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淡忠奎、余蕊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资源型城市榆林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据新华社消息，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考察，走进中心控制室、来到项目现场，了解煤炭综合利用等情况。
他强调，能源产业要继续发展，否则不足以支撑国家现代化。煤炭能源发展要转化升级，走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这样既不会超出资源、能源、环境的极限，又有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适应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把我们的地球家园呵护好。
此前，受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因素影响，资本市场已“煤飞色舞”多时。作为国家“西煤东运”的核心腹地，榆林无疑是一个焦点——数据显示，这座陕西第二大经济重镇2020年原煤产量为5.17亿吨，占全国总产量13.2%，是名副其实的煤炭资源型城市。
陕西行政区划 图片来源：陕西省人民政府网站
面对“3060双碳”目标，榆林如何实现降碳减排、走好绿色转型之路，影响的已不仅是一城一域。有学者在受访时强调，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底线前提下，应抓住当前这个窗口期布局煤炭以外的产业链，“不要因为市场形势好而耽误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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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7月，地级市榆林设立。此后不久，煤炭行业迎来“黄金十年”，榆林顺势而起，经济增速一路领跑，也造富一批“煤老板”。
但好景不长，资源型城市很快陷入困境。从2013年开始，坊间陆续出现“陕西第二增长极榆林濒临覆没”“榆林经济归零”等质疑。2014年9月，时任榆林市长陆治原曾专门邀请媒体座谈回应外界关切，他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今年（2014年）榆林的煤炭产量大概在3.7亿吨左右，如果每吨按照下降200元计算，就少了700多亿元的增加值。拿去年来说，我们全年完成煤炭产量3.4亿吨，每吨下降200元，就是少了600多亿元的增加值，如果把这600多亿元的增加值算进去，我们去年的GDP就很大了。”
2013年，榆林GDP为2846.75亿元，但增速由此前多年的两位数降至个位，同比增长8.8%。在官方看来，这“不是榆林经济自身出了问题，而是国际国内大环境所致，特别是煤炭价格下降所致”。
榆林市政府官网显示，榆林矿产资源富集，潜在价值超过46万亿元，“特别是煤、气、油、盐资源富集一地，组合配置好，国内外罕见，开发潜力巨大”。其中，煤炭预测储量2800亿吨，探明资源储量1490亿吨，占到全国1/5，占陕西全省86.2%，占全市面积54%。
也就是说，在榆林43578平方千米地界上，平均每一平方米的土地下都蕴藏着6吨煤。
而榆林与煤炭的关系，似乎是绕不开“价格”的。当地媒体曾披露榆林的一个怪现象：煤价一高就忽视抓经济，形势一好就放松调结构——这一点，过去十多年间曾发生在多个资源型城市身上。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在受访时强调，一定要认识到“绿色转型也是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榆林煤炭交易中心不久前还因为煤价问题被约谈。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9月7日消息，监测到榆林煤炭交易中心发布煤价不实信息后，国家发展改革委、陕西省发展改革委立即责成榆林市进行调查，陕西省榆林市成立煤炭价格上涨舆情专项调查组，对其所载内容进行专项调研查证，同时对榆林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国家发改委提示称，各相关企业、机构和自媒体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杜绝恶意炒作煤价、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行为，自觉维护煤炭市场稳定。国家发改委将持续加强信息监测，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此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做好煤炭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事实上，2017年以来，煤炭等能源价格保持高位运行，榆林被认为再次迎来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期和战略窗口期。“机不可失，必须牢牢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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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也是有惯性的，转型并不容易。榆林的策略是，往高端走，向下游去。
2018年，榆林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发展 打造世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地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原料向材料转化、从大宗化学品向终端应用品拓展、从产业链中低端向高端迈进的三大目标。
为此，当地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推进机构——榆林市高端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指挥部，全权负责能源化工基地高端化推进工作。
由市委书记任总指挥，市长任执行总指挥，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任副总指挥，市发改、工信等13个部门和榆神工业区、榆横工业区、榆能集团主要负责人为成员，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榆林市委书记李春临曾公开表示， “榆林煤”就好比是煤炭中的“茅台酒”。榆林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依托资源优势，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篇“大文章”，也就是把“榆林煤”这一自家地里长的小麦，不仅要磨成“面粉”，还要做成“面包”“蛋糕”。
不过，尽管榆林把“煤化工”作为走出“资源陷阱”、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外界对这种典型的高碳产业却是有争议的。
一方面，基于我国缺油少气、煤炭相对丰富的特点，适度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是实施能源替代战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但同时，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在受访时表示，煤化工再怎么提高附加值，也是以煤炭为原料，制造过程伴随着大量碳排放，“所以更长远地来看，应该下决心把煤降到最低限度，不能沿着煤炭走到底。”
高碳产业能不能走出一条低碳排放的新路子？在陈耀看来，不是不能，而是需要高技术、高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设备、工艺等水平。他同时提醒，若仍是他前两年在榆林调研时的情况——以县域企业为主体来做这件事情，则离新形势下的新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城叔注意到，榆林市统计局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榆林市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研究》提到，尽管三次产业结构性问题有所优化，但二产仍是“一枝独秀”。“我市属于成长型资源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资源的开发利用，当前仍是初级能源主宰城市命运的发展格局。”
从公开信息来看，榆林也在探索更多可能。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榆林给出的任务事项包括：
建成投运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院榆林分院，推进国科大能源学院重大项目联合攻关，实施现代煤化工与石油化工互补融合、可再生能源与储能高效融合等六方面的创新示范。
出台碳达峰行动方案，实施煤化工+氢耦合等示范项目，启动建设西北大学碳中和学院。统筹发展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通过竞争性配置撬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新增新能源装机300万千瓦。
依托华秦氢能产业园，布局全产业链项目，打造中国西部氢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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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榆林的发轫，也不过20年时间。
2000年，榆林GDP仅为105.05亿元，排在陕西第七位。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089.66亿元，排在全省第二，呼包鄂榆城市群首位、西部第七。
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镇体系示意图 图片来源：《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
应该说，头顶“中国版科威特”光环的榆林，凭借西部大开发及煤炭开采等机遇，实现了经济规模上的跨越，但其社会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速度并不相称，榆林官方几年前将这种境况总结为“经济发展较快的落后地区”。
彼时，出身榆林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表示，榆林这么多年没有真正意义上发展，只是经济增长。
从这个层面来讲，榆林与自身正在谋求的城市定位以及陕西赋予其的使命还有较大差距。2019年初，榆林市政策研究督查办公室官网发布的一份调研报告，将榆林与周边城市进行对比———
从当时数据对比来看，在陕甘宁蒙交界区域16个城市中，榆林经济总量排名第4，仅次于鄂尔多斯、包头和太原（因2017年内蒙古经济数据“挤水分”，目前榆林超过鄂尔多斯和包头）；
从民生发展来看，虽然榆林率先实行15年免费教育，神木率先全民免费医疗，但是总体民生保障水平处于中游位次；
从城市竞争力（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来看，延安、大同、乌海等一些经济体量不及榆林的城市却在一些竞争力榜单上排在榆林之前，这也是值得反思的方面。
对于这种城市发展的差距原因，榆林市发展研究中心李狮、王项等概括为三大制约性因素：“第一，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规划前瞻性不足；第二，开放程度不够，市场化水平不高；第三，干部思想保守，行政执行力不强。”
举个例子。“榆林10年前就已选址规划体育中心、展览馆、图书馆等重大基础设施，却将规划一改再改，建设一推再推，今年（2019年）才正式动工。”这方面缺少大同、延安这样的魄力。
作为陕西第二大经济强市，榆林显然还应该承担更多。去年10月末，榆林市副市长王华胜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透露，西安、榆林“双核”战略即将纳入全省“十四五”规划，在“一城独大”的陕西，这一消息一度引发广泛关注。
不过，“双核”战略最终并未写入陕西省“十四五”规划，只是明确“提升西安国家中心城市能级和建设榆林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并将支持榆林建设全国性交通枢纽和呼包鄂榆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到2025年城区人口规模达到100万人。
从经济上来说，榆林是陕西除西安外最重要的增长极。从能源上来说，榆林的角色又不只限于陕西——除了“西煤东运”，它还是“西气东输”的重要源头、“西电东送”的主要起点。
在此能源重镇，一场全新的“能源革命”正在酝酿。
国家能源局去年9月在答复《关于建设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的提案》中表示，“原则支持陕西省创建榆林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考虑到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内涵深刻，还需进一步系统研究，细化示范区创建方案。”
而提出这一建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院长刘中民认为，各种能源“单打独斗”难以实现减碳目标，仅关注某个项目或几项技术，不足以看清发展趋势，一群最先进的技术放在一起，也未必就能形成高效、先进的技术体系。
“从整个区域出发，通过技术协调互补带动不同能源之间产生耦合，才有可能让产值升上去、让排放降下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试验，亦是榆林千载难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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