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左右了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对就业地区的选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公钦正（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瑞（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原文标题：《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的影响因素研究》，头图来源：IC photo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就学地工作是博士生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主体功能和派生功能的主要方式。在社会资本与社会认同的理论视角下，选取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进行质性研究后发现，从“自我”到“他者”的人的因素和从“自然”到“社会”的环境因素是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的两大决定因素。

附着于个体身上的个人特质和体现于不同地理区位的自然环境是“个人”和“自然”的基本要义，而围绕博士研究生个体形成的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社会环境是“社会”的关键内容，“个人-社会-自然”三者联动，对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产生综合性影响。

一、背景与问题

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为国家教育系统的最高层次和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博士生教育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创新驱动力有效提升的关键保障，是满足地方对高层次人才及尖端科技需求的重要支撑，必须将博士生教育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倡议，建设区域性博士生教育高地，塑造地区发展新格局。

博士生教育在区域中发挥本体功能和派生功能，本体功能是指教育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作用，派生功能则是对本体功能的延展，即通过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来发挥博士生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作用，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因此，考察区域博士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的核心在于分析把握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博士生教育对本地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作用，具体又可以从博士生教育的“起点”和“结果”，即“招收本土生源状况”和“毕业生留在本土工作状况”两个方面切入^[1]。学界对此展开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博士毕业生就业状况的整体性描述及特征归纳。一些学者基于我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高校每年公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或自行收集的数据，对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整体性描述，并在地域选择上归纳出“属地效应”“溢出效应”“东部聚集”“区域集中”等特征^[2][3][4][5]。

第二，对博士生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的研究。有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和测量发现，博士研究生的区域功能强度比硕士研究生更大，应当以省域为单位，使省内研究生教育与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6][7][8]。

第三，对研究生就业问题的理论分析。还有学者运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认同等相关理论对研究生就业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并区分了人力资本、个人社会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在研究生就业中的作用^[9][10][11]。

博士毕业生如何选择就业地区，这是一个个体差异性、主观性很强的问题，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情感是基于数据得出的宏大叙事所难以洞察的，尽管已有研究做出了扎实有益的探索，但仍有未尽之意。

本研究试图从区域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高度出发，以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为指导，以博士生教育的“结果”为切入点，通过理论与现实、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对话，尝试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时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解性描述与解释。

二、研究视角和方法

1. 理论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恰切的理论视角。

一方面，分析博士生的个人社会资本，将有助于我们系统完整地梳理和聚焦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员构成及其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与网络成员之间的强弱关系及所构成的群体类型、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类型等因素在个体选择就业地区时的影响；

另一方面，分析博士研究生建立起的社会认同，将有助于我们从个体角度出发，准确把握和描述博士生因对特定社会群体持有的不同态度而对不同就业地区的接受与排斥。

2. 研究对象

相较于定量研究，质性研究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剖析和“理解性解释”，从而实现标准工作程序与浓厚个人体悟之间的“形神兼备”“道器交融”，发现事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博士生教育可以按照学科类别区分为人文社科类和理工科类，人文社科类博士生教育与理工科类博士生教育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区别，本研究不考虑科类结构这一变量，仅以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

在中国人民大学中确定研究对象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研究生院的22所大学之一，研究生年均招生规模长期超过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主要教育层次；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鲜明办学特色，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被誉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在中国人民大学中确定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适切性。

本研究按照“目的性抽样”原则，首先在一定范围内开展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的情况确定8名能够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文社科类博士生作为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其中，男性3人、女性5人；涵盖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等4个学科门类；一年级博士生有4人，二年级、三年级博士生各有2人；生源地包括南方的湖南、贵州及北方的河南、山东、吉林，均为非北京省份；有4人在接受访谈时的婚恋状况为单身，另外4人已婚或在恋爱中。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面对面的结构式、半结构式、开放式深度访谈，并对所有受访者进行面谈、微信或电话回访，访谈时间分别为2020年11~12月和2021年4~5月，每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为30~60分钟。

其中，结构式访谈的两个维度是个人基本信息和职业规划信息，具体包括受访者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受访者毕业后的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地域规划；半结构式访谈的两个维度是社会资本和社会认同对就业地区选择意愿的影响，具体包括受访者对生源地、就学地或其他城市的认识和态度，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源分布情况；开放式访谈则主要由受访者结合个人感受、见解和经历，回答“就业地区选择的影响因素”这一核心问题。

笔者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力图以“局外人”的身份，暂时悬置自己的前设和价值判断，在仔细阅读原始资料的过程中寻找和赋予概念与意义，从语词、语义、语境、主题等视角出发将原始资料打散后再组合，完成打散登录与编码工作；按照编码系统将相近的资料与相异的资料区别开来，找到资料之间的联系，完成归类工作；重复以上编码、分类步骤，整合提炼结果，形成结构性、解释性框架，并返回研究对象求证；最后根据研究结构构建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模型图。

三、从“自我”到“他者”：人的因素对就业地区选择的影响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

“人的因素”在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时产生重要影响，这不仅体现为作为“个体行动者”的博士生会结合个人能力和以婚恋状况为主的个人基本情况进行“理性算计”，而且导师和师门、父母和亲戚、同学和朋友等“重要他人”也会直接左右他们的选择。

1. “个体行动者”的“理性算计”

(1) 个人能力。

“能力”和“意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的过程，亦是理性行动者平衡个体能力和自我意愿的“理性算计”过程。

一方面，能力作用于意愿，个体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其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小，对自身学术能力的考量和判断将直接影响博士生选择就业地区的倾向和意愿。

例如，博士生P01和P05分别基于对各自能力的判断，在考虑自己毕业之后“去”或“留”的问题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心态：

“我能去哪个地方工作，首先肯定考虑我本人的能力，从我对自己未来三年的预期来看，我觉得自己可能不够优秀，留在北京可能比较难。（P01）”“我一直都想去广东，如果读了博士，我应该有能力在广东那边找到教职立足。（P05）”

另一方面，意愿反作用于能力，博士生对就业地区的选择并非“一厢情愿”的空想，而是以个人能力为基础、能力与意愿交织缠绕的复杂过程，当个体希望留在竞争力较强的城市而自身能力无法满足时，就会产生进一步提升能力以实现意愿的动力。比如，一位非常希望在北京就业的博士生P02就提到：

“如果最后留在北京找教职需要有博后经历的话，我应该还是会继续读一个博后的。”

(2) 婚恋状况。

在预调研和正式访谈中发现，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因素在本研究中集中体现为婚恋状况对博士生的影响。

这是因为博士研究生已经到了传统上“谈婚论嫁”的年龄，通常情况下，他们将与配偶在就业地区长期生活，因此，个体婚恋状况也将对博士生选择就业地区产生直接影响。

首先，感情基础决定了婚恋关系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体选择就业地点。

例如，一位正处于“异地恋”中的博士生（P04，女）对双方的感情基础并不自信，“感情虽然是有，但是三年来一直分分合合”，所以在考虑就业地点的时候，她说：“如果我在北京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不会为了他去长沙工作而放弃在北京的职业。”

其次，当双方出现分歧时，“强弱势关系”（这里的强弱势关系，特指在就业及未来生活地区的选择问题上，婚恋关系的一方是否会迁就另一方，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迁就的力量对比）而非性别更能影响个体对就业地区的选择结果。

例如，一位女性博士生（P02）认为自己在婚恋关系中更“强势一点”，所以“他(配偶)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将就我，以后我如果留在北京工作，可能他会来北京这边干些什么，如果我去沿海，他可能也会去沿海”。

最后，双方确定工作地点的次序也将影响个体的选择。

通常婚恋关系的一方首先确定了工作地点后，另一方的就业地区选择范围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缩小，正如一位在热恋中的博士生（P03，女）所言：“如果我先定下来在北京工作，我当然是希望他(配偶)也要留在北京，如果他不留在北京，那说明他不够爱我。”

可见，非单身的博士生在选择就业地区时，必然存在对“情感”和“事业”、婚恋双方的感情牢固程度及“强弱势关系”的衡量和算计。

2. “博士研究生”的“重要他人”

(1) 导师和师门。

我国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的培养主要采取“一对一”的单一导师制，或实施1位主导师和1~2位导师共同负责的多导师制^[13]。

导师和师门对博士生就业地区选择产生的影响，表现为以导师所在城市为“圆心”、以同门师兄师姐就业地点为“半径”形成的地理环绕和聚集，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导师和师门是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的重要个人社会资本，也是个体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自致型社会资本，导师的社会影响力和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强度是影响博士生选择就业地区的两个关键因素。

首先，导师的社会影响力与其学术职称、行政职务、社会头衔等“标签”有关，导师影响力越大，越有能力为博士生提供工具性信息和实质性帮助，毕业生的就业地点也就越有可能围绕导师的资源而分布；相反，如果导师缺乏足够的学术及社会影响力，则只能为博士生提供情感性信息。

一位经济学博士生（P08）在观察了同门师兄师姐的就业选择后总结道：“如果老师是大牛的话，老师在哪个城市，（学生就业）就应该在哪个城市，我们师门已经就业的师兄师姐们大多数都留在了北京。”

其次，当博士生的就业目标定位为学术性工作时，导师和博士毕业生之间就会构成同质性群体，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强关系在同质性群体中能够触及和动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因此，导师不仅是博士生找教职的信息提供者，而且是学生学术能力和整体素质的有力证明；相反，如果博士生并没有寻找教职的打算，则师生之间在行业选择上将属于异质性群体，强关系在其中也就较少发挥作用。

例如，一位希望找一份教职的博士生（P03，教育心理学方向）说：“我的博导在我们领域已经很大牛了，我找教职时，他可能有更多第一手的信息和机会，他的一些推荐肯定也是很有分量的。”

另一方面，博士生在就学过程中通过对“土博士”和“海归博士”以及对不同学术流派的积极区分，建立起对导师和师门的社会认同，这将促使个体在就业地区选择上产生聚集效应。

首先，对于从国内高校取得博士学位的“土博士”来说，导师和师门让他们在谋求教职时拥有“海归博士”所不具备的、人无我有的比较优势，导师和师门的地理分布也将有意无意地为他们规划就业地域限定范围。

这一特点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其独特的历史、雄厚的学术底蕴、一流的教学科研成果，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高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端人才培养的“工作母机”）的博士生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毕业之后还是留在老师待的城市会比较好，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起码得靠师门的力量站住脚，像我们这个专业，海归博士还没有我们吃香呢！”（P07）

其次，人文社科类专业在理论观点上存在学术流派的传承，强调“师承”的概念和作用，不同师门和学术派别之间也会有学术观点上的交锋，出于扩大影响力的目的，同一学术派系的成员更倾向于在地理范畴上形成聚集。

这一特点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是新中国诞生后创立的第一所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被誉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和“法学家的摇篮”，成为引领法学教育的重镇、凝聚国内优秀法律人才的平台和沟通中外法学交流的窗口）的博士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法学界在北京存在中国政法大学、北大、人大三个学术流派。我的博导现在接了他老师的班，所以他就认为他的博士如果留北京的高校当教师，可以把人大这一派的影响力增加一些。（P04）”

可见，无论是导师之于学生，还是学生之于导师，师门的成员都将是博士研究生在选择就业地区时的“重要他人”。

(2) 父母和亲戚。

由父母和亲戚等成员组成的家庭能够为个体在就业时提供自致型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的运用程度随着个体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减弱，因此，博士生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所能提供的支撑和帮助相对较少。原因在于：

一是父母和亲戚的社会资本嵌入在博士生生源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而博士生就业地区的选择范围要远远大于其生源地，特别是当生源地和就学地不一致时，家庭社会资本将很难在就学地直接发挥作用；

二是个体接受教育的过程也是人力资本与自致型社会资本不断积累提高的过程，对于绝大多数博士生来说，家庭在他们寻找教职、确定就业地区的过程中，仅能提供一些情感性影响或物质性帮助。

例如，一位博士生（P04）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在北京的高校当老师，肯定要凭你自己的实力，毕竟家里的关系都在河南……我觉得现在的平台已经是他们（父母）所不能触及的了，家里能提供的帮助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但是，“帮助少”不等于“影响小”。家庭不仅是左右个体选择就业地区的重要因素，而且在博士生考虑是否返回生源地就业时存在明显张力。

一方面，由于博士研究生的入学门槛较高，父母、亲戚等家庭成员自然会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产生较高的期待，表现在就业地区的选择上即认为他们应当在一线城市或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就业，而不是在接受了长期高等教育后，返回生源地从事他们的职业、重复他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士生的就业地区俨然成为个人发展潜力的重要表征。

例如，一位博士生（P06，山东）说：“他们（父母）就觉得北京是首都，如果能在北京工作的话，他们觉得很有面子。”另一位博士生（P04，河南）也在访谈中提到：“我好不容易从河南考出来读了博士，现在让我再回到河南就业，那我父母他们就觉得有点不划算。”

另一方面，博士研究生的父母普遍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90后的博士生群体又大都是“独生子女”，照顾父母的责任自然落在了他们的肩上，同时，家庭也是人生最温馨、最重要的港湾，是选择在生源地过着安稳平静、“有人情味”的生活，还是留在竞争激烈、“适者生存”的大城市继续打拼？这使他们陷入权衡、纠结和徘徊中。

一位受访者（P03，女）谈道：“因为我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如果我隔得远的话真的是照顾不到父母，我也希望父母离我近一点，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大城市，这种与亲人在一起的人情上的温暖是很难感受到的。”另一位受访者（P06，男）也说：“他们（父母）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会给我带来非常大的、最关键的影响，如果考虑照顾父母的话，我就想回山东就业了。”

可见，对于生源地并非就学地的博士生而言，家庭社会资本在其就业时发挥的作用甚微，而照顾家庭的责任与义务和来自家人的期待与情感，成为影响博士生选择就业地区的重要因素。

(3) 同学和朋友。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相比获得成就、名望、地位和晋升机会等“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而言，个体对以友谊及其隶属关系为代表的“社交需求”的获取更为基础和迫切。朋友是博士生所拥有的个人自致型社会资本，由于他们大多是由不同教育阶段的同学发展而来的同龄人，各自的社会资源较少、工具性价值不强。

因此，朋友和同学的社会资本在博士生求职过程中很难为其提供工具性帮助，但朋友之间的沟通交流和情感慰藉恰恰满足了个人的社交和表达需求，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城市是否有亲密朋友也将影响博士生的就业地区选择。

例如，一位博士生（P01，33岁）曾经在生源地有过长时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她在谈到自己回生源地就业的动机时说：“（选择就业地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我的知心朋友，比如说我可能会很愿意选择郑州和开封，因为那里都有我关系特别好的亲密朋友。”

相反，由于另一位博士生（P03，27岁）很少有朋友回到生源地就业，所以她也在朋辈的影响下产生了留在大城市的念头：“我很明显地感受到假期在家约同学出来见面很难，因为他们很多毕业之后都留在了大城市或学习生活的城市，所以我也想毕业后留在北京。”

此外，对那些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同伴们在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上的认同或排斥，促使博士生个体积极区分内外群体以完成社会认同的建构，并通过给予内群体成员更积极评价的策略来提高自尊，为个人选择赋予更大的价值意义。

例如，博士生（P04）将自己在京就业的研究生同学和朋友归类为内群体，将在家工作的高中同学归类为外群体。

一方面，她对研究生阶段的朋友圈表现出明显的内群体偏好：“我来读研究生后，发现同学朋友们都好积极上进、有目标追求，（所以）就觉得我要变成他们，要融入他们，要毕业之后留在这。”

另一方面，她又对高中阶段的朋友圈表现出外群体偏见：“在老家工作的同学的生活太索然无味了，每次聊天就会聊起她的婆婆、老公、家长里短，如果我回地方上去工作，身边的朋友又都沉浸在家长里短中的话，我就会自我催眠，变得不思进取，开始堕落沉沦。”

因此，在将不同教育层次和就业地区的朋友按照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的维度进行类化、比较和积极区分之后，这位博士生与在京就业的研究生同学和朋友建立起社会认同，并进而产生了留在北京就业的强烈意愿。

可见，作为个人社会资本的朋友和同学尽管很难为博士生提供工具性影响和实质性帮助，但是能够给予其充足的情感性信息以满足博士生的社交需求；且博士生个体对同龄人的内外群体划分和社会认同建立，也将使他们在就业地区上产生聚居效应。

四、从“自然”到“社会”：环境因素对就业地区选择的影响

从最广泛意义上界定不同地区的环境，则环境不仅指由水土、地域、气候等自然事物所形成的自然环境，还包括与之相对的社会环境，即随着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演进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正式规则、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以及非正式的认知模式、文化惯习和社会阶层。

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同样会对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 自然环境

博士研究生未来在哪里就业，也将在哪里定居并长期生活，因此，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否宜居将是他们在选择就业地区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否宜居”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命题，不同的人对“是否宜居”有着不同的定义。

比如南方人不能适应北方地区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空气质量差的自然环境，北方人不能接受南方地区夏季湿热多雨、冬季不集中供暖的条件，甚至南方人对南方地区环境、北方人对北方地区环境也会有所不满，这都将直接影响博士生对就业城市的选择。

例如，同样是北方人，来自东北地区的博士生（P08）表示不能接受南方的自然环境：“我觉得南方太潮湿了，如果赶上梅雨季节，每天看不见太阳，拖地洗衣后一整天也不干，我会很难受。”而来自山东的博士生（P06）则认为南方自然环境非常宜居：“深圳的城建绿化非常好，我本身有鼻炎，呼吸系统也不是很好，所以我感觉在那边生活会比较舒服。”

此外，家乡是贵州的博士生（P05）却并不喜欢那里的气候环境：“贵州冬天特别冷，北京的冬天又太干燥了，我更喜欢广州湿热一点的气候。”

2. 社会环境

(1) 发展平台与工资待遇。

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毕业生发生迁移行为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分别是预期工资收入和未来职业发展空间^[14]。博士生培养是基于专深知识开展的教育，博士研究生长期沉浸在某一学科氛围之中，在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同时，就业口径也在不断窄化、专业属性趋于凸显。

因此，相比工资待遇和预期收入而言，博士研究生在选择就业地区时更看重其学科专业和研究领域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以及学术平台是否成熟、晋升机会是否充足等事关未来专业、职业发展的因素。

例如，两位研究破产法和营利性组织的博士生非常重视不同地区的专业发展水平：

“很多地方上搞破产法研究的还没起步，只有北京才有大律所，才可以提供用武之地，所以我肯定想留在北京。（P04，破产法方向）”

“企业是我研究最多的一类组织，北京和深圳的密度是全国任何地方都比不了的，所以能在北京或者深圳就业是最好的。（P06，营利性组织管理方向）”

相比而言，对薪资待遇的关心程度则远不及此，其原因也主要是认为不同教职的待遇相差无几：

“我好像对薪酬待遇不是特别在意，只要跟平均水平差不多就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P01）”

“关于薪酬待遇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在北上广深的教职待遇可能没有太大的差距。（P06）”

(2) 社会规范与文化环境。

社会规范在不同类型城市的表现形式各异，一线城市的社会规范以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为主，而地方城市的社会规范还强调风俗习惯、道德约束的作用，二者分别偏重于陌生人社会、契约型社会和熟人社会、关系型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线城市的社会环境似乎比地方城市更加包容和自由。

例如，一位女生（P05，26岁）谈到假期在家被“催婚”时说：“我觉得家人给的压力还是挺恐怖的，过节的时候，亲戚的问候就会让我很有压力，我就觉得远离一点就会好一点。”

此外，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能否认可、接受和欣赏一个地区的城市文化，并与整个城市市民群体在社会规范和城市文化上建立社会认同，将直接决定博士研究生是否考虑在该地区就业。

比如在访谈中，有两位均在济南读过四年本科但对济南的评价却截然不同的博士生（P03、P06），一位受访者（P03）在偏僻郊区的生活经历使她不能认同济南的城市形象和文化环境，所以她并没有在济南就业的打算：“我对济南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因为济南雾霾很严重，而且长清大学城是一个偏远郊区，每次开学我坐车回学校，一路看到窗外越来越荒凉，我的心也越来越荒凉。”

相反，另一位受访者（P06）的校区位于繁华市区，他在体验了济南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城市文化后肯定了济南的文化环境，并表达了来此就业、生活的意愿：“我喜欢济南这个城市沉淀下来的气质，济南有自己的文化沉淀，比如泉水文化，倒不是说有多高级，但真的很适合生活，让人留恋。”

可见，基于个人体验建立起的对不同城市社会规范和文化环境的认同，将会直接影响博士生的就业地区选择。

(3) 公共资源与阶层流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社会公共资源在全国不同地区的非均衡配置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因此，博士生在就业时还将考察和衡量不同地区的社会公共资源聚集情况。教育事关社会阶层流动和代际传递，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是博士生选择就业地区的重要考虑因素，正如一位已婚的博士生（P02）所言：

“选择就业地区还要考虑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如果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就业，可能（下一代）在入场上就会有劣势了。”除教育外，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公共资源也将影响博士生的选择，例如，家在县城的博士生（P08）提到：“从孩子教育、老人医疗等各个方面来说，大城市社会资源和小城市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如果交通方便的话，父母随时可以过来找我，我有时间也可以回家。”

实际上，在生源地和就业地的公共资源较为悬殊的情况下，博士生比较和考察不同地区社会公共资源聚集程度的背后，蕴含着实现社会资本再生产和社会阶层跃升的深层追求。

一方面，当家庭社会资本因跨地区而失去效力时，家庭会通过对子女文化资本的投资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其他类型的个人社会资本，从而帮助子女循着教育的“通道”实现阶层跃升；

另一方面，当博士生个体有能力在高水平公共资源聚集的城市“成家立业”时，父母、子女等核心家庭成员也将在这一城市聚集并享受更高水平的公共社会资源，最终实现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再生产与社会阶层跃升。

例如，两位“独生子女”（P04、P07）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谈到了这一点：“我爸妈从农村考到小县城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又培养成博士，如果能获得北京户口（及附属的社会资源），这又是一个质的飞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终还是可以实现阶层跃升的。（P04）”

“我妈妈在我上学之后专门辞掉工作在家照顾我，她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认为我的身心都很健康，而且来人大读了博士。如果我将来在北京找到工作，就可以把我爸妈接过来，他们也可以享受北京的公共资源和服务，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在完成一个阶层跃升的过程。（P07）”

可见，当公共资源在不同地区分布不均衡时，能够在优质公共资源聚集的地区“安家立业”，已经成为博士生群体通过教育实现家庭社会资本代际传递和阶层流动的重要手段。

五、结论与讨论

人才培养是博士生教育在区域经济社会中发挥本体功能和派生功能的核心，从教育的结果上看，有多少人接受完博士生教育后毕业留在本土工作，这代表着区域博士生教育为本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多少人力资本[15]。

什么因素影响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决定他们是“去”还是“留”?

在对8位博士生开展了以“理解”为目的的质性研究后，本文建构出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就业地区选择的影响因素模型图（见图1），并据此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描述、解释与预测。

研究发现，社会关系属于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时相互交叉、可调整弹性较大的综合性影响因素。

就博士研究生拥有的社会资本而言，随着学历的提升，导师和师门构成的学术社会资本逐渐取代父母和亲戚构成的家庭社会资本，特别是当博士生以学术职业为就业目标时，师生之间的强关系在同质性群体中能够为其提供工具性信息和实质性帮助，进而对博士研究生就业地区的选择产生影响；朋友作为个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更多是在提供情感性信息以满足博士研究生的社交需求。

就博士研究生建立的社会认同而言，个体通过分类、比较和积极区分，在生活态度与价值取向的维度上建立起对博士生阶段同学朋友的内群体偏好和对中学阶段同学朋友的外群体偏见，在社会规范和城市文化的维度上建立起对不同城市居民的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选择内群体所在地区就业的过程亦是博士生实现或维持积极社会认同以提高个体自尊的过程。

就博士研究生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言，相比薪资待遇的差距，作为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博士生普遍更加重视不同地区拥有的专业发展水平和职业平台规模；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公共资源分布不均，选择公共资源聚集的地区就业成为博士生个体实现社会资本再生产和社会阶层流动的显性表征；

此外，社会规范和城市文化既是个体建立社会认同的广义维度，更是区域社会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博士生选择“成家立业”之处的重要考量。

相比之下，个人基本状况和自然环境属于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时相对独立、可调整弹性较小的基础性影响因素。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差异显著，博士研究生对不同地区宜居程度的主观判断是决定其就业地点的重要前提。

此外，作为理性行动者，博士研究生的个人基本情况是其选择就业地区的又一基础与前提，而个人能力和婚恋状况又是在这一问题上最为突出的两项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能力与意愿之间的权衡，即“想”与“能”的“理性算计”；以及个人感情与职业发展之间的抉择，即“情感”与“事业”的“理性算计”。

整体而言，附着于个体身上的个人基本情况和体现于不同地理区位的自然环境是“个人”和“自然”的基本要义，而围绕博士研究生个体形成的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社会环境是“社会”的关键内容，“个人—社会—自然”三者联动对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选择就业地区产生综合性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雄安新区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AGA190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7]杨莉，王传毅.我国研究生教育区域功能发挥态势之实证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4(7)：16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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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公钦正（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瑞（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