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愁：一个90后记忆中的成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沙丘研究所（ID：dunesworkshop），作者：陈飞樾，原文标题：《城市与乡愁：世纪之交的成都肖家河》，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篇文章是艺术书《异样的怀乡》第二章的后记。文章的内容有关于2000年前后的成都肖家河区域，讲述的是作者作为九零后一代的童年与故乡，也包含一些对于现代城市的反思，但展开的过程不是阐述而是叙事。（关于这本艺术书，此前的推送有更详细的介绍，详见：《九零后的童年与怀乡》）

乡愁：《异样的怀乡》第二章后记

最近生活在波士顿，我老是没来由地回想起一场童年的暴雨。我记不清那是在具体几岁的时候，记不清地点和具体人物，只记得父亲带着我去了一个类似啤酒广场的地方，当天晚上是世界杯或者欧冠的某场重要比赛。虽然前因后果都模糊了，但只要一闭上眼睛，我似乎马上就可以再度闻到那股世纪之初成都夏夜的味道。

在那个夏夜，父亲和一桌同事朋友们高声说话、放声大笑，世界在吵闹中围着我打旋。凉菜、卤菜、下酒菜，杯子、盘子、塑料椅。那个开阔的广场上摆满了“冷淡杯”的铺子，大屏幕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投影仪投出一个可供食客共同观看的巨大影像。

就像一个过于充满磁电的夏夜应有的样子，忽然之间雨点飞降，天外雷声隆隆，一个个老板和老板娘穿着围腰和拖鞋，小跑着把大伞搬出，手忙脚乱地支起顶棚。食客们“哦豁嗨呀”声四起，但是兴致完全不减。

刚支起的雨棚下面，满桌油晃晃的食物，啤酒瓶散落一地。我记得那时身高没比桌子高出多少，一眼望出去，满是滚动的花生米和剥田螺过后翻转开的、滴满红油的塑料手套。球赛过了大半，桌上只剩下重重叠叠的碟子和翻得乱七八糟的下酒菜。

一群三十几岁的男人们也乱七八糟了，动作模糊、满嘴粗话。在一个不满十岁的男孩眼里，几个江湖气重的叔叔已经显得有些过分凶恶，让人看着心里不免提防，但又甚感其乐无穷。桌旁更远的地方，大醉的人已经睡得前仰后合。我在许多桌之间没来由地跑来跑去，很快就大汗淋漓。

那时候供人欢庆的理由好像用之不竭。申奥成功、世界杯出线、加入WTO……那时的中国正在融入世界，男人们兴奋流泪、猛灌啤酒、大喊大叫。那夜的球赛就是这样一场高峰。或许我自己的记忆也有误，把许多场相似的球赛，相似的夜宵，相似的叔叔们的脸孔拼凑在一起，组成了这一场最高的夏夜。但无论如何，那种欢庆的成分不会和我的记忆撒谎。

在这种球赛间，我童年的父亲会表露出最兴奋和健谈的一面。面对投影的大屏幕，我的父亲和他的同事朋友握紧酒杯，屏息凝神。他们本来就是常年的球迷，酒精让他们更加在乎那些与自己远隔千万里外异国他乡的球队，这气氛引发得幼年的我也跟着投入起来。

球进的时候他们腾地站起来欢呼，射丢的时候长长地“哎呀”一气。球赛结束，塑料的雨棚上面已经积满了雨水，压弯像一个鱼肚，父亲站在塑料椅子上用手从下往上推开，水从旁哗啦一声倾泻而下。

可能既是因为父亲的圈层，也因为记忆的夸大，童年中似乎全中国和我父亲相仿的叔叔里十有七八都是“搞工程的”。那时候的时代精神充满了海市蜃楼般的躁动和乐观，从国家到个人，各个不同尺度上都弥漫着经济的兴奋味，好像走在街上用鼻子都能闻到。

好像每个有信息或有交往的地方，都充斥着发财的荷尔蒙；好像只要是“做工程”的，但凡“胆子大一点”、“灵光”、“多走动”，都能一麻袋一麻袋把钱提回家。每当回忆童年，这种人们总体的精神状态总是首先浮现在我的脑子里。

1994年底，我出生在成都，生命中的前十年在肖家河度过，直到2005年搬家到仅仅两公里外的高升桥南街。每当我走回那里，那一片空间就会奇异地转化成一段时间，因为它基本与我最无忧无虑的一段生命重合在一起，像堆积起来的符号一样象征了我的小学生涯和之前更混沌不明的时光。

直到今天，虽然建筑立面“穿衣戴帽”、旧设施翻修扩建，但肖家河街道整体的格局还没有被破坏。我的小学“玉林附小”还在同样的地方，当然它在改名前叫做“高新一小”和“高新二小”。几个老馆子——肖家河家常面、皇城坝牛肉、戴蒸肉、永乐饭店等等——也都还在原来的地方，想来应该都有超过二十年的历史。

侯孝贤的电影《童年往事》（1985）

90年代初，我出生的前几年，肖家河从农田（“乡坝”）变成了城镇。听老一辈回忆，在此之前这一块比较引入注目的建筑应该就只有八十年代末建起来的西藏中学，它至今也还在同样的地方。

在我小时候，肖家河属于高新区，很大程度上标志了成都向南发展的一个起点，再越过现在的高升桥东街就是武侯区了。2005年我们搬家，刚好越过了这一条线，我也与我最不受拘束和没有忧虑的小学时光作别。

当走回童年的院落，因为单元楼经过了翻新，自己的身高也大不相同，那个停满了私家车的一小片区域让我感到一种又陌生又熟悉的怪异。当年在这里来回奔跑、打羽毛球、学骑自行车，现在望去只是一条略显逼仄的通道，好像除了通勤和停车之外没什么别的用处。

另有一次，我坐在一个叔叔的车上经过兴蓉东街，他回过头对女儿说：“你知道吗？这条路以前叫做‘挨打巷’。你看看窗外，是不是很让人害怕？”我也看了看窗外，虽然道路仍然很窄，人行道更显得局促，但是车来车往，白墙干净平整，楼房外立面上长着绿油油的藤蔓，不时还能看见一些风格混乱的彩色墙画。

在小时候，这条街远比现在生猛和粗放。夜里经常发生偷包、抢包、斗殴的事件。在我最早的一段记忆里，“挨打巷”还是一条泥泞的土路，白天作为一个小摊乱摆乱放的菜市场。每次来到这里，我紧紧握住外婆或者保姆的手，杀鸡杀鸭的血水满地乱淌，鼻腔里充满了混杂的泥土味、血水味和鱼腥味。

肖家河位处成都西南方位的一环路外沿，离武侯祠很近。虽然处在一环路边，这个街区并没有在文化、经济、政治任何意义上属于成都的中心区域，直到今天仍旧如此。

我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常常跟外地朋友这样介绍自己长大的地方：双楠和玉林社区差不多最能代表成都人生活方式的中间值，紫荆、桐梓林、人南那一块更富足，至于肖家河，我长大的地方，倒是收入和教育水平低于成都的平均线。这种感受的来源不是图表、数据和统计，而是亲戚朋友之间句子的交换累积起来的记忆，主观的自我经验。

从肖家河沿着一环路的方向移动，经过玉林继续向外，穿过二环路，走向紫荆和桐梓林一片——我总觉得那一片区域有着耀眼的太阳光，厚实的行道树叶、更响亮的蝉鸣，街沿边停着奥迪或者“凌志”车。社区的收入、教育等等指标化的差异都透过这种空间感受浮现出来，常年步行穿越这些相似但又不同的区域，其印象难以磨灭。

时间后移，城市发展，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都一概算得上是老城区了。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过一个叫做“莫利里亚”的虚构城市，每次读到，我总是自动把这个名字替换成成都：

“若不想让市民失望，（来到莫利里亚的）旅人们就要称赞画面上的城市，夸奖她胜过今日的城市风貌，但是同时又必须非常小心，使自己的惋惜表现得在确切的限度之内：首先应承认变成大都市的莫利里亚所具有的繁华与壮观，可惜同昔日作为旧省城的莫利里亚相比，又不免失去些优雅的气质，人们只能在画片里欣赏这种优雅；

然而当初作为省城的莫利里亚若是没有这番巨变，在人们眼里就一点优雅气质也显不出来；无论如何，今日的都市更具魅力，因为只有通过她变化了的今日风貌，才唤起人们对她过去的怀念，而抒发这番思古怀旧之情。

……那些彩色明信片并不代表莫利里亚，而是代表一座偶然凑巧也叫做莫利里亚的昔日的旧城。”

怀旧这个行为本身总带有一种优雅气质，但和卡尔维诺的“莫利里亚”的往日风貌不同，肖家河在二三十年前不能称作“优雅”。对上个世纪我还能记起的事情实在不多，片段也都很零碎残破，毕竟那都是五岁以前。

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时我牵着保姆或者母亲的手，出了家门，向其中一个方向走很短的距离就会踩到坑坑洼洼的泥地，再远一些我们就能够看到农田。在90年代，肖家河是城市模糊的边界。虽然如今成都南下的势头疯狂无比，但也像许多其他中国城市一样，在三十年以前，成都的城市面积只是现在看来不值一提的一小片。

现在叫一环路的地方，对这个从前的古城来说已经是出城门很远了。曾经的“老南门”和“万里桥”（都早已拆除不再）在历朝历代都标志着成都的南面边界——那是锦江所在的位置，现在的“万里号”附近。严格来讲，在这个点往外都应该叫做“新成都”。

像前面提及的，我的父亲是搞工程的。1992年，他的单位给职工分配住房，位置就选在了肖家河，几年后中国迈进了商品房的时代，单位也让职工以福利商品房的性质买下居住的住房。刚搬进肖家河的时候，我的父亲27岁，母亲25岁，新婚伊始就有自己的房产——“在世界上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处所”——这在那个年代算是令人羡慕的。

如果现在再去肖家河街道（也听人说改名叫肖家坊了）走一走，会看到一些后来加的川西民俗风格的装饰物，也一定会看到不少儿童画风格、视觉错乱和游戏化的壁画，颜色既艳丽又多余。在我小时候，这里街道并不干净卫生，整体色调也总让人觉得灰扑扑的。

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无线电时代》（Radio Days, 1987）

这里的建筑物还没有拆除重建，仍然是二十世纪全中国各地都能看见的类型——总高七层，楼与楼间隔均匀，依次排开，属于苏联“赫鲁晓夫楼”的某个中国变体。这些楼房修建快速，内部空间标准化，看着就让人想起那种平均化的生活。

肖家河当然不是富人区，也不是再过几年就会占领全中国的围墙小区。因为分配的缘故，我一家居住的单元楼上下基本都是西勘院的子弟，但其他街坊，小学里的其他同学，许多都是“农转非”或拆迁户家庭。

不过那个时候的我哪会有这些宏观和外部的视角？在那个时候，肖家河的楼房对我来说就是最稳定的庇护所，是世界应该有的样貌，是家宅理所应当该有的状态。

生命早期对空间的印象也是细节的——闭上眼睛回想，那个时候楼里的夜晚远远没有现在明亮。我记得楼道里装着声音感应的电灯，每次晚上登楼，总是需要“哇”地一喊或者猛跺一脚。我家住五楼，从下往上走，这个动作需要重复好几回（但二楼的灯是坏的）。

夜里躺在床上，要是有邻居登楼，他们跺脚的声音也会空空地回响在已经入睡的楼房里。我记得一些常去串门的邻居家门的颜色；记得被父母带着爬上楼顶，仰头看从双流机场起飞的飞机从市区上空飞过，它从天空稍亮的一侧飞到逐渐黑暗的一边，直到我们的眼睛只能辨认出机身上持续闪烁的灯光。

在这里的童年并不是由鲜花、草地、气球、拉布拉多犬和马术课构成的。每当我追忆肖家河最初的图像，脑子里出现的是泥地、裂缝、院落里堆放的建材、布满机油的自行车零件、门卫室污秽的纱窗、穿着山寨运动服的西藏人。

守门的大爷姓刁，眉毛很浓，总是沉默寡言；小学附近总能看见一个个子很高的精神失常者，咿咿呀呀，来回徘徊，被我们称作“高疯子”。但是现在——可能尤其是现在——我不愿意将这个童年与小康以上社区能提供的童年版本相交换，后者的整齐规则令我恐惧。

士绅化后的世界里，灰尘、野草和火焰都已经被清除干净，时间被钟表计算和收纳着，不再是被闲人和小孩打发掉的。

最近我越来越频繁地想起童年的肖家河。或许因为本来就计划要写它，写作计划反过来又加强了原有的情感。每当我疲倦的时候，想到一段在它街上的散步，心里总能得到帮助，浑浊的精神状态总能得到清洗。

或许正是因为十多年已经过去，各种改造已经发生，不可逆转；作为回忆主人公的我并没有停留在原处，有过搬迁也身在异地，于是，此处已经变成了别处，住址变成了故乡，那团时空已经不可能原原本本重现，我的回忆也就仿佛得到了允许，可以带上浪漫化的变形——即便另一方面，我一直努力拒斥对过去的过分美化，也努力想要遵照真实发生过的东西。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我高中以后的生命轨迹是向外的。近几年我不算安分，在不同城市辗转，就算待在国内也不会一直留在成都。尤其因为最近身在地球的另一侧，我越发感到自己处在一种精神的远航中。成都不仅是变成了一个回忆的对象，也或多或少地变成了一个被检视的客体。

最近几年，在一些特殊的时候，我会夸张地认为故土正在距我遥远的地方缓慢沉没，或者至少它在缓慢将自己锁闭起来。另外一些时候，因为自己学习的专业，我会用各种新近习得的城市理论和研究方法来有意无意地反观成都，思考城市的特点，发展的趋势，这会给我带来愉快和骄傲，也会带来很多不解、遗憾和不满。

但在这个意味上，成都同样并不是我的故乡，它只是一个研究者手里相对熟悉一些的研究对象而已。

每当我困顿或者自我怀疑的时候，当我作为一个生活着的个体需要一个可供内心安置的地方，成都才会退还给我，成为一个作为故乡的成都。在这个时候，我显示不会想到人口、经济指数或者城市规划图，不会想到太古里、环球中心或者更多名片式的地标、红红绿绿的网红招牌，甚至一切和那片土地延续的价值观可能产生的分裂之处，一切的怒气和沮丧也消隐掉了，我感到自己的身影与视角不断后撤，回到了熟悉的街道上，回到了记忆最深处的老房子里。

我看到一个装载着乡愁的城市区域，看到烟雾、鬼怪奇谈和街角的零售店。这个地方不是重复的、一致的、毫无限度和边界的城镇化中的一小部分，不是落地镜和潮牌店的世界中欠发达的一个肿块。

那个童年世界当中，我身体瘦小，白天总在精力过剩般地奔跑和跳跃；上学放学路上，我对着玩伴和发小夸夸其谈。那个世界里的深夜尚且具备它的威严，还没有被太多次的熬夜反复穿刺，祛除掉魅力和神秘感。

夜里，我躺在床上，总是无休无止地幻想着一些毫无章法、不可发生的奇妙故事。清晨时分我躺在硬板床上，半梦半醒间听见厨房里叮叮咚咚的响声，窗外，晨光像雾一样上升。送牛奶的摩托车在院门外熄掉发动机，另一辆三轮车悠悠驶过，吆喝声传来：“烧白——甜烧白，含（咸）烧白——”

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的电影《少年时代》（Boyhood，2014）

端午节，每家每户门口放着干枯的艾草束，气味浓烈、袭面不息。春节期间，单元楼里家家户户大门半开，花生、糖果散落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我们奔上奔下，填充着大人们聚会聊天所形成的的空间的外部。

校内男生间无休无止地交换着新编的押韵的脏话，课下计划着校外卫生条件堪忧的零食。朋友和同学之间关系简单真挚，但尚不知道需要用友谊二字来衡量和维持任何东西。

那时候我们对时间充满自信的把握，生命的起伏随着季节和昼夜的交替而摆动着，在头脑里，一天与另一天总是分得很清楚；学期和假期都显得悠长，虽然前者更让人望不到头。老师讲：“你们是早上九点的太阳！”这句话一年级说，每年也继续这样说，好像那轮太阳从来没有移过位置，于是我们生长的节律好像也就胜过了时间，而不是像一个成年人那样，被时间的流逝征服，活在不知所以的悬浮当中。

现在回想起来，童年对我而言的美好很大程度上也来自被设定好的幸运背景。我是一个汉族的、城市户口的男孩，父母受过教育、有稳定工作，和任课老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这些给定的基本元素，在肖家河那一片，我的家庭已经直接处在阶级划分中的上游，这也似乎注定了我和与我相似背景的小孩更容易有中上或者优秀的成绩，受到老师格外的留意和偏爱。我不是被排挤的对象，也不是受人白眼、充满体臭、谈吐怪异、不断被边缘化的沉默的小孩中的一员。

肖家河并不是十分秩序井然的社区，但我的家庭浮在它的上部，我没有因为和学校中的同学做比较而在幼年就饱受妒忌的煎熬——这些都帮助和保证了我被生养在肖家河但一直对它拥有愉快的回忆，一种几乎特权式的愉快。

赫尔曼·黑塞在他的《德米安：彷徨少年时》里书写过童年时期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光明的，传道授业、严厉、模范和整洁的白天世界，一个是晦暗不明，属于阁楼、仓库、小抽屉和女巫的黑夜世界。

我童年的肖家河也完美地混杂着两个迥异的世界，这二者似乎可以通过“课堂“和“课外”来粗暴地划分开。课上我成绩良好，能回答出老师的提问，但在课外，在体育课和运动会上，一些出身农村、成绩落后的学生在短跑项目上实力惊人。

我在塑胶跑道上费尽全力调动自己的四肢，但总是只能望见那些小孩飞速移动的背影。在白天的课业结束之后，第二世界也更充分地从被压制的校园管理中探出头，延展开来。七八个乒乓球桌放置的区域激发了一整套的社交游戏。

在“代管”课结束，晚饭开始前的一段时间，球桌的个数永远无法满足一同放学的好几十个跃跃欲试的小孩。此时球桌就如同领地，需要拉帮结派互相争斗。一些关键的“黑话”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拼桌”、“拼输卖果”、“双鱼三星”、“两刀见血”（发球连续失误两次计对方得分）。

在这个小孩自治的区域，身体而不是头脑起到指挥的作用。打球的世界总是充满了许许多多微小的暴力成分，它基于对抗、竞争以及可能的羞辱。一些成绩糟糕又常在街上和初中生混在一起的小孩常常成为主角，也变成我有意无意想要模仿的对象。

他们自带不管不顾的气势，语言里夹带的脏话像成年人一样自然，打出一个好球或者逼迫对方打出一个低级失误的时候，一群人会齐声发出尖刻的欢呼和大笑声。乒乓球桌旁真正动手打人的情况并不多，但是那群人总能制造出潜在的压倒性的身体威胁。

我想学这种不好惹的样子，但总之差得很远。不过每当球桌旁最厉害的这群人遇到藏族小孩，那股生猛劲又迅速就被压制下来了。现如今我很难用语言完美复原那种交往关系，但在当时那种摆气势的游戏看起来浑然天成。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电影《镜子》（Mirror，1975）

那时候暴力和精力互为因果，几乎随意互换，同龄人们都处在体力、欲望、白日梦都无穷无尽的生命阶段。十岁不到，生命的轨道上一切只是推开了刚开头的一小点，其余都是将要发生但还未发生的即将状态。家长和老师要谈理想和前程，我自己只是幻想很多，充满了孩童特有的无畏信念。

小学时代，创造力和感知力还只是刚刚露了个头，我作为一个让现在的自己一定看了想要发笑的小孩，全然还没有学会谦逊的美德，总是不假思索地相信自我的特殊性，相信超人哲学和强者，相信将来的自己一定是生活的统帅，绝没有什么困境或者难题能将自己打倒。

这种相信未来的气魄也来自外部：老师们常常借各种课堂材料带领我们畅想2010年、2020年、2050年可能的生活。在热烈的课堂讨论中，我望着窗外，希望这样美好的日子早点到来。

回看现在，好像人们被抽干了这种向前眺望的冲动，没有人再兴致勃勃地期待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后生活方式会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变化。一切稳定着、过于稳定着，事件可被预料，行动与改变似乎难以发生。

社会总会在人身上投射出不可磨灭的影子，这些影子的区别在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可以很容易分辨出来。这区别不是着装、容貌或者教育程度上的，而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特点在人身上产生的印痕和沉淀。

本科期间我去日本交换学习，在日本同龄人和自己之间感受到过这种类似不同代人之间难以说明的时代差异。在肖家河度过的十年给了我认识世界的第一手材料，那个时候成都日新月异（至今仍然是）。

尤其在大学以前，包裹人们的社会气氛是对外开放，相对自由，充满干劲的。就像我搞工程的父辈那样，大家相信去出差、去奋斗，个人也能像一支股票，乘上城市发展的红利一路上涨，然后一家人买车买房，日子比以前更好——对很多家庭来说，现实也确实兑现了这样的图景。但对日本同学来说，他成长的城市环境在童年与少年时期都不再表现出理所应当般的增长。

我也不免想象如果自己出生在2010年以后的中国，对整个外部世界的认知，自己社会身份的基本底色又会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自己的生命章节也和社会的重合在一起，二者共同创造了回忆过往“黄金时代”的弧光，虽然这弧光也带有一些虚幻。

今天的城市让我感觉枯燥无味，很大程度是因为那种压倒一切的一致性。最近我老是想到这样一副场景：一个庄严巨大的办公楼平层里，人们依次被放进一具泛着金属光泽、无比精密、自动上链的机器当中，它是主体，我们是对象。

每个人都脖颈僵直，眉头紧皱、肩膀紧绷，耀眼的日光灯重复拍打着后脑勺，人们跟从着一些指令，过着口号统一的现代生活。在卡夫卡式沉重和不安的气氛里，精神与机体的紧张像指针一样，在同一块地方反复书写，直到一小块纸都被涂得漆黑。

回忆童年，互联网时代的“系统”还没有把人困住，同学之间没有电子的手段和中介进行交流，城市是街道上的生活而不是屏幕上的图像。

二十年前，省体育馆前面的空地可以溜冰，在学校之外，同学一行也经常穿上单排轮滑鞋，成群结队到处乱窜。“少年宫”和“书城”人满为患，经常可以在那里碰见同龄人。外面的世界很大，去一趟火车北站都感觉远赴另一个世界。

旅行让人兴奋，因为它意味着探索，遇见陌生人以及邂逅其他人别样的生活。那个时候，虽然阶级肯定存在，户口也已经提前预告了人生的不少部分，但外部世界给我的总体印象仍然充满孔洞与流动的可能。

像很多那代人一样，我父母的家庭教育都很“儒家”……但2005年以前，他们还没有与青春完全脱节，对新鲜事物保有憧憬和好奇心。在我加了暖黄色滤镜的记忆里，他们很多时候也是意气风发的。我成长的节律有世界不断变化的步点作为伴奏，因为他们不断带新的商品回到家里。面对新事物，他们的兴奋之情不比我少。

我清晰地记得他们买回迪士尼的影碟、数码相机、《大富翁》棋……多年以后，当读到《百年孤独》里布恩迪亚上校去见识冰块、买回磁铁和望远镜时候几乎有些过度的激动振奋之情，我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自己和童年的家人。

我尤其记得父亲带回第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的那天，一切历历在目。他在那天到来之前的几个月里已经带我一同去电脑城里看过一些型号。我知道他要买，心里也一直期待着。那天他房门一开，露出肩头背的电脑包。满脸带笑、声若洪雷地宣告：

“把桌子清了！”

我知道笔记本电脑终于大驾光临，手忙脚乱把整个巨大的桌面都收得空无一物，他这才把设备像供一尊佛像一样端端正正地摆放到桌子中央。在我瞪大的瞳孔里，那个物件放射出无与伦比的“灵晕”。

最近两年我也时不时和他们开玩笑，说他们越来越让我觉得像是《百年孤独》里的人物。时间的痕迹在他们身上不断积累，在我的眼中，他们习惯于延续已经熟悉的生活，休息日总喜欢一动不动待在同一个地方。

父亲陷在沙发的一角，沉默地刷着手机上一些小游戏和平台推荐的东西。母亲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对着她认为重要的一些材料勤恳地记着笔记，归档，然后复习。他们这种重复的圆周运动让我联想到奥雷里亚诺上校——老年的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制作小金鱼，制成以后又把它们融化又重新制作。

可能是因为内心不愿意接受父母在缓慢滑向老年，我的回忆似乎就复原了他们年轻甚至充满童心的一面。他们本来也从来不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很少讲自己年轻的时候或者在他乡的经历，因为这一点，似乎只有靠我固执地记下肖家河的种种，童年的一切才不会全都滑入更深的遗忘当中。

书写回忆总是对现实的一种质询。2019年我写过一篇记述波士顿留学生活的文章，我的堂哥看过以后发来一段话。原文一时难以找到，但其中一些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在我装作冷静和理性的文字下方有大量强压着的愤怒，他精准地识别出了我的性格，了解我为自己强加的沉重，了解我堂吉诃德式的自我感动和理想主义。

他写道：“作者在异国他乡冒领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头衔……他即便面对的是风车，也想要举剑冲锋。”最打动我的是“冒领”二字，我想他从外部为我的自省添加了最好的层次。

创作是一种摆脱。有很多盘绕在一起、不断催扰人的念头，惟其被表达和表现出来了，才能不在一个人脑子里捣乱。当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创作来和时间坚定的流逝拔河。

一个诚实的作品总能够忠实地反映出创作者在一段时间里的精神状态和所思所想，虽然这种反映时显时隐，所以，创作出一件东西就像在摇晃不定的时间里落下一个锚点，给生命和生活一些可供标记的相对位置。

最近一段时间我和家人在计划出售肖家河的老房子。这个区域当年不是核心区，现在依然不是；相比成都的新区，这一块的房价至今上涨不多。写下这篇文章，我也就给了自己一个小小的纪念。

实际上，自从2005年搬走了之后，我从来没有返回过老房子的室内。可能因为没有被新的空间版本重写过脑子里的印象，在需要的时候，我尚且还能唤起对童年的卧室、客厅、厨房、厕所的许多细节。正是它们也构成了我最初的空间与对世界的理解。

当然，透过现在的眼光来看，老房子内部肯定是很老旧了。因为电力线路支撑不了，那时候家里一直都没法安装空调。

我记得在一个无比闷热的夏天，我和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突然一阵强风吹过，我和他几乎是从沙发里一跃而起，在电视机前风吹过的地方将身体摆成一个大字，仰起头，幸福得几乎快要欢呼起来。

2021年5月——波士顿剑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沙丘研究所（ID：dunesworkshop），作者：陈飞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