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如果你努力，你就能成功吗？

本文作者：迈克尔·桑德尔，摘自《精英的傲慢》（中信出版社2021年9月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迈克尔·桑德尔，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巴黎索邦大学客座教授，牛津大学博士。代表作《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

当政客们以令人麻木的频率重申神圣的真理时，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不再是真理。阶层跃升的话语就是这样的例子。在不平等程度接近令人恐惧的程度时，有关阶层跃升的话语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并非偶然。最富有的1% 的人的收入超过整个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总和，中等阶层的收入也停滞了40 年，努力和勤奋会让你走得更远的想法开始变得空洞。

这种空洞导致了两种类型的不满：一种是当制度未能兑现优绩至上的承诺时，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无法进步，就会产生挫折感；另一种是人们相信优绩至上的承诺已经实现，而他们失败了，这让人感到绝望。这种不满更令人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对那些被甩下的人来说，他们的失败是自己的错。

美国人比世界上大多数人更坚持这样的信念：努力工作才能成功，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据全球民意调查，大多数（77%）美国人相信人们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只有一半的德国人这么看。在法国和日本，大多数人认为努力工作并不能保证成功。

当被问及“什么因素对人生的成功至关重要”时，美国人以令人惊讶的比例（73%）把努力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反映了新教工作伦理的持久性。在德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努力工作对获得成功非常重要。在法国，只有25% 的人这样看。

与所有这类调查一样，人们表达的态度取决于问题是如何提出的。相比被问到工作与成功的关系，当被问到为什么有些人富有而另一些人贫穷时，美国人对努力的作用就不那么确定了。当被问及富人富有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努力工作，还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优势时，美国人的选择就变成了各占一半。而当被问及人们为什么贫穷时，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造成的。只有30% 的人认为贫穷是由于缺乏努力。

相信提高工作效率是通往成功之路，反映了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更广泛的信念。美国人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更相信人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大多数（57%）美国人不同意生活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这一说法。相比之下，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大部分人认为，成功主要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决定的。

这些关于工作和自救的观点，会影响到公民之间的团结和是否愿意共同承担义务。如果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成功，那么那些失败的人就不能责怪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而且很难找到帮助他们的理由。这是优绩至上规则冷酷的一面。

如果那些处于顶端的人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都要对自己的命运负全部责任，那么社会地位就反映了人们本来就应该得到的东西。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作为。然而，如果将社会中最幸运成员的成功归功于好运、上帝的恩典或群体的支持，那么分担彼此命运的道德理由就更强了。这也更容易证明“我们都在一起”。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坚信人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的美国，其福利制度没有欧洲社会民主党那么慷慨，欧洲各国公民倾向于把他们的生活环境归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如果每个人都能通过努力和辛勤工作取得成功，那么政府只需要确保工作和机会真正向所有人开放。美国中左翼和中右翼的政客们可能会在机会平等政策的实际要求上产生分歧，但他们都认为政策目标是为每个人提供阶层跃升的机会，无论每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们赞同流动性是解决不平等的办法—那些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会取得成功。

但美国人对凭借努力和勇气能够实现阶层跃升的信念不再符合现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可以期望他们孩子的经济状况比他们的更好。今天，情况不再是这样的：在20 世纪40 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几乎所有人（90%）的收入都超过了父母；在20 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了父母的收入。

从贫穷到富裕的过程也比人们普遍认为的阶层跃升的过程更难。在美国出生的穷人中，很少有人能升到上层。事实上，大多数人甚至无法进入中产阶级。对阶层跃升的研究通常把收入阶梯分为五个等级。在那些出生于最低一层（收入最低的20% 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4%～7%的人升到了最高一层（收入最高的20% 的家庭）， 只有大约1/3的人升到了中层或更高的阶层。尽管每项研究的具体数据不尽相同，但很少有美国人能活出美国梦中白手起家的故事。

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流动性比其他许多国家都要小。与德国、西班牙、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芬兰、挪威和丹麦相比，美国人经济上的优势和劣势更容易代代相传。在美国和英国，高收入父母近一半的经济优势传给了他们的子女，这是加拿大、芬兰、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的人口流动性最高）的子女继承收入优势的两倍多。

事实证明，丹麦和加拿大的孩子比美国孩子更有可能从贫穷走向富有。按照以上说法，美国梦在哥本哈根依然存在。

美国梦也在中国北京蓬勃发展。《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展现了以下情景：

考虑到中国1980 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令人惊讶。在中国，富人和穷人都实现了收入增长，而在美国，增长的收益主要流向了那些最富有的人。尽管按人均计算，美国仍是比中国富裕得多的国家，但如今这一代中国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更富有。

更令人惊讶的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与美国大致相同。此外，中国现在的代际流动性比美国更大，这意味着在美国这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你赚多少钱与你的起点比在中国联系得更紧密。

看到这些发现时，我的学生感到不安。他们本能地相信美国例外论，相信美国是个努力工作就能取得成功的地方。这种阶层跃升的信念是美国传统上针对不平等的解决方案。是的，他们的理由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比其他民主国家更严重。但在这里，不像欧洲那些更严格的、阶级界限分明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不那么重要，因为没有人会被归入个人出生时所在的那个阶层。

但一旦他们了解到美国比其他许多国家不平等程度更高而流动性更低，他们就会感到困扰和难以理解。一些人拒绝接受流动性数据所显示的信息，而更乐于引用他们自己的奋斗和成功经验。我有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保守派学生回应说，根据他的经验，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工作有多努力。“在我就读的高中，每个人都明白规则。”他说， “如果你在学校努力学习，表现出色，你就能进入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如果做不到，你就得去油田工作。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另一些人虽然在高中期间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他们承认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的支持另有来源。

我的一些学生认为，即使美国梦与事实不符，重要的是不要传播这些信息，最好的办法是保护人们的想法不被搅乱，这样他们就会继续相信，只要持续发挥他们的才能并努力工作，他们就有可能实现阶层跃升。这会把美国梦变成柏拉图所说的“高尚的谎言”，这种信念虽然不真实，但可以诱导公民接受某些不平等现象是正当的，从而维持公民之间的和谐。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这是个神话，上帝创造了灵魂中有不同金属的人，赋予了神圣的安排，其中由哲学家国王领导的卫士阶级统治着城邦。在我们这里，这也是个神话：在美国，尽管贫富差距很大，但即使是底层的人，只要努力就也能成功。

对美国人的阶层跃升前景，我的学生并不是唯一持错误看法的人。当研究人员询问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民众，从贫困变得富有的可能性有多大时，受访者普遍弄错了答案。然而，有趣的是，他们犯了相反的错误：美国人高估了美国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而欧洲人低估了欧洲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

看到什么与相信什么

这些结果揭示了我们理解社会安排和政治安排的重要方式。我们根据自己的希望和恐惧来认识世界。乍一看，人们似乎只是对其社会中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情况缺乏了解。但有趣且需要解释的是，这些误解有特定的形态。欧洲社会比美国更平等，社会阶层流动性更大；欧洲人对阶层跃升的可能性过于悲观，美国人则过于乐观。为什么会这样？

在上文提到的两种神话的情景下，对观念的信念和对事实想当然的确信都塑造了人们的认知。美国人对个人主动性的强烈依恋，以及他们愿意接受不平等，导致他们夸大了凭借努力工作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欧洲人对个人努力战胜一切的怀疑，以及他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较低，导致他们低估了向上攀升的可能性。

这种借助我们的理想和期望看待世界的倾向，揭示了优绩至上的承诺是如何让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感到沮丧，甚至感到被羞辱的。从表面上看，这很让人困惑：谁会反对打破壁垒、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改善教育机会的提议，从而让每个人而不仅仅是那些生来享有优势的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呢？难道阶层跃升的话语不会吸引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从教育机会、职业培训、儿童保育、家庭休假和自由派与进步派提供的其他政策中受益吗？

不，不一定。2016 年，随着全球化对普通工人的有害影响变得清晰，自由派精英们提出的阶层跃升话语传达了冷酷的暗示。即使面对不平等日益加剧，自由派精英也坚持认为我们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因此，无论是获得成功还是遭遇不幸，都是我们应得的。

这种看待不平等的方式助长了精英的傲慢，强化了一种信念， 即那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理应得到奖赏，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理应贫困度日。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直言不讳：“对我们社会的一大挑战是，真相是打破平衡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中， 不平等加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被对待的方式更接近他们应该被对待的方式。”

也许有人会为阶层跃升的话语辩护，认为这些言辞是把平等竞争的机会描述为值得追求的理想，而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现实。但是优绩至上原则总是会过度延伸。它开始是一种理想，随后就滑入对事情就是如此的主张。

尽管阶层跃升的话语鼓舞人心，指向了尚未兑现的承诺，但它总是会变成一种祝贺：“在美国，每个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向上跃升。”就像大多数强有力的言辞一样，这种表述把渴望与祝贺混为一体，把希望说成事实。

奥巴马的言论就是很好的例子。2012 年，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在这个国家，不管你长什么样、来自哪里，只要你肯努力学习，你的天赋能让你走多远，你就能走多远。只要你肯努力，你就能成功。”

奥巴马的听众不会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总统是在描述美国的实际运作方式，他们知道总统是在展现他希望实现的更平等、更具流动性的社会理想。奥巴马以祝贺的语气赞扬美国实现了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努力工作才是成功的关键，继承特权不是。

然而，随着他继续讲话，他从祝贺变成了渴望：“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美国总统，是因为教育给了我机会，我希望美国每个孩子都能有这样的机会。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既然有幸成为你们的总统，这就是我会继续奋斗的目标。”

这种从事实到希望，再从希望到事实的倾向，不是口误，也不是哲学上的混乱，而是政治修辞的特征。这在阶层跃升的话语中表现得特别尖锐，它把希望和事实混为一谈，混淆了输赢的意义。如果优绩至上是一种抱负，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总是可以归咎于制度；如果优绩至上是事实，那么那些达不到目标的人就应该责备自己。

最近几年，他们首先要为没能获得大学文凭而自责。精英的傲慢最令人难堪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凭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