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国家重点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作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互为补充，更侧重引领和带动行业技术进步。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如果用得好，人才、资源能力配得上，将助力企业奔向‘星辰大海’。”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若鹏用诗意的表达，阐释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美好前景和责任担当。

　　出“硬招” 鼓励企业支持基础研究

　　“2021年需要制造的超材料量将超过企业过去11年的总和，今年还要实现第三代超材料规模量产，第四代超材料也在紧张研制中。”刘若鹏说，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超材料电磁调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撑。

　　2010年1月6日，以中铁隧道局集团为依托的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建设。

　　“现在，在‘上山、入地、下海’的超长隧道、超大断面隧道、高水压隧道的建设方面，我国更有底气。”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洪开荣同样认为，这与盾构实验室的建设密切相关，“我们联合相关单位开展系统性研究，实现了国产盾构/TBM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跨越。”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在运行中，也遭遇过“成长的烦恼”。

　　洪开荣坦言，企业重点实验室所依托的企业，大都希望研究成果立马见效，形成效益和利润，因此，大多数投入给了应用技术研究，应用基础理论与共性关键技术方面研究投入明显不够。这并不利于实验室长远发展。

　　投入不足是多数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共性问题。

　　“中铁隧道局集团对实验室运行高度重视，除每年投入固定资产的折旧费近700万元外，近5年来仅投入科研经费就达5100万元。”但洪开荣算了一笔账：每年光实验室50多人的工资性支出就要上千万元，为此大家要投入大量精力申报国家级、省部级项目与课题。近5年来，实验室获得国家级项目经费约2170万元。虽然这一数字已是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翘楚”，实验室还是必须走向社会，争取一些横向经费。

　　洪开荣建议，国家出台针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经费支持政策，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支持实验室重视应用基础理论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同时将国有企业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投入经费纳入考核指标。

　　试点推广“贝尔实验室”群创新模式

　　过去一年，刘若鹏对深圳5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调研，获得了这样一组数据：通过核心底层专利布局，累计获得国内外授权专利达到2000余件，占据各领域领先地位；发表论文276篇，在包括《自然》在内的国际顶尖期刊发表论文9篇；制定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近2000项，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我们这个领域一直有这么一句话，你的科学研究走得越深入，技术突破后带来的影响力和产业变革才能越大。要想大树长得高，必须得根扎得实。”刘若鹏说，一棵创新的参天大树，一定有一颗在地下生长出同样深度根茎网络的基础研究的种子，所以底层科学研究对整个科技创新企业的重大突破至关重要，也是决定性的。“这些基础研究和产品技术不一样，需要人才、科研设施投入、长时间的积累。”

　　刘若鹏建议，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增强国家在前沿技术领域的人才梯队力量。

　　但他表示，目前工程学位授予权主要在学校，而学校的特长并不在于工程化研究，建议依托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行先试授予其工程硕士、博士培养权利。

　　刘若鹏同时特别提到，依托华为、中兴、光启、华大基因和中广核5家企业，深圳建设了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目标已不仅是产业发展。他建议，支持深圳先行示范区改革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总结推广“贝尔实验室”群的创新模式，挑战世界科技前沿课题。美国贝尔实验室是一个以企业为依托、从事重大基础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因为众多的科学成就广为人知。

　　刘若鹏建议，按照“贝尔实验室”模式，不预设研究项目，让深圳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其产业实体，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根据自身研发框架和技术路线图，自行设立涉及其领域跨代发展的底层科学研究课题，由科学家决定科学研究的方向。事后政府再专门组织年度综合评估并总结其科技成果，给予实验室及其产业实体补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