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两年，我在东京蹦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IE别的（ID：biede_），作者：Kwan，编辑：madi，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东京，对于过去这一年在这里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有一束光永不熄灭——它是都市深处大大小小的停车场和便利店。

随着疫情的起起伏伏，东京都政府连续出台了数项政策：先是禁止酒吧，卡拉 OK，club 在内的“遊興施設”营业，后变为限制营业时间以及禁止酒类贩卖。在“緊急事態宣言”施行期间，无处可去又不想放弃夜晚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聚集在街头，拿着从附近便利店买来的罐装酒，靠坐在防护栏，花坛，马路牙子和地上，而这个地方可能离自己曾经的 “夜晚首选” 只有不到五百米。

新的夜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4 月以来，“路上飲み防止（路上饮酒防止）”成为东京都警察的又一个新任务，对于上述情况警察会进行劝阻和驱赶，不过由于警力不足和一些 “潜规则” 的原因而收效甚微。简单来说，除了 house party 以外，这些放弃不掉夜生活的人，只能上街了。

日本的音乐场景和东京夜晚的声色犬马是我当时选择来这个国家留学的原因之一，“你为什么来日本？” 是几乎每个在日留学生都会被问的定番问题吧，大学面试时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对日本的音乐很感兴趣，于是接下来的面试时间就在和这位教授讨论大贯妙子，YMO  中度过了。“这都是我以前的时候听的歌啊，在现在的中国很火吗？”

然而进入大学之后，我的夏天无处可去。

2019 年，一次性相机泡了水

而这两年，像 Fujirock 之类的大型音乐节也是一言难尽：2020 年，因为疫情被迫中止，取消了常驻日本以外的音乐人场次，在诸多限制下，8 月 20 号，Fujirock ‘21 还是来了。与往年相比这次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观众人数，主动退演的音乐人，混乱的防疫管理，即使主办方对外号称 “演出期间会场内无一例阳性”，在音乐节结束后仍有不少人反应自己检测出新冠阳性。拒演音乐人之一的折坂悠太在推特中写道：“即使没有出现一个感染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会改变在远处，在死角处的一个人的生活。”这样的说法也许符合日本人不爱麻烦别人的刻板印象吧，但结合此刻现状我只能感到一丝讽刺。看到这句话时我想到自己手上还有一张 New Order 的票， 原定 2020 年 3 月的演出已延期到 2022 年 1 月，而到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东京了。

折坂悠太推文：我将拒演这次的 Fujirock，直到最后才通知十分抱歉。

这样看来，似乎东京一切夜生活都应该停摆了吧，但实际上，即使在东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想玩的人还是有地方可去——没有针对一般民众的强制措施，伴随疫情左右摇摆的态度而出台的暧昧政策，再加上一些 “潜规则”，如果真的想要去 “享受人生”，口罩，疫苗，病毒，这些又能拦得住什么呢。疫情持续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当紧张和麻木都转化成了一种习以为常，我能感受到生活在东京的人们态度不断分裂，有多少种戴好口罩避免密切接触的理由，就有多少种带着侥幸夜晚出走的理由。

我觉得这种心态就像酒鬼，总觉得这一杯不会醉，下一杯应该也不会，在真正的失控到来之前，糟糕地用对边缘的试探来找到对自己的掌控感。不喝酒就不会醉的道理谁都明白，但失控也就这样一直在发生。

对于日本失控的疫情，我始终避免用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去解释这一切。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人总是倾向于把未知的未来看作是别人的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会轻视烟酒的危害，也许这种理论也可以适用于当下人们的麻木。没有强制的政策和有效率的管理，把选择交给人这样一个本性矛盾的生物面前，出现现在的情况似乎也是必然。

担心感染？侥幸心态会告诉你即使感染率高达 99%，你和你的朋友们仍有可能是剩下的最幸运 1%。就算感染了？你还年轻，后遗症扛扛也能过去，只需让政府照料几个月（如果还有资源可以分给你的话），未来还是可以期一期。但除了用侥幸洗脑或是信奉伪科学，我觉得似乎还有一些别的理由存在。

八月末，从朋友那得知，她工作的 club 最近在搞一个活动，距离我上一次去蹦已经过去小半年了，我也想去那找一些人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经过短暂不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先定了票，又预约了下一次 PCR 检测。

当天晚上，我和另一位朋友坐上电车冒雨出发，场地是山里的一个露营区，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舞池和吧台周围聚集着大概二十个人，还有几位在正对 DJ 台的野炊亭里瘫着。

喝下一杯之后，我打算先拿在舞池后面坐在亭子里休息醒酒的老哥们开开刀，观察一段时间后我选定了一个看起来最醉最孤单的老哥。他大概三十上下，一身登山套装还带着眼镜。

“不担心来参加这种活动可能会感染吗？”

“这么说吧，XXX 资格考试（没记住叫什么）你知道吧（不知道），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一哟，像我这么幸运的人应该不会有事的吧。”

在我思考这段话逻辑的时候他又补充道：“而且今天来玩的人都经过检测了，不会有问题的。”

他指的是入场时进行的临时唾液检测，花两千日元等待三分钟，阴性入场阳性回家。我前天刚做过一次 PCR，给工作人员看过阴性证明的我没有经过多少盘问就被放入场了。当天的检疫的严格程度就是这样。

我和他聊起过去一年东京的氛围，夜生活，还有自己心境的变化，他觉得除了营业时间，口罩和消毒之类的防疫措施之外其他并没有什么改变。其实，这与我在接下来对其他人的采访当中得到的回答几乎大同小异。

接着采访了几个人之后我打算赚回票价，还在舞池中打算慢慢进入状态的时候，突然旁边过来一人管我要烟，我看看自己的烟盒只剩一根，刚要掏出来给他的时候，也许他注意到了我的微小表情，摆了摆手说只要我现在抽着的这根就好。这时有朋友凑过来介绍这位叫 Tim，也是一名 DJ，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时长一根烟的交谈。Tim 自称有中国血统，曾在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

他对于疫情好像并没有太多的负面情绪，“现在这样就很棒，没有奇奇怪怪的游客，像现在来参加派对的只有 ‘真正的东京人’，氛围很好。”

看着舞池当中摇晃的十几个人，即使身在其中我也实在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好吧，那难道不想回到疫情之前吗？他稍微想了一下，说其实自己当然也希望一切如初，“毕竟要一直带着口罩太压抑了。”烟毕，我们就结束了这段充满尴尬和矛盾的对话。Tim 在天快亮的时候也上台放了歌，音乐和刚刚放亮的天色让我感觉不错，在放歌期间他也不间断地在向人们要烟。

在就要离开的时候朋友帮我抓住了她的老板——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经营着涩谷的一家 club。据他说，即使算上政府的补助金，疫情期间的营业收入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緊急事態宣言”施行的时期，出现经营困难的酒吧和 club 不在少数，一家我常去的店就曾在 4 月份打出网络众筹，好在目前仍在营业。而他也给出了当天唯一一份不一样的回答。

“有什么变了？一切都变了吧。”他继续解释道，经营方式，氛围，变的东西太多了，如果坚持每晚营业意味着下降的收入和很高的风险，而暂停营业虽然能得到政府一定数额的补助金，但如果别的店都在营业，客人就会慢慢地流失掉——老客人们没处可去，新人又要从哪知道这里呢，慢慢地也许就会被遗忘了吧。“还有各种防护措施啊，也许有些人觉得带个口罩或者在 DJ 台前挂上防止飞沫的塑料隔板这些都没什么，但我总觉得哪里奇怪吧，氛围很微妙。未来吗？肯定是会有好转的，就是一些形式可能也会有点变化吧。”

我开始回忆自己每次走进 club 的理由：音乐，人群，光线，酒精还是别的？把所有感官获得的信息转化成一种情绪用来解释这个问题，这是一种懒惰的想法，而疫情就是最好的反思时间。我曾经幻想过，在疫情期间也许会出现一些新的蹦迪形式，比如穿着经过改造的全套防护服不行吗，如果要具备可以喝酒的功能就参考一下宇航服；但除了在 SNS 上搞直播，只有一些使人更加尴尬的新规则，据在首尔生活的朋友说，她曾在 livehouse 静坐在椅子上看完整场演出，被允许的动作只有鼓掌，形如国内高中才艺表演。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了。

这样的设想没有实现，理由不会是动手能力和想象力的不足。派对动物们想要一切如旧，而目前除了说服自己和以身涉险，似乎再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告诉自己：你很好，这一切都没什么。也许在某一个平行宇宙，更可怕的传染病无法被消灭，新的替代形式正在出现。但在此时此刻的现实里，人们已经等待得够久了。

再后来，我和那位身在首尔的朋友聊到这个话题时她说到，即使疫情结束一切如初，她也可能不会带着和当初一样的心态享受夜晚了，至于原因她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在自己在未来那一天的想法，也许只有疫情全面结束之后走进 club 的那一刻才会知道答案，但那又是哪一天？在焦灼等待的时间里，人们带着各自的理由走进舞池又离开，病毒也许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回家路上，我想起出发之前我曾经把那天准备好的采访问题发给生活在上海的女朋友，在她的回答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最近情况有一点好转，很少人戴口罩。但是夜生活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令人兴奋了，我在生活其他方面缺失的东西也无法从夜生活中找回。或许只是我不再是那个 22 岁的年轻人了——和疫情没什么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迪倒是很想去

我在键盘上敲出这些字的时候，东京都内新增感染 19 例，是自去年 6 月 17 日以来第一次降至新增 20 人以下，我最近一次的 PCR 检测结果为阴性。国内依然坚守着零感染的政策，而被专家预言的 “东京第五波感染” 尚未到来。不管政策如何调整，是选择闭门不出还是拥抱夜晚，在我们二十岁的年纪里，除了学业工作，无论如何都能找到乐子的夜晚，又多了新冠病毒这个把我们隔开，又让我们想一想的集体记忆——到底什么变了？或许会一直存在于我们接下来的人生命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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