值，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剩余价值生产的不确定性，资本必须控制劳动过程。

以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泰勒主义为例，通过将控制方式由此前的外部监督，转变为深入到工人具体的劳动过程，将控制上升到了新高度。例如在生铁搬运实验之中，泰勒通过对工人的负荷、时间、动作的精密设计，以科学的方法合理安排工作程序、技术办法以及劳动速度，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将生铁搬运工的工作强度从每人每天装货12.5吨，提升为每人每天47.5吨。

与传统的直接控制不同，现代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是通过数字技术而展开。超大平台通过海量数据的汇聚、精准的算法分析，具备了掌握全局视野的上帝视角，能够对劳动者实现“穿透型”监督与管理，实时精准地把握每一个人、每一时期的劳动状态。由此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权力与地位优势，平台无需雇佣庞大的管理监督队伍、构建稳定的组织形态、建立制度化的社会关系，就能对大规模、分散化的劳动者实现强有力的控制，并在规则制定、资源调度、利益分配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成为无法协商的雇主。

从劳动者角度来看，相比传统时代，智能时代的劳动者越加成为“原子性”的个体。在系统“中央大脑”精准到个体的高效计算下，员工相互协作、密切互动的必要性大大降低，这一点在工作高度标准化的灵活就业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即使同在一个平台、穿着同款工服、服从同样的规则，甚至在同一服务站天天见面，劳动者之间仍然是互不依靠、独立运行的状态。

劳动者的孤立性、松散性，客观增加了与平台的协商难度、弱化了自身的劳动地位；同时也因为原子性、灵活性的劳动特征，使其难以纳入劳动法及工会组织等社会保护范畴。

三、警惕技术失范：避免人们沦为“劳动工具”？

从技术本质来看，作为寻求“最优解”的工具，算法本身具有“去智化”的特点。曾经有位创业者表示“每一个有人的节点都会导致效率下降，那么干脆就用高效的中央大脑取代员工的思考和决策”。

诚然，精密的算法能够大大提升了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但同时也因为对劳动剩余价值的过分压榨将劳动推向了人性的反面，包括，主体价值遭遇贬损、劳动手段发生错位、劳动目标产生异化。

一是主体价值的贬损。企业追求效率本没有错，但并不意味着无限制地剥夺劳动者自由。人毕竟不是机器人，谁都会有高效和低效的时候，连续性、指标化的监控，会引发自主性被剥夺、个体空间的坍缩，形成了体力与精力的持续性耗竭，不仅强化了劳动者的焦虑感、疲惫感，还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进一步延长了工作时间，由此形成了内卷化的恶性循环。需知，人的真正优势不是机械性的连续劳动，而是其能动性、创造性。如果人们有喘息的空间，相信可以激发更多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二是劳动手段的错位。在极度严苛的考核体系下，工作效率已不是为了保证任务完成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而异变为压制和惩戒的“暴政”，迫使劳动者不断自我加速，甚至为达目标“不择手段”。

比如网约车司机为了不被平台处罚，即使“远在几公里之外一分钱不挣的单子”也要接。比如外卖骑手为了避免超时，逆向行驶、擅自改装电动车等违规行为频频出现，甚至由此引发了大量工伤事件。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交警总队数据显示，在上海，平均每2.5天就有1名外卖骑手伤亡。同年，深圳3个月内外卖骑手伤亡12人。2018年，成都交警7个月间查处骑手违法近万次，此外发生交通事故196件，伤亡155人次，平均每天就有1个骑手因违法伤亡。

三是劳动目标的异化。在严格的算法控制下，劳动者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而打拼，而是异化为时间的奴隶、平台创收的工具。劳动者既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生产什么劳动产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处于何种劳动分工与协作关系之中，更对自己的长期职业发展与人力资本提升通道一无所知。他们唯一所知的，只是不断地奔跑、不断地加速，完成一场挑战之后，迎接更高的挑战。

社会不仅要有速度，更需要有温度。工业革命时期以“捣毁机器，抵制新技术”为诉求的“卢德运动”就曾敲响过警钟。在技术创新迭代过程中，若是缺乏公众角度的考量、人性标准的约束，将为技术弱势一方带来灾难，并由此产生社会的对抗和焦虑。

“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小哥”“因超时加班而猝死的互联网员工”“能够自动裁员的AI监工”…….种种热点事件都说明，研究算法劳动控制问题和设立应用边界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但对于新技术的应用，人类虽不能消极延缓，但也不能冒失推进。毕竟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身上，那就是一座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E法（ID：CAIJINGELAW），作者：陈千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