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了12万学费,离高薪“咨询师”还有多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曦夭窕,编辑:唐糖,头图来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剧照

2020年最后一天,丁琳打来电话,诉说自己迄今还在归还当年欠下的信用卡债,又说,“砸了几十万,没挣到钱,还闹成了非法,什么‘助人’、什么‘大爱’,都是鬼扯!回想起来,万分的不值得!”

丁琳是我在W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时结识的朋友。听了她的话,我在电话这边沉默了。我何尝没有沉没成本?从2011年第一次迈进W机构,我一样着魔般迷上了“自我发现”“自我救赎”的心灵之旅,并欣欣然地以为找到了一个人人平等、彼此尊重的团队,一份可以终身从事的、阳光下的事业,直到砸了十多万后离开,才逐渐清醒过来。

我在父母眼中一向“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我辗转多个城市,工作经常换,感情常失败。因此,自小就喜欢玄学、学过占卜、略懂“批命”的我,便热衷于寻找一个个“为什么不顺心”的答案。

2011年,年过而立的我再次情场惨败。父母催婚,遇人不淑,双重的压力下,我身心疲惫,纳闷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倒霉。我想起了朋友介绍的“W身心灵科学研究机构”。W机构来自宝岛台湾,是一个以“特定的心理技术”帮助人们清除烦恼的地方。朋友说这是心理咨询,我自然地也认为是了。

我花了4500元咨询费,飞到上海接受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心理咨询。在咨询师面前,我毫无顾忌地狂哭和痛骂了两天,哭得眼睛红肿还发烫,甚至一度担心自己会哭瞎。事实证明,对我这种压抑型的人,哭是有效的,宣泄之后,我感觉轻松了很多,也记住了这个机构。但上海太远,就此打住。

没想到,次年W机构在我所在的城市开办了工作室。想起第一次咨询的良好效果,我怀着继续了解的兴趣,又去了那里。

这次去了我才知道,他们不仅挂牌搞心理咨询,而且还有教育培训的资质,既有自成体系的“心理技术”(类似于当时正渐渐风靡国内的“心灵成长”一系),还有成套的培训课程(自称源于佛学的某个流派)。除了提供1对1咨询、定期举办沙龙活动,还开班招收学员。

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没有深究这些都是什么、不是什么,“有用”就行了。

“烦恼、困顿、不幸,都来源于‘心识’的‘创化’。心灵的净化与成长是获得人生幸福的钥匙,想要过得好,必要先清除心灵障碍。”

“事业财富的挫折常常因为与父亲的关系失衡,情感关系的失败往往来源于和母亲的恶劣相处。”

……

参加了几次活动,我听到了不少类似以上这些“概念”。虽然用理性来度量,这些话都毫无逻辑可言,但热衷玄学的我当时却觉得颇有道理——毕竟我妈时常数落我,不务正业、好高骛远……爸妈从小就管制我,“必须如何,不能如何”,尤其是我妈。我想,难怪自己的感情不顺,可算是找到“根源”了。

第一次在活动中分享被催婚的烦恼,林妙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亲爱的,你没有错。”

林妙是工作室的负责人。她的声音温柔而动听,充满了理解和关怀,好像体贴和蔼的姐姐。热烈的掌声适时地响起,那一刻我心里溢满了感动,觉得自己有幸找到了一个温暖有爱的团体,很有归宿感。

接下来,我更加频繁地参加活动,认识了很多人,听到了更多别人的故事。我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外遇、离婚、亲子问题,还是负债、事业瓶颈……原来都会牵扯到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些问题里,经常有一个唠叨而专制的妈妈,咆哮的或者老好人的爸爸。我渐渐接受了一个概念:我和我爸都是被我妈管制的,原生家庭是我一切不痛快的根源。厘清与父母的关系,是破解人生困境的“捷径”。

找到了获得幸福的钥匙,我丢下了恨嫁的烦恼,转而专心地“解剖”自己,“刨根问底”原生家庭。但身为子女,要想彻底搞明白与父母的“恩怨”,堪比系统工程。剖析越多,我的问题就越多。问题越多,我就越依赖工作室。

每逢想不通时,我就去工作室倾诉。倾听的对象有时是林妙,有时是她的咨询顾问。他们总是静静地听完,安慰我几句,再建议我做“1对1”。大多数时候,我都会掏钱——一次性购买1对1咨询服务不能少于10小时,优惠价400元/小时。

工作室也在大力地推广培训课程,并宣传:学习心理技术,不但能用于自我疗愈,还可以帮助别人。只要报名上课,“1对1”就可以享受优惠价。林妙说,W机构的大陆总部正飞速扩张,缺少咨询师。咨询师与W机构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可以在平台旗下的各个分支工作。机构平台负责销售,咨询师负责提供专业服务。据说,咨询师与机构平台是五五分成——当时,我们这个城市的工作室每个月都有一位咨询师驻留,月收入二三万不是问题。

看着工作室里人来人往,我相信了咨询师的高收入。但是,要成为咨询师,必须学完初级班、中级班,并通过指定的“技术考核”。通过考核后,可以选择自己开业,也可以选择与W机构签约——他们承诺为参加考试的学员提供了一份保底的offer。这样一份零门槛、培训包就业的高薪工作,有钱有趣有自由,比当个社畜有意思多了,我心里生出了一丝艳羡,盘算着多学点东西,多准备一条后路,就报名上了课。

到了2013年底,我合计花了2万6千元学费。课程的内容让我大开眼界:业力、种子、心识创化、时间空间、量子科学、佛学……处处是玄学,有点像科幻,又能自圆其说,似乎是自成一派的“科学”。

外婆常年烧香拜佛,我见怪不怪,懒得深究这些内容是科学还是玄学,而且,即便上了课,我依旧经常去做“1对1”。

在一心一意地“自我救赎”中,我于2014年的一次活动里认识了丁琳。

丁琳是全职宝妈,当时丈夫与她在闹离婚。她不想离婚,又没法挽回丈夫,就来到工作室咨询,希图通过改变自己来挽救婚姻。我和丁琳都有个唠叨的妈妈,同病相怜,很快就熟络起来。

还没等我关心丁琳的“追夫计划”执行得如何,一场突如其来的人事变动先给了我当头一棒。

我在一家保险公司做行政,负责广告、接待的各项杂活。工作相当繁杂,加班常见,加班费却不见。即便如此,我依旧十分卖力,每年的绩效考评都是优秀。人总是有野心的,日子长了,我很想晋升经理。然而,当新经理走马上任,我的升职梦就破灭了。

无休止的加班、全力以赴的勤奋,却没有得到公司的半点认可,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出局,我焦躁如同困兽。得知我遭遇职场滑铁卢,林妙提议我做“1对1”。然而,在现实的困境面前,一切安慰都失效了。我鲜少地冷冷质问:“能让我升职吗?”

我没有寻求心理安慰,却坐在家里反复回想工作里的点点滴滴,然后,积压的疑惑,无解的怨恨,变成了前所未有的愤怒——老娘不伺候了!我把一纸辞职信搁在了经理的办公桌上。然后,转到销售团队,干起了保险销售,发誓要签大单、赚大钱,扬眉吐气。

愤怒中做出的决定,百分百都是错的。这句老话诠释了我的销售生涯。保险销售节奏快,要求高。业绩月月清零,不断开会,督导,催单……天天打鸡血就算了,最让我反感的是,公司鼓动我们无底线地“开发”亲朋好友,并为了签单夸大收益、淡化风险。

憋着一口气,我咬牙坚持,勉强在持续的滚动淘汰中存活了下来。被工作搅得焦头烂额,我许久没有再去W机构。

有一天,我突然看见林妙在群里猛发红包,全场欢呼雀跃——他们在庆贺本市新考出来一位咨询师。想起那个温暖有爱的团队,对比眼前唯利是图的工作、心照不宣的谎言,我叹了口气。

晚上,我去参加了新咨询师的晋升见面会。工作室的氛围一如既往的温暖和睦,得知我离职,林妙说:“你可以来我这里当咨询顾问。”咨询顾问就是干杂活,兼职销售,我打心眼里没兴趣。见状,她话锋一转:“你也可以考咨询师。”

“分支机构已经发展到40多个,咨询师真的很缺。国内人多,市场前景广阔。1年多来,我们这里已经有两位学员成功签约,目前还有四五个学员在考。”

听着林妙的话,我不禁想起曾经见过的那些咨询师。他们有闲有钱,可以全国就业,顺便旅游,而且不用说昧心的话,还能帮助别人。心里对比着,我忍不住问:“一般要考多少次?”

“厉害的学员四五期就能考出来。签约后,总部会派驻你到各个分支,你也可以自己申请,比如上海、北京,全国的机构都可以去。”讲解一番,林妙又说,“但现在没有名额了,你想去也要等。”

我吃了一惊:“那么多人?”

“很多人考的。在线报名,先到先得,公平公正,我也不能走后门。”

一听这么多人踊跃参加,我的兴趣更大了。几天后,我见到丁琳,才知道她也正在考咨询师。得知我的新计划,她表示支持,还把考核内容、住宿交通、报名技巧讲了一遍。

“你考试的感觉如何?”

“很好啊。”

“那你,和你老公如何了?”

她顿了一下:“暂时不闹离婚了,先冷着吧。等我考出来,一个月挣三四万,老娘就找个小白脸,懒得睬他!”

丁琳告诉我,一年多来,她百般努力都无效,看似婚姻很难挽回了,她必须要找一个经济来源。她之前只干过不长不短的零散工作,没有职场经验的沉淀,“W机构的咨询师考试没有门槛,不要求性别、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而且有钱有闲,还能助人为乐,正是最好的选择”。

听着她的看法,我更加动心。职场的险恶我受够了,既然有机会换跑道,为何不呢?自助、助人、挣钱,一举三得。我就这样从保险队伍里脱落了,毫无不舍,更不遗憾。

2016年4月,我来到广州,参加第一次咨询师考试。

要成为咨询师,必须拿到8个学分。每一期11天,考试10天,休息1天。每个学员有10次考试机会。每次考试结束,老师都会针对性的指导、点评和答疑,算得上是边学习边考试。因此,“考试费”也叫“学费”。

第一期学费1万1,第二期以及之后,学费8千,都不含食宿。住宿由机构安排,可选多人间,也可选单人间,价格不一。吃饭自行解决。算上往返的交通、食宿费用,每一期的开支基本是1万以上。

考试开始前,学员按照考取学分的多少进行分组,一组6人。每期考试分组3次,每个学员都可能遇到3位不同的老师,3组不一样的同学。

考试采用的是现场模拟:一个学员充当咨询“个案”,一个学员做咨询师,当着老师的面展示咨询过程。每人每天做1次咨询师,“个案”由抽签决定。合格标准没有明确量化指标,由老师具体掌握——也就是说,考试通过与否,都是老师说了算。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因此,对于考试的难度,不同的学员感受是不一样的。每一期考试,“高能学员”可能考得2到3分,也有人1分都拿不到。

即便价格不菲,难易程度无从把握,伴随着W机构在全国的扩张,想成为咨询师的人也是相当多。我参加的这一期考试约莫有80个学员。我作为小白,与5个小白同学分在一组。

第一天,A老师温和地讲解了一遍考试规则,然后声明:“为了让你们更好的适应,前6天学员不换组,只换老师。”接着,抽签决定了上场顺序,开始考试。第一位同学考完,A老师耐心细致地点评一番,还鼓励了几句,毫无半点责难和打压,让我感觉很舒服。

愉快的上午过去后,下午,一朵奇葩出现了。

来自河北的南姐上场扮演“个案”,还没讲两句话,就突然情绪异常激动,把亲爹亲娘从头到脚数落,连带骂老公,最后直接掌掴自己。看到这一幕,扮演咨询师的同学呆若木鸡,我们4个看客也目瞪口呆,A老师静静旁观,一言不发。

下了场,南姐正常了。不等老师点评,她开始哭诉不幸:家里穷,父母只想要男娃,她一出生就被送人,可怜她辍学、破产、离婚……无论她混得多么惨,亲爹娘都漠不关心,只会问她要钱。听着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控诉命运不公,我却打眼心里同情不起来,暗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A老师建议她课后做“1对1”,又提醒她,好好当“个案”,遵照咨询师的指引。但南姐的癫狂根本刹不住,她充当咨询师时,温柔安静,一旦充当“个案”,立即变成泼妇——简直像故意为之。这么一来,我们个个都害怕抽到她当“个案”。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第四天,我们组换成了B老师考核。第六天下午,我就抽到南姐当“个案”。我暗骂倒霉,只能咬牙按照规范流程开始考试。

只引导了几句,南姐故态复萌,又开始了自问自答地数落爹娘、数落弟弟。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理睬,就翻来覆去地讲着同一件事,不哭不闹不发疯,冷静得让我难以理解……看着她的反常,我猜到了,她是故意装冷静,故意祸害我,不是,是祸害我的钱!她这么一作妖,我的这天的1千1就废了!可我还不能骂她!越想越气,我觉得胸口一阵憋闷,是气的。要不是碍着B老师在场,我就操起书砸过去了。

咬牙切齿中,我熬过了45分钟的考试。不出意外,考试失败。

B老师也看出了南姐故意不配合,下了场后严厉地把她批评一顿,然后惋惜地表示,今天我本来有希望“过分”的,却被南姐搅黄了,又提醒我:“抽到这样的‘个案’是一种感召,要留意自己的起心动念。”

这话说得我的心翻江倒海地疼,却无处反驳。我听得懂她的意思:我遇上南姐是自找的,不“过分”也是自找的,因为,一切都是“心识的创化”(心识是源自佛学的专有名词,指的是一个人的心灵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业力种子,看法想法,观点概念等等)——在W机构的“技术理论”里,“心识创化”是一个“底层逻辑”。

前6天的考试结束了,我得了0分。只剩下4次考试了,我知道,第一期考3分的计划破灭了。我郁闷了整个休息日。

第七天,C老师接管了我。我的考试结束时,C老师问:“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尖利刺耳?你一直都这样讲话的?”

我错愕万分——我的声音刺耳,为什么前面的A老师、B老师都没说?腹诽着,我回答:“我没觉得。”

“你们说呢?”

几个同学一致同意C老师的看法。

C老师把我教育了一顿,说我的声音刺耳,对“个案”毫无耐心,“陪伴度”很差,云云。我沉默地听着,满心不高兴。或许她注意到了我毫不掩饰的窝火,突然问:“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很差?”

我惊悸得很,但脾气上来,生硬地回答:“我现在不和我妈吵架了。以前,偶尔吵。”

“你嘴上不骂,心里在骂。”

我闭上了嘴。我确实很生气,但不能得罪老师。我警告自己,第一天就和C老师闹翻,还怎么考?

捱到上午的考核结束,C老师走了。一个同学走过来低声劝:“你不要和老师顶嘴,她说你错,你就问她,怎么改?”

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怜悯,写着,“你真笨”。我真的傻了,回到宿舍,我把困惑告诉同屋的同学。她思考了一下就说:“人家提醒得对,你想‘过分’,听话照做。”

我花了1万1,不能一无所获。于是,我请同屋的同学帮忙做了个“情绪疏导”——把C老师从头到脚臭骂一顿。吐出这口恶气,我舒服了,提早去了教室,虚心向C老师请教如何改进。果然,C老师对我改观了很多。

我通过了最后两次考试,拿到了2个学分。对小白学员,这个成绩是大众结果,不出奇。然而还没回到市里,林妙就为我发了喜报,群里的小伙伴撒花欢呼如潮。一周后,林妙在工作室举办成功分享会,邀请我发言。

掌声和夸奖,让我有些飘飘然,忘掉了考试时的各种不快,我当咨询师的意愿更强了。

W机构的咨询师考试,考察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心性”——要成为合格的咨询师,除了技术的熟练,个人的心理状态必须先达到一定程度的“清明”。至于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才算过关,由考核老师判断。

所以,想要快速考分,有效的组合策略是:考试和1对1咨询交替循环。考试是为了拿分,“1对1”是为了“觉察”自己,舒缓情绪,释放考试失败而产生的愤怒、沮丧、郁闷以及其它的“心灵障碍”。

这个“考分策略”是公开的秘密,正在考试的丁琳在采用,我也一样。花着不菲的学费、咨询费,谁不认为光明的未来正在冲自己招手?

准备了4个月后,我又参加第二期考核。这一次,我的目标是拿下第3、4、5分。前3天的考核非常顺利,A老师丝毫没有刁难,我轻松地拿到了第3分,让我更加斗志昂扬。

第四天,我换到了另外一组,遇到一个姓何的姐姐。

何姐看上去40岁出头,短发,瘦脸,皮肤晦暗,身上流淌着些许阴森的气息。我下意识地不舒服,但出于礼貌,还是主动寒暄了两句,得知她是“小白”。可她毫无“小白”学员的欢欣和生动,像个闷葫芦般,问三句,嗯一句。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期考试的“小白”会提前换组,打心眼里排斥何姐。次日,我刻意等她先进教室,然后换座位到了远离她的另一张桌。下午,她上场扮演咨询师,旁听了一轮考核,我悄然皱眉——她的语言生硬,就连咨询流程也没有背熟,整个人显得心不在焉。毫无疑问地,她没通过。

阴着脸回到座位,何姐突然打断了B老师的点评,问:“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

没等B老师回答,她慢慢地说:“老师你知道吗?我是肺癌患者,晚期。咨询顾问说,学这个能帮我释放压抑,有利于病情。我来学,因为我想活下去。”

她低沉的语调里夹杂着沉重的绝望,听得我心里一紧。何姐诉说着不幸的婚姻,自己的压抑和煎熬,病倒后如何被婆家白眼,不得已搬到医院附近租了个小破屋,又倾诉没有钱继续治疗,只能依靠着微薄的积蓄吃点中药维持,还要老母亲拿出退休金给她买点药……她哭诉许久,B老师才安慰了几句,说:“你的病肯定和情绪压抑有关系,疏导开了,对治病有帮助。”

至于学了对治病有没有用,被轻轻绕过去了。

同学们看何姐的眼神多了怜悯,我也如此。但我没有太关心她的事,连续两天我考试的表现都不好,心情有些烦躁。奇的是,第6次考试,B老师说我通过了,意外之余,我一扫郁闷。

我很快又被换到新的一组,何姐去了别处。第七天午休,我走回宿舍,无意间看见何姐站在走廊上。大热天里,她穿了件T恤,背影单薄消瘦,四肢细弱,骨瘦嶙嶙。迟疑了一下,我走过去打招呼。何姐难得地笑了,因为上午她考过了第1分。恭喜一番后,我犹豫着询问,当地的工作室是否知道她的病情?

“知道的。负责人亲自帮我规划了学习。她说,来参加考核的同学都是‘高能量’的,跟着你们能带动我的能量,只有好处。”

“高能量?”我腹诽着,又问她学费多少。

“1万1……我挣扎很久,还是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她的声音陡然低落,眼中的神采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灰暗。

抿住唇,我压抑着心里涌起的不舒服,空洞地安慰了两句。打起精神,她弱弱地扯扯嘴角,感激同住的人宽容,不嫌弃她每天熬药的苦味。她慢慢地走了回去,推开屋门。浓浓的中药味扑鼻——她住在4人间,一晚40元。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屋里,我皱起了眉。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拍了我一下。得知她与何姐同住,我忍不住打听:“她那个病,考试还要交费?”

她瞪了眼反问:“你以为这是慈善机构?”

我愣住,暗道自己够傻。

插曲就这样过去了,我继续努力地考试。然而,接下来考得很不顺利,第十天,我充当完“个案”,扮演咨询师的男同学就板着脸问:“老师,她哭哭啼啼的,害得我超时了,这让我怎么考试?”

老师一瞪眼,反问:“你知道超时了,还让她拖延?”

“她丝毫不听我的引导,怎么是我的错?”他直白地和老师争辩起来。

我惊讶地看着他嚷嚷着不满,正在敬佩他的胆略,老师突然看我:“你是怎么回事?充当‘个案’要听引导,你怎么不理睬他的指引?”

“我说出自己的烦恼、哭一哭怎么了?都说要真实地扮演‘个案’,咨询师该陪伴‘个案’,他打断我,不是他的错吗?”莫名其妙地被指责,我搬出其他老师的教导反驳。

老师不高兴了,逮住我教训了10多分钟才放过。没想到当“个案”也能招来教训,我气得无语。

无论我怎么生气和不甘心,第二期考核如期结束。我没拿到第5分。郁闷地坐在结业总结会的现场,我回想着考试的经过,低声向身边的一位高班学姐请教。“高班”指的是6分以上的学员。

学姐问了老师的名字,就说:“我没跟过她,不知道她的风格。但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有卡点的,前面过分快,后面可能会花很多时间。你才考了4场,第5分没那么容易过的。”

“要考很多场?”

“每个人不一样的,但1分考个十几场不奇怪。”

我抿了抿嘴又问:“我觉得老师的标准有点不一样,你觉得吗?”

“每个老师的侧重点不同,有些人讲究这个,有些人注重那个,但据说标准是不变的。至于标准到底讲究什么,我也不知道。”她的意思就是,看运气。

我的疑问注定无解——咨询师考试,不只考技术,还考察“心性”,“心性”根本不能量化,谁知道标准是什么?正有些走神,我看见一个削瘦的身影登上讲台。何姐!作为唯一一个拿到3分的“小白”,她是本期的“学习楷模”,上台做心得分享。

“今天早上最后一次考试,老师说我考过了第3分,真是太惊讶了。同学们知道吗?第3分我考两次就过了。太幸福了!谢谢老师,我一定努力活下去,下期见!”

掌声雷动。何姐涨红着脸,激动得热泪盈眶。我鼓着掌,听着其他同学的耳语:“老师慈悲,见她那个样子,想给她一点信心,所以手松了。”我猜也是如此。何姐的考试我旁听过,水平的高低还是判断得出来的。但对一个身处绝境的人,如果一点鼓励就能激起她生存的信心,值得!

散场时,我刻意到会场外找何姐。她喜气洋洋,一扫颓丧低迷,脸色都泛起了红。祝贺几句,我貌似随口地问她:几时学的初级班、中级班,咨询顾问有没有推荐“1对1”?

何姐说,她因为求医无门才去了当地的W工作室寻求安慰,“他们说,我肺上的毛病都是长期压抑的结果,我也觉得自己活得太压抑了。我本来要做‘1对1’,但顾问建议上课,她说,课程里包含赠送的‘1对1’。”

“学起来好贵的。初级班1万1千8,中级班1万8,加上这次的1万1。学费没法子省,只能在食宿上尽量地省。不像你有钱,能住单人间。”何姐难得地开了玩笑,末了问,“下期你还来吗?”

“你来?”

“刚才顾问打电话来,鼓励我再接再厉,我也想尽快考过,把病治好。”她脸上荡起希望,好似抓住了灵丹妙药。

返程的车上,何姐希冀的神情一直在我眼前晃。

“万病皆可心药医”,这个贯穿中医理论的基本概念,每个人都万分地愿意相信,甚至期待它展示为触手可及的事实。但落在现实里,却是99.5%的笑话,心理技术在缓解压力、情绪疏导上有效果,但治好绝症几乎是扯淡。

何姐却看似信了。她甚至满怀期待地准备拿出微薄的养命钱继续交学费考试,天真地以为,只要拿下8分,就能“治病先治心”,不药而愈。

或许我高看了W机构的格局——无论何种理由,鼓动绝症病人拿出养命钱来上课,与“大爱”“助人”的宣传几乎背道而驰。苦笑着,我又一次想起考试的经过:第一期C老师批评我的声音尖利刺耳,第二期如实当“个案”挨了顿骂……考试的标准透着不可捉摸的飘渺感,这个老师不注重,另一个老师耳提面命,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心性考察”吧?但是这种飘渺的标准真是有几分耐人寻味的。

这个想法浮现时,我生出了一丝动摇。

回到市里,林妙依旧为我们几个拿到分的学员举办了“成功分享会”,但我的兴奋感降低了一多半。丁琳还奔忙在考试里,不知道奋斗到第几分了。一时间无人可以探讨,我独自思考了几天,权衡着沉没成本,没舍得放弃。

为了消除心里堆积的不满和看不惯,我又做了1对1咨询。咨询师静静听着我批评老师,发表不满,然后按照专业流程“引导”着,表现得客观而中立。咨询结束后,我看着咨询师整理记录,突然问:“你之前考试时,有没有被骂?”

“有的,但老师指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老师也是看到了你的问题,指出来而已。”她的语气不咸不淡,毫无与我“同仇敌忾”的意思。翻了个白眼,但我没有继续饶舌——咨询师对“个案”讲出的事件要保持中立,不评论,不批判,不给出任何意见和建议,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她的回答很标准。

10月,我第三次参加考核。拿到分组名单时,我特意寻找了一番,没有看到何姐的名字。她或许已经来过,又或许……我没有打听何姐的现状。考了两期,观察着学长学姐们的做派,我感觉到了隐形的规则:不能得罪平台。我如果提出质疑,就等于和W机构对质,那我如何能在这里立足呢?

“钱途”终究是更重要的,我放下了那些质疑,准备一鼓作气啃下第5、6分,继续为了“4期8分”的目标奋斗,迅速签约上岗,省钱省时。

然而,我步步艰难。

在第一组,第一天当完“个案”,我就迎来一顿挖苦。

“自觉自己是公司骨干,现在被辞职了,还继续显摆自己多么能干。一点都不谦逊,丝毫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昔日的工作成绩本是事实,任劳任怨得不到褒奖就算了,怎么还成了傲娇的罪证?想不通,我开口申辩。看了我一眼,A老师继续点评:“直到现在还在为自己脸上贴金,失败就失败,承认不行吗?”

同学们沉默地听着,我发现说多错多,只得闭上嘴。

在这一组的3天里,我看到了很奇怪的标准:我们3个学员做什么错什么,却有个别同学和老师嘻嘻哈哈,和睦欢乐——据说那位同学是总部的常客,做过几百个小时的“1对1”,和老师们很熟。我不知道有没有额外的照顾,却莫名地想起那个飘渺莫测的考核标准。自然地,我的考试没得分。

第四天,我换到另外一组。我以为B老师能和蔼一些,结果,变本加厉。

“你看你,动作粗鲁,‘个案’嚎啕大哭,你就把纸巾丢在她手上?你不能折叠好、温柔地放在她的手心吗?”

“同学在考试,你不认真旁听却转笔,还把笔掉在桌上,哗哗地响。毫无对他人的尊重,傲慢,自以为是!”

在这组的3天里,我没有听到一次好评。不折纸巾叫粗鲁?转笔叫傲慢?引导“个案”的语气要么不够“温和”,要么不够“有力量”。听着批评,我觉得,之前那些老师的教导,在这儿全是错的。

无所适从,我忍不住解释,更多劈头盖脸的责骂砸了过来。我被气得七窍生烟,但看着温顺的同学们,还是灰溜溜地改正错误。即便如此,我依旧不得分。

换到第三组,课堂纪律又宽松了。折叠纸巾没了要求,笔的咔嚓声老师也无所谓。我不再挨骂,不是因为我做得好,而是老师不喜欢骂人。

考试第八天,我遇到了丁琳。她正在考第8分。

得知我没过分,还被老师教训,她说:“正常的,那个B老师是个特别细致的人,很多人都被她训过。还有,大多数人考个8期、9期是常见的,或许第5分是你的‘卡点’,耐心点吧。”

看着她很有斗志的脸,我气闷得很。

次日午间,我见到一个相熟的咨询师。得知我第5分考了10几场也没过,她安慰说:“第5分我考了20场,你远着呢。这会儿卡,后面会快些,老师是在磨你的‘心性’。”

又是“心性”——我不知道能说什么,只好点头。

考试结束前一晚,我溜达到隔壁屋子闲坐。一个叫兰姐的老学员正在给一个“小白”学员讲自己的考分过程。她刚考完第7分,已经考了8期。那个“小白”啧啧感叹:“兰姐你真有钱,连续考,不工作,又要花钱吃住,还有车费,怕是花了10万不止吧?”

“我是辞了职铁了心来考的。以前的工作没发展,还是当咨询师好。起初是拿自己的积蓄,又问朋友借了几万。其实何止花了10万,加上之前的课程,还有‘1对1’,至少花了20万。”

“你借钱来考?”眉毛一跳,我忍不住插话问。

兰姐点头,分析说,考出来当了咨询师,一个月能赚两三万,一年就回本,“还差1分了,再考1期肯定能过”。听着她满怀信心地规划未来,我暗自皱起了眉头。这一次,我依旧住100元一晚的单间,兰姐住40元一晚的6人间(涨价了)

一天后,考试结束了,我一分都没拿到。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上了返程的车。3期考试,学费加上食宿车费,3万多,考了4分。掂量着,我又一次想起何姐、借钱考试的兰姐,还在奋斗的丁琳……

混了3期,我知道了更多的事实:4期拿8分的学员,屈指可数。即便非常厉害的“高能学员”,想拿8分,也得考5、6期。一般的学员考8、9期,考10期以上的,也不稀奇。加上初级班、中级班的3万学费,等闲花个十几万都是少的。从初级班到签约,不少学员的花费在20万上下,甚至更多。

突然间,我觉得,花20万谋一份工作,成本高得离谱!

再回看一起考试的学员,辞职考试、借钱考试的比比皆是。那时还没有借呗花呗,信用卡分期、套现在学员圈子里盛行,我也在其中。细算一下,从踏进W机构,初级班、中级班、“1对1”、考试、“1对1”、再考试……循环下来,我已经投入12万有余。这笔钱,足够让我支付一套小户型的首付,然后坐等增值了!

此刻,我辞了职,没了收入,一切开销都依靠以前的积蓄。继续下去,还要考几期呢?3期,5期?可钱在哪儿?考分的热情被现实浇灭了。但我纠结着高昂的沉没成本,在放弃和继续中左右摇摆。

年底,丁琳回来了,第8分还在考。见面后,我问她对考试的看法。

“老师不让过分,有他的理由,不能完全说他在故意打压你。但有时候,我也觉得评分标准无从把握,很难讲什么对什么错。”她摇头,“可我都考到这个份上了……”

她岔开了话题。毕竟,从上初级班到现在,1年多里,丁琳投入了20多万。沉没成本太高,除了咬牙冲过去签约上岗,她还能如何?在这个时候,或许不该想那么多,免得影响了发挥,耽误“过分”。

我理解她的选择,也明白了W机构画的“考过就能签约”这张大饼是如何成为了学员们“飞蛾扑火”的动力。

过完2017年元旦,丁琳拿到了第8分,共考了9期。她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就被告知咨询师上岗培训涨价了——30天,2万6。她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钱去培训,有些烦闷,跟我说:“你知道吗?在过去,咨询师上岗培训才7天,费用就2千。”

我瞪目结舌,更隐隐地觉得古怪,想不清楚,便把考分的那些事告诉爸爸。爸爸思考许久,说:“女儿,你没觉得那个机构在赚你们学员的钱吗?你数数你花了多少钱,你朋友又花了多少钱?你想学点东西我不反对,但是……反反复复考这么多次,花这么长的时间,不是挣你们的钱,挣谁的?你见过一份工作要先投入十几万,再上岗?”

我找不出话来反驳。

内心里,我觉得爸爸的看法是对的,却有点儿不愿意接受残酷的真实:推课,招收学员,鼓励考分,这些策略都是为了“销售”,那么……这个机构和我曾经的东家们其实没什么区别。如此,我不是很傻吗?

承认自己愚蠢是很难的,我依旧在迟疑和取舍。

这年春天,爸爸突然病重住院。

那天下午,病房里,妈妈从滚烫的水里捞出毛巾,小心地给爸爸敷上,温声细语地安慰他:“安心养病,会好的……”

我靠着门框,看着妈妈温柔的剪影,想起了很多往事:每次爸爸生病,妈妈照顾他的身影;每次妈妈晚归,爸爸拿着钥匙早早下楼开门等候的背影;妈妈的唠叨,爸爸经常笑着听,笑着答应——或许,妈妈的唠叨,在爸爸眼里从不是什么管制,而是他们的相处方式,也是他们爱彼此的方式。而我,从考大学,选专业,到工作,跳槽,辞职,恋爱,分手,无论如何折腾,爸妈从来没有干预过、阻挠过,只是偶尔地提醒一声,念叨一句……我却看不见他们给予的尊重和支持,只看见他们的“管制”和“唠叨”。

那一个瞬间,我的眼睛突然很痛。

或许,是我从来没有理解过爸妈,却要求他们成为我的理想爸妈。可笑的是,我也从来做不成爸妈的理想女儿。我年过而立,却一直把人生的失败怪罪于原生家庭,不过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不敢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我突然明白过来,多年来,我纠结的亲子“恩怨”,不过是觉得爸妈没有如我所要的爱我、尊重我而已。然而,那份爱一直都在的,它温柔而静默,守护着,给予着,等待着我,去看见。

我转身走出了病房。走廊的窗前,风吹干了涌上来的眼泪,晚霞的光落在我的脸上,轻柔地融化了横亘在我心里偏执和狭隘的坚冰,击碎了“原生家庭的魔咒”。感受着心中突然翻涌的感动,我又轻轻地笑了。

我知道,我不再需要W机构了,更不需要那个投入几十万才能得到的“事业”了。

我接受了那些沉没的成本,整合了在广告、营销、文案上沉淀的工作经验,转型到运营和文娱领域,踏上了新的赛道。而丁琳考了8分,她必须上岗,再贵也要交钱。

拖延到8月,丁琳跟W机构签约了,为了照顾孩子,选择在本市的工作室“驻点”。

W机构发展分支类似加盟制,总部提供专利授权、运营指导、派驻咨询师在当地工作,称为“驻点”。而资金、营销和销售,由分支机构自行承担。听说,总分机构按照分成制结算收益,具体细节,只有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才知道。

丁琳的驻点很不顺利,一个月里签了两个“个案”,收入不到8千。

因为本市已经考出来8个咨询师,大家都想在本地驻点,但工作室没有这么多“个案”。而且,林妙更愿意请外地咨询师驻点,用新颖和好奇吸引学员,给予本地咨询师的支持很少。由于工作室负责对外销售,得不到支持的话,咨询师自己很难签到“个案”,没有“个案”,就没收入。

听着这些事,我止不住地摇头,力劝丁琳外出“驻点”,全力挣钱。可丁琳对外出“驻点”热情缺缺——孩子需要照顾和辅导,她不可能把这些责任全部丢给父母,她之前坚守这份“事业”的动力,正是时间自由、高收入,不离开家。

这年秋天,丁琳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水疗愈”的培训。这是W机构新推出的“单项服务”,必须有学习证明才能参与项目推广、赚到咨询费。简言之,要赚钱,就要上课,上课就要交钱。

我断然拒绝,然后问她:“你不去外地‘驻点’挣回学费,还要花钱学习?”

“他们都去学,都拿了证,只有我没有,接‘个案’的时候就竞争不过人家。”

丁琳的学习又开始了:“水疗师”、“财富师”、“亲子师”,以及“咨询师”的进修课程,忙得不亦乐乎。财富疗愈、亲子疗愈也都是“单项服务”,培训方式是交费、上课、拿证。进修课程是针对已经上岗的“咨询师”们开办的,美其名曰“为了提高大家的专业水平”。每一个课程都要交费,学费少的两三千,多的七八千,有些上万,最贵的3万多。对于为什么上课,丁琳还是那个理由:“所有咨询师都有这些证,我没有,签‘个案’的时候竞争不过他们。”

见她不断“学习”,“驻点”却一拖再拖,我忍无可忍,干脆把我爸爸的看法抖落出来,然后说:“不要再考了,你该去‘驻点’,去挣钱。你天天和我说债务山大,挣钱才能解决债务,学习能让钱从天上掉下来、砸在你面前?你现在要建立自己的口碑,吸引更多的‘个案’粉你,而不是去考试!”

听着我的声讨,她的脸冷得很。朋友之间是需要界线的,我不再多说。这时,W机构的工作室已经遍布全国快60个城市,显得繁荣而鼎盛——这也意味着考出来的咨询师越来越多。但工作室实际上却无法提供足够的“个案”,大多数咨询师就只能坐冷板凳,即便签约,也没有收入。吊诡的是,在市场有限的情况下,W机构的课程依旧推广,考分继续鼓励,加上不断推出的“单元课”、针对咨询师的进修班,很多咨询师没挣到多少钱,却掏了更多的学费。

在这种培养机制下,除非市场的发展超乎想象,“个案”几何级增长,否则只有少部分早期上岗的咨询师能实现高薪,而大多数咨询师,尤其是后来者,都很难挣回学费,甚至会陷入无事可干的窘境。W机构却能通过一次又一次培训、一轮又一轮考试,反反复复的“技术锤炼”,赚了一波又一波的钱。

从这些角度去看,签约咨询师,一份有闲有钱的工作,一个阳光助人的事业,更像是美好的画饼,华丽的“骗局”!

然而,平台的飞速扩张,让丁琳信心满满,她丝毫不担心没得干。既然迟早能挣回钱,就不急着“驻点”。但是伴随着考出来的咨询师越来越多,竞争压力也在加大,为了“镀金”,她继续在学习培训里努力地拿证,不间断地往外掏钱,1年多里,又花掉7、8万。

期待着光明未来的丁琳,没想到梦碎就在一瞬间。

2018年12月上旬,大约早上10点多,我走出银行,丁琳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边,她嘶哑着嗓子说:“警察突然来,全部人都被抓了,幸好我准备下午才去。”

我懵了,下意识地问:“抓什么?”

“工作室被封了。”

“啊!为什么?”

“不知道,我现在特别慌!万一……我会不会被抓进去?”

在寒风里吹了几分钟,我才回过神。此刻丝毫不知道内情,我只好安慰她:“咱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坑蒙拐卖,不会有事的。你别去工作室了,也不要给他们打电话。”

两年来,我早已远离了工作室,此事与我无关。而丁琳从咨询师群里得知,不仅仅是本地的工作室被封,那是一次统一的行动,同一天上午,同一个时间,总部连同各地工作室全部被查封,负责人被请进公安局,在场的人全部被问话、做笔录。仅仅1个小时,这个看似庞大的W机构,轰然倒塌。

不久,各地工作室相继解封,咨询师们没有被牵连,却全部失业——因为W机构所谓的“心理技术”在国内被列为非法。树倒猢狲散,所有人都各寻出路,本地工作室飞快地挂出了另一个心理服务项目,具体如何,我没有关心。

丁琳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又投奔了某一个神奇的“疗愈技术”,交钱学习,加盟推广。再然后,她离了婚,开始学习下一个“心理技术”……

我问过她,为什么不干点别的?

她摇头:“其它的我都不会,除了‘心理学’这行,还能做什么别的?”

为了“考分”、“镀金”、“精进”,丁琳在W机构累计投入了几十万,若非家境殷实,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在她看来,她在“心理圈”混了七八年,交了那么多学费,不干这行,既不知道能干什么,也不甘心。

此后两年,丁琳进出着不同的流派,重复着“交钱上课、加盟推广、放弃退出、寻找下一个”的循环。经常地,她向我推荐某个奇效的心理技术,无一例外在宣传:学这个,这样做,就能轻而易举的财务自由,幸福美满……云云。

听着她的介绍,我有时就想:我们都是那样地笃信,一定有一个容易的办法能实现富有,获得幸福,解脱一切烦恼和困境。但我们自己找不到。某天,我们遇到了一个老师,他告诉我们一条通往幸福的捷径,我们欣喜若狂,然后,交钱上课,听话照做。当依赖成为惯性,我们变得盲目而不自知。即便失败了,我们还是在继续寻找一个老师,乞求一个幸福秘方,周而复始。

尤其是心理咨询方兴未艾,与恣意发展的各个“心灵成长”流派混杂在一起,真伪难辨。前去寻求心理咨询的学员们,不少是困于事业与感情的卡壳,一旦没有定性,很容易就迷失在各种精心编织的“美梦”中。

丁琳是这样。很多学员是这样。曾经,我也是这样。

(本文人物、机构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ID:thelivings),作者:曦夭窕,编辑:唐糖

原创文章,作者:3628473679,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blog.ytso.com/154047.html

(0)
上一篇 2021年9月14日
下一篇 2021年9月14日

相关推荐

发表回复

登录后才能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