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时代城市大脑助力智慧城市的全面发展与建设

 在全国抵御新冠疫情获得重大成果之际，新基建发展得热火朝天，获得了各领域，尤其是产品及服务提供商的激烈讨论和积极参与。那么，在新基建之后是什么呢？自然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智慧城市。回首过往几年，“智慧城市”方兴未艾，“城市大脑”又异军突起，大有引导智慧城市建设潮流的趋势。但是，琳琅满目的“城市大脑”之间、各种“城市大脑”与现有的智慧城市系统之间的协同依然存在许多的问题：系统割裂、数据鸿沟、建设和运维资金短缺、市场的激烈竞争、良莠不齐的解决方案等都牵制着行业的发展。本文从“脑体协调”、“标准统筹”和“产能输出”等多个层面讨论了借力新基建构建“城市大脑”，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层面的若干思考，供政府决策部门和有关研究机构、市场主体参考。

1、以“大脑”引导“肌体”，全局统筹发展

 过往的智慧城市建设，通常是按照业务领域的不同，分别由不同部门领头推进，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城管等。这就出现了“九龙治水”的现象。很多人的观念是“我的事你少管”、“你的事我也不想掺和”，相互不搭理。在智慧城市的发展初期，我国的城市化程度较低，城市面积和人口规模没现在这么大，普通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情也没现在那么迫切，社会治理任务也没现在这么沉重。因此 ，对城市进行简单的条块化管理就基本上能满足大家的需求，这种系统隔离的现象并没有太大的不妥。

 但在强调社会协同治理、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九龙治水”就成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会严重降低社会或城市治理的效率，也为我们当下建设以“城市大脑”为标志的新型智慧城市带来了许多的不便。比如说，为了支撑“城市大脑”做出科学的决策，我们不得不从诸多割裂的系统里采集海量的数据，拼凑出有用的信息，还要迅速地完成大规模分析、做出尽可能优化的决策、然后再反馈回多个系统，力争实现多系统、多部门的协同处置，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说，我们务必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为了在新时期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有必要把新基建和“城市大脑”理念提升到全局高度，统筹协调设计，统一架构体系，统一天地网络，夯实新基建，在覆盖广度和深度、互联互通层面做到位，真正的展现出“基建”的价值和意义，具备承载上层复杂应用和海量数据的能力；然后，重新考虑“大脑”和城市众多“肌体”之间的关系，优化好“大脑”与“肌体”的结构和功能，从城市全域各系统的前端数据采集、到城市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城市综合性指挥中心、再到全域基层执行单元等各层面做好统筹协调，为实现“大脑”和“肌体”之间快速的互联互通、高效的协调联动，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打下牢靠的基础。

2、用“标准”引导“行动”，保障互联互通

 一个国家之所以要推行官方语言、世界多国之所以都倡导学习英语，其目的便是要实现不同语系的人群之间的沟通交流。同样的，发展新基建，构建新型智慧城市，推动社会不同治理版块之间实现“五跨”式协同，务必有统一“语言”，便是标准。

 现如今，先行城市在深入开展新基建和“城市大脑”建设时，都面临着从原先相对割裂的多个系统中整合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巨大挑战。在未来，如果不同供应商、不同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不同城市的“大脑”之间还无法构建起统一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将继续面临着低效率的折磨。

 所以说，在新基建高歌猛进、“城市大脑”方兴未艾之际，国家有必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在原本的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新基建和以“城市大脑”为标志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标准和评价标准的统筹工作，尤其是为新基建和“城市大脑”的建设工作做好规范和指引。各个城市的主政者也有必要督促各自的方案供应商以协同、合作的心态，从应用层面做好标准和规范的落地工作。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新的数字鸿沟和信息孤岛也许还在持续出现。从当前琳琅满目的“城市大脑”概念——如阿里的“ET城市大脑”、腾讯的“城市超级大脑”、科大讯飞的“城市超脑”和“数字孪生城市”、华为的“城市神经网络”、海信的“城市云脑”等等这些——来看，企业的差异化意识和标新立异的能力都很强，但协同意识与合作典范罕见，有可能会出现新的沟通壁垒。这表明企业的胸怀好像还不够宽广，有必要进一步放开，不要怕别人搭便车、蹭亮度。只要分寸把控得当，最终的赢家通常是最具胸怀、最有格局的人。借用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就美国制裁华为事件答记者问时评价华为的一句话，那便是：心胸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

3、以“智慧”提升“决策”，惠及百姓民生

 发展新基建、构建智慧城市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城市的高效化运营，不断地满足广大群众日益突出的美好生活的需求。这句话听起来很虚，仔细分析又很实。比如，我们出行的时候，总希望耗在路上的时间短点、短点、再短点，近乎没有底限；面临不断流失的岁月和健康，我们又希望自己活得长点、长点、再长点，好像永远也无法满足。

 这“一短”、“一长”说说很简单，但实现起来却是十分困难，最终都需要高效化的交通、医疗甚至于农业、制造、教育和文化等各多方面、全方位的高效化协同支撑。实现“高效化”的基础，也就是着眼于全局，兼顾个需，智慧决策。毫无疑问，这其中需要强大的人工智能做支撑。因为对全域数据的进行充分整合、对全局数据进行快速的科学的分析、对全局系统开展科学的优化、对全局资源进行流畅高效化的调度，已经远远地超出人脑的处理极限，需要借助于“外脑”才行。

 问题是，许多所谓的“城市大脑”解决方案在“智慧”层面做的还不够好，有的甚至于还滞留在局部连接（卖硬件）、堆砌数据（卖云服务）的“基建”水平上。这样的方案及其厂商的未来恐怕不容乐观。许多城市的“大脑”项目，也只不过是更换了盖头的“老姑娘”，其意义仅仅只是滞留在了“参与”层面上，其服务民生的的能力着实令人担心。衡量一个城市“智商水平”的，是其决策的科学性、及时性和前瞻性。建议不论是负责“造脑”的供应商，还是打算“用脑”的城市，都应该在“脑体协调”、“标准统筹”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提升“城市大脑”的智商水平。

4、以“多元”推动“发展”，破解投入难题

 新基建和智慧城市的覆盖范围很广，对关联产业的带动价值极大，已成为世界各地关注的重点。有关数据显示，现如今全球约有一千多个城市开启了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仅我国便有五百多个，从数量上雄踞首位。全国100%的副省级城市、89%的地级以上城市、49%的县级城市已经开启了智慧城市建设。另一方面，智慧城市的投资也是非常巨大。据测算，我国上述城市累计投资计划超过了3万亿元，累计建设投入已达到6000亿元。智慧城市投资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非常高，甚至于超出了许多城市的承受力。这反过来又会限制智慧城市的发展。

 为了解决新基建和智慧城市建设资金制约的现象，在维持国家网络空间总体安全的前提下，有必要采取“财政投资为引导，多元化社会资本共参与”的资金筹资机制和实体运行机制，探究生成政府、企业和民众共筹、共建、共享的利益模式，推动新基建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取得快速进展。多元化社会资本的广泛性参与，除了有益于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之外，在智慧城市系统的功能优化、效率提升和质量改善等方面，也将形成市场化的、良性的进化机制，对我国中长期社会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具备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5、以“输出”扩展“空间”，共享数字化未来

 我们国内智慧城市市场说大很大，仅陆地面积便有960多万平方公里，有近14亿人口；说小也很小，有套靠谱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也就足够了，因为信息化、标准化的系统比较容易复制。问题是，咱们国家目前已经涌现出那么多优秀的厂商、累积了那么多优秀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拥有了那么充沛的智慧城市建设和运维能力，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走出去。国家已经为我国企业和我国产能走向世界构建好了极大的舞台，铺平了宽阔的道路。这就是“一带一路”国际倡议。有关数据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据调查统计，到现在为止，我国已与16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截至去年底，我们与8个国家建立了贸易畅通工作组。除此之外，还与40个国家建立了投资合作工作组，跟这些国家大多都有双边合作机制。从2013到2018这五年，我国新签对外承包工程总额超过了5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也已超过了800亿美元。

 其中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如果我们调整一下思路，把其中一部分资金投资于这些国家的新基建和智慧城市领域将会如何？这代表着我们将会有机会深层次参与成百上千个国际城市的日常运营。那么，其价值又会怎样呢？大家可想而知，尤其是其中日渐丰富的大数据，以及不断壮大的信息系统对当地群众形成的覆盖能力和服务能力。倘若用两个字来概括，便是“依赖”。这里边不仅有当地群众对系统的依赖，也有当地政府部门对数据的依赖，更有各个国家对中国所倡议建设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依赖。其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的企业做了一些项目，赚了一点钱，更在于巩固、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加强了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突出的战略性价值。

 现如今，这方面已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会看到中国数字经济走向世界，用中国的数字能力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共享数字未来做出重要贡献。这其中必然也会包括新基建、智慧城市和“城市大脑”。换句话讲，新基建、智慧城市和“城市大脑”产业的未来不仅仅在中国，更在全世界。前景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