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提高债务上限，但它其实早就违约过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巴伦周刊（ID：barronschina），作者：梁沐，编辑：康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12月14日，在共和党几乎一致反对的情况下，美国参议院最终以50：49的投票，批准将政府债务上限提高2.5 万亿美元。这距离美国财长耶伦此前警告的12月15日最后期限仅剩一天。耶伦曾表示，12月15日之后，财政部将耗尽资金，无法再支付政府的开支。那将意味着美国政府债务史上首次违约。

12月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国会以简单多数票议案以提高债务上限，也就是在国会两院均保有微弱多数席位的民主党可以仅凭自己的投票就可以通过议案。而不必像大多数主要立法那样，必须达到60票的门槛。

这为美国政府债务上限的提高扫清了最后一个关键性障碍，结束了长达数月的政治僵局。

尽管近几个月来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必须要防止违约，但为了2022年中期选举中获得更多席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想成为主张美国应该大幅举债的那一方。共和党人一直指责拜登政府花钱太多，在债务限额问题上采取不妥协态度，在两党拉锯几个月后，最终不得不进行立法上的扭曲，即借助所谓“预算协调程序”由民主党单方面通过法案提高上限。

目前美国众议院也已经通过该法案。在拜登签署生效后，美国政府债务上限将从目前的28.9万亿美元提高到31.4万亿美元，并持续到2023年。

一、为什么美国债务危机会“绑架”全球经济

债务上限是联邦政府被授权通过美国短期国库券和储蓄债券借款以履行其财政义务的总金额上限。美国债务上限问题实际上并不是黑天鹅事件。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站的数据，自1960年以来，美国此前曾78次永久提高、暂停债务上限或修改其定义，49次在共和党执政时期，29次在民主党执政时。

2013年以来，美国国会不再直接调高债务上限，而是设置时限暂停债务上限生效，在此期间财政部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债。暂停到期后，新的债务上限为原先债务上限加新增债务额度。

最近一次发生在2019年8月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在国债规模当时达到22万亿美元的情况下，美国国会暂停了债务上限，为期两年。到今年8月1月暂停期终止时，美国债务已经超过了28.4万亿美元。此后财政部开始采取非常规措施提供临时性融资。

10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签署了将债务上限提高4800亿美元的法案，将短期债务上限提高至28.9万亿美元。这可以让财政部在 12 月 15 日之前为政府运作提供资金。

美国国债通常被认为是流动性最佳、最安全的资产之一。美债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支柱。美国违约会增加该国的借贷费用，但更大的代价是可能会威胁美元作为卓越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债违约不仅仅会对美国，也会对整个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产生影响，可能导致世界资本市场的信任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巴伦周刊》认为，如果美国未能在到期时偿还债务这一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发生，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比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倒闭还要糟糕。此前2011年，标准普尔就在美债违约可能发生的阴影下，降低了美国政府债务的评级，当时华盛顿两党的政治家们对国家的信用不屑一顾。

惠誉评级也表示，未能提高债务上限可能会危及其对美债的最高评级AAA。债务违约还可能危及美元在全球金融和贸易中的卓越作用。

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 （Mark Zandi）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美债违约是前所未有的，国际投资者“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债会按时支付，他们默认会按时得到利息，“这是整个世界的基准，如果他们无法按时得到利息，即使是短时间的延迟，这种信心也会动摇。”赞迪称，这意味着他们将要求更高的利率来补偿这种风险，这对整个金融体系来说是灾难性的。

赞迪称，如果美债违约真的发生，那么股票价格和抵押贷款利率会上升，企业将很难筹集到他们需要的现金以资助日常运营，最终经济将受到动摇。“如果（违约）情况持续六周，我们将失去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将回到接近两位数的水平，全国财富将会缩水大约15万亿美元的，相当于整个美股三分之一的价值。”

长江证券12月发布的研报称，过去十年间美国政府曾五次接近X-Date（违约日），但从未真正违约过，结合过去五轮债务上限的调整来复盘过去美国解决债务上限的方法及债务上限问题对资产表现的影响，发现：

• 方法上：提高债务上限往往与调整财政支出相联系，两党将债务上限作为谈判筹码来争取支出；

• 资产表现上：越接近X-Date，市场恐慌情绪越强，短端利率及黄金调整幅度越大。

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统计，截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已超过21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约29%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如果违约，将大幅推高国债收益率，引发资本市场重新定价和金融动荡。

二、其实并非史无前例

值得注意的是，《巴伦周刊》在10月6日的报道中写道，美债如果在今年发生违约，那也并不是“前所未有”的。

在1979年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中，美国财政部冻结了一部分国债投资者1.22亿美元的资金。这虽然是一次很小规模的违约，但美债未能按时将资金交给持有人。虽然最终所有人都得到了附有利息的偿还，但有些人等了10多天才收到支票。

这次违约虽然规模很小，但哪怕是短暂的不付款也会产生后果。1979年5月9 日，《华尔街日报》的长期市场记者爱德华·P·福尔代西 (Edward P. Foldessy) 披露了这一故事，他写道：“延误导致（投资者）向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提出了大量投诉。”福尔代西指出，这“尤其令人尴尬”，因为美国国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和最具流动性的投资。”

在那一次风波中，受害者大多是小投资者，他们通过实际的纸质支票获得收益——而大型金融机构使用电汇——但（小投资者的）支票根本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对于投资者每10,000美元的投资额，”《纽约时报》计算出，“按当前利率计算，11天的潜在收入损失约为30美元。”

钱不多，但导致了一位名为克莱尔·G·巴顿 （Claire G. Barton）的投资者由她的律师丈夫西德尼（这对退休夫妇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恩西诺圣莫尼卡山脚下）作为代理，在联邦法院对美国提起了集体诉讼。

《华尔街日报》在当年5月29日写道，该诉讼声称延迟付款“构成了政府的不当得利”，“以原告的成本、损失和费用为代价”。它在支付利息的基础上寻求损害赔偿。

这场小型投资者的反抗引起了华盛顿政府的注意，众议员理查德·格法特 （Richard Gephardt）发起了一项决议，以补偿所有迟付款的受害者，集体诉讼被驳回。

虽然原告得到了安抚，但Terry L. Zivney和Richard D. Marcus在他们1989年的论文中写道，“违约显然警告投资者，国债问题并非完全没有风险”。他们认为，这种信心的丧失“导致国库券利率上升了60个基点”，而且这是永久性的。

格法特发起的提议是取消债务上限投票，这被认为是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因为投票毕竟只是允许政府为现有债务提供资金；它不授权新的支出。

经济学家艾伦·S·布林德 （Alan S. Blinder）今年8月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他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当国会通过预算时，它应被视为已批准该预算中暗示的任何借款。”这就是所谓“格法特规则（Gephardt Rule）”，这一规则消除了通过投票来提高上限的必要性，使得美债问题“和平”了16年。随后，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出现了。

金里奇在1995年暂停了这项规定，“提高债务上限成为了共和党人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之间预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布林德写道。当时他是美联储副主席，现在他支持格法特规则的回归。

最近的真实的例子是，2011年，共和党人再次将美债上限用作棍棒（政治斗争的武器），“违约的威胁似乎足够真实，以至于股市暴跌，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标准普尔降低了美国政府债务的评级，”布林德写道。

然后，又是10年过去，美国发现自己再一次处于类似的关头，面临着“并非史无前例”的美债违约前景。民主、共和两党的博弈并未结束，只不过在这次上限提高后，再次开战的时间被推到了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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