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略导读
中国经济要“稳中求进”。稳什么？不是稳增长，而是防范金融风险；进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注一个时期的经济，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风险点在什么地方，要清楚风险点，因为风险搞不清楚，麻烦比较大。第二个问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新增长点到底在哪里。所以，对于未来风险点的判断和增长点的判断是两个最主要的问题。那么对未来几年，这两个问题怎么判断呢？
风险在哪里？决策层已提出一个重要的判断――未来我国的风险主要是金融的风险，不再是别的风险。这是个重大调整。过去我们把风险都判断在经济发展上，认为经济增长一旦太慢，增长速度低于7～8%就会爆发风险。所以，过去经常提“保增长、稳增长”，原因就是认为风险主要在经济增长方面。2017年年初开始，决策层正式提出中国经济未来的风险不在经济增长方面，而在金融方面，所以提出要防范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成了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未来的新增长点在哪里？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供给侧结构方面，提出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改革的提出表明，已经判断未来的主要增长点在供给侧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决策层讲得最多的两句话：一句是防范金融风险，一句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这是对未来这个时期两个主要问题的判断：风险主要在金融方面，要及时防范金融风险；经济的新增长点在供给侧方面，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面，和大家讨论一下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一、六条对策防范金融风险
防范金融风险，是决策层判断未来我们将面临的主要风险。怎么防范金融风险？到现在为止，一共提出六条对策。
对策1：抑制资产泡沫
一般来说，金融风险往往是因为资产泡沫破灭引起的，所以，抑制资产泡沫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件事。什么叫资产泡沫？就是资产价格涨得太快。
众所周知，价格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消费品价格，英文缩写是CPI。消费品价格如果涨得太快，叫通货膨胀。第二种价格是投资品价格，英文缩写是PPI，例如钢材的价格、水泥的价格、配套装备的价格等。投资品价格如果涨得太快，叫经济过热。第三种价格就是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涨得太快，叫资产泡沫。我国主要统计两种资产价格，一种是股票的价格，一种是房子的价格。
1. 资产泡沫的形成不在股市的三个原因
在中国，资产价格一般就是指股价和房价，所以，抑制资产泡沫就是防止股价涨得太快+防止房价涨得太快。而这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实际上并不包括股价。我们估计未来五年内，股票价格不会涨得太快，可能资产泡沫的形成不在股市上，股市基本上是个慢牛。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是证券监管部门把对上市公司监管作为首要任务，对内部交易、买壳卖壳、资本大鳄的行为等非常关注，尤其是现在大数据随时可以发现每支股票的异常波动，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估计，股价涨得太多的可能性基本不大。
第二个原因是现在对场外配资非常关注。股价涨得太快往往是场外配资引起的，像2015年的那次股灾，就是银行的场外配资引起的，所以现在对场外配资非常关注。只要有一点点苗头，就很关注。2016年，保险资金跃跃欲试，要进入股市，引起了证券部门的极大关注。一开始是万宝之争，宝能进入万科要争夺控股权，后来收购南玻（南玻是我国玻璃行业的“黄埔军校”），引起了整个经营班子的集体辞职，后来又要收购格力，导致董明珠小姐上京告状。
当然，全世界保险公司都可以入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保险公司入市，要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价值投资，就是不能控股，不能琢磨更换领导班子的问题；第二个是长期投资，不能今天进明天出。像恒大，今天进明天出，这就违规了。去年保险资金的行为，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极度关注，就是因为担心保险资金的场外配资，引发股价的过快上涨。所以去年对恒大、宝能这些保险公司的处理就表明监管对场外配资已经非常警惕。在这个条件下，我们估计股市涨得太多的可能性基本不大。
第三个原因是现在IPO的速度很快，一个星期最少有四五家企业上市，在这么多企业上市的条件下，估计股价涨太多的可能性基本不大。
基于这三个原因，我们估计资产泡沫不会产生于股市，股市未来能做到慢牛就不错了。
2.抑制房市资产泡沫的两个办法
所以这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的重点实际上是房市而不是股市。担心房市出问题，担心房价涨得过快，引发泡沫，泡沫一旦刺破就很麻烦。所以这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抑制房价过快地上涨。房价的过快上涨就会形成资产泡沫，这是个大问题。现在抑制资产泡沫的目的既不是让泡沫继续吹大，也不是现在刺破，所以叫抑制资产泡沫。我们统计了一下，中国的财富68%表现为房产，房地产泡沫一旦被刺破，影响了所有人的财富缩水，可能非常麻烦。抑制资产的办法有两个：
一个是中短期对策，就是现在的限购限贷，尤其是一二线城市，限购限贷非常严格。限购限贷的控制核心是控制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因为这种需求拉动了住房供给不是为了满足刚性需求。房地产泡沫的关键是住房供给不能过多地超过刚性需求，一旦超过，泡沫就被刺破了。比如说，平均每家五套房了，泡沫就刺破了。所以，防止或抑制房产泡沫的核心就是住房供给不能过多地超过刚性需求，超过刚性需求的就是因为投资和投机需求太大了。
一般来讲，住房有居住功能，但同时必然带来另外两个属性：一个是金融属性，一个是投资属性。这两个属性必然引发两种住房需求：一种是投资性需求，一种是投机性需求。投资性需求不是为了买房子住，是为了未来收房租；投机性需求就是为了炒房价。这两种需求虽然拉动了住房供给，但往往会使住房供给超过刚性需求。而现在中国这种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又非常旺盛，因为人们发现抵制通胀的唯一办法就是房子。像一线城市，有的房子涨了差不多十倍，刚好可以抵抗通胀。
2002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只有16万亿，而今年6月底已经到了163万亿，翻了十倍。房价可以抵御它，所以人们经常有这种投资和投机需求的冲动。但大家都有这种冲动的话，最终一定会是住房供给超过刚性需求。因此，要抑制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唯一的办法就是限购限贷。一线城市一家可以买两套，两套是够住的，但大家都想买第三套和第四套。第三套和第四套房子就属于投资或投机性需求，都想买，而且不惜以假离婚来解决。
今年年初，我去深圳，一个学生来看我，领了办公室另外三个人。我们在一起喝咖啡聊天，聊着聊着，听说他们都离婚了，就因为买房子，而且买了以后就不想再结婚了，因为离了太自由了，结什么婚。我听了很震惊，这就是投资和投机性需求，这种需求非常之旺盛，不抑制的话，最终使住房供给一定超过刚性需求，泡沫将被刺破。有人的限购限贷很有意见，但没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抑制这种投资和投机性需求，不至于使房子供给超过刚性需求，泡沫才不容易刺破。所以，中短期对策的限购限贷，我估计将越来越严格。
另外一个对策就是长效机制，长效机制得要抑制房价才行。像最近讨论的共有产权和租售同权都属于长效机制。尤其是最近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长效机制，就是调整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要调整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空间布局的调整可以抑制房价的过速上涨。雄安新区的提出实际上是要调整北京的发展空间布局，北京的非首都功能都将转向雄安新区，北京只保留首都功能。首都功能就是四件事：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文化中心，科学创新中心。除了这四个之外都属于非首都功能，那就要迁出北京，转向雄安新区。
比如，经济中心不属于首都功能，大量企业得迁出北京，不是一个两个企业，我估计央企总部大部分得迁走，迁向雄安新区。再比如，北京不是教育中心，不少大学得搬家，得迁。北大清华不会迁，但是扩大规模不行，要扩大规模可以在外地办分校。北大最近在深圳办分校，北大医学部准备迁往雄安新区。根据最近公布的具体方案，不少大学得迁出北京。又比如，北京不是医疗中心，现在北京看病的人85%是外地人，分解医疗资源，明确北京的名医院在北京都不能再扩大规模了，要扩大可以在外地办分院。这些非首都功能都将离开北京，已经正式公布了要离开的单位，包括一些行政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这么多功能走了，还有多少住房需求，这些需求的降低，房价当然就得以控制。
过去把上海叫做中国的经济中心。但其他国家不把自己的城市叫做经济中心，像纽约、伦敦，都叫金融中心。上海的一些功能可能也得迁离，哪一个地方来承载上海分离出来的功能，需要研究。未来的广州深圳，也需要分解功能，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都是要调整空间布局来解决问题。我想，要调整空间布局，有四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调整之后再冒出四个一线城市，中国经济再持续增长20年没有问题，所以叫千年大计。我估计未来抑制资产泡沫将更多讨论长效机制。
防范金融风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抑制资产泡沫，现在正在全面推进。
对策2：稳住外汇
外汇出问题一样会引发金融风险，所以要稳住外汇。去年5月以后，我们的外汇表现不稳，两个压力很大：一个是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非常大；一个是外汇储备量的减小的压力非常大，今年1月外汇储备量减小到了3万亿以下。去年6月以后，国务院提出两个不能：一个是人民币不能持续贬值；一个是外汇储备量不能持续减少。这两个如果爆发的话，就必然引发金融风险，所以提出了稳住外汇来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怎么样实现稳住外汇的目标？
第一，外汇体系改革上已经放开的部分，不往回收了，不会倒退到资本管制上来。比如一个身份证一年可以换五万美金，放开了，就不再往回收了。所以去年11月谣传一张身份证不准换五万美金了，我就说不可能，只是登记一下干什么而已。再一个就是孩子海外求学，学费生活费已经放开了，只要孩子拿到外国学校入学的offer，要多少外汇换多少外汇。再一个就是自贸区的企业，像上海自贸区的企业，已经答应他们在海外投资，拿到海外合法法律凭证的可以换外汇。所以，凡是已经放开了的外汇体制改革，不往回收了。
但是没放开的，暂时停止了。就个人来讲，有三个海外投资完全停止了：第一个是海外不动产投资，基本做不成了，当然过去也没放开过。第二个是海外证券投资，过去没放，现在彻底停止了。第三个是海外的保险投资，现在停止了。我们放开的海外保险是消费类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投资类的没放，现在彻底停止了。
第二，海外并购凡是技术类并购继续支持，比如海外收购芯片企业、半导体企业等，但是非技术类一律严格审查，像海外买酒庄，买酒店，买足球队，买俱乐部，房地产投资等等都严格审查了。不把外汇储备消耗在非技术类的并购上。
第三，“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将全面使用人民币投资，不再动用外汇储备。因为“一带一路”投资，我们是主导方，使用人民币投资，稳住外汇。我们在不断地做不少国家的工作。欧洲央行收购了相当于5亿欧元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实际上这是一个信号，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来减少对外投资的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的消耗。
总体来看，稳住外汇储备的办法主要是这三个，现在看来基本上稳住了。估计外汇出问题引爆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在减小。去年11月，决策层已经估计到人民币贬值的最坏结果了，但是到了1:7就基本停止了，贬值的情况基本稳住了。外汇储备的减少也基本稳住了，今年2月起，外汇储备量在不断地增加，6月以后，又增加了对美元外债的购买，外汇储备稳定在3万亿以上。
稳住外汇的办法，我们基本上使用了市场的方式，是服务、服从于国内的需要的。所以外汇引发国内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在减小。当然，可能影响到了一些海外投资，估计好多企业的海外房地产现在是半拉子工程，钱出不去了，以后都很难再做了。
对策3：稳住债务
债务链条断裂，最后一定会引发整个金融风险，所以要稳住债务。债务分三种：个人债务，企业债务，政府债务。
第一个是个人债务，分析发现，现在个人债务不高，不会引发金融风险，就算把去年的房贷增加了4万多亿加进来也不高，中国人总体比较保守，很少借钱消费，一般储蓄的倾向比较重，而且一般老琢磨儿子孙子咋办的问题。美国人认为，把自己这辈子赚的钱彻底消费完是最佳人生，我们认为留财富给后代是最佳人生，所以不会有太大的负债。为什么高薪养廉在中国行不通，在美国却又可以？美国只考虑本代人的问题，一点钱就够了；我们是考虑孙子重孙子的问题，没法高薪养廉，因为养的不是自己，而是儿子孙子。这是民族性格问题，所以中国人不会有太高的负债消费，个人债务不大，不会引发太多的金融风险。
第二个是企业债务，企业债务现在总体来讲偏大，但偏大的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负债不高。最近公布了民营企业500强，研究了他们的负债率，其实不高。所以这一次降低企业负债率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去杠杆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重中之重，这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国有企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要降负债率，去杠杆。
第三个是政府债务，现在看来，中央政府的债务负债率不高，在非常合理的控制范围之内。现在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偏高，且潜在债务比例比较高。潜在的政府债务是指实际为政府债务，但是没有表现为政府债务。过去地方政府靠融资平台来借债，成立一些融资类的公司，把土地和高速公路装在里面来融资。融资平台政策现在做了严格界定，很难做了。结果从去年开始，地方政府创造了两种增加潜在债务的办法：一种是PPP制度，许多地方政府为了GDP的增长，无限度扩大PPP的范围，导致通过PPP而引发的潜在债务不断增加。另一种是产业引导基金。地方为了服从产业结构调整，搞产业引导基金，有1万多亿。产业引导基金如果拿财政的钱是可以的，问题在于好多地方政府用银行的钱。从今年8月起，全面清查地方的潜在债务，而且这一次的提法叫终身追溯领导责任。
对策4：治理金融乱象
金融乱象的持续最终会引爆金融风险。前几年金融改革推动的速度很快，有一项金融改革可以说一枝独秀，就是放开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个改革方向是对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是以银行融资为主的国家，银行融资的都是债务资金，未来要放开非银行融资机构才行，只有非银行金融机构才能融到资本金。
前几年，我们放开了各类投资公司，大面积地放开了各类基金（重组基金、产业基金等），而且放开了保险公司，批准了50多家保险公司。这都属于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个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在放开过程中的规则没有跟上，所以出现了所谓的金融乱象。比如说，谁都可以办投资公司，租个门面房装修一下就是投资公司，高息敛钱，钱一到就跑了。对投资公司准入的条件没有设计，运行规则没有监管，结果出现了大量投资公司。最后导致从2016年开始，大量的线上、线下投资公司出事，线上像e租宝等，线下投资公司上海、北京是重灾区。为什么呢？因为在放开的时候，准入条件和运行规则没有设计清楚，所以大量出事。2015年下半年，我专门考察过这项改革的效果，跑了不少线上、线下的投资公司。考察之后，我的一个重要感觉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基本不能维系，一旦商业模式不能维系，最后就是问题。他们答应客户的回报率在20～30%，那么自己的回报要在40～50%，这么高回报的商业模式不可能维系，一旦断裂，问题就出来了。
2016年全国两会之前，哇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先生来北京。他的新书发布会之后，我问他，实体经济回报率多少是正常。他告诉我，7～8%已经很不错了，10%以上是要付出洪荒之力的。而大量的投资公司回报率都在20～30%，这种商业模式怎么可能维系？结果大量线上、线下的投资公司出事。最近批投资公司的难度就大了，有人说这是改革的倒退，不是倒退，而是要解决问题，没办法，只能往回收。
再一个就是放开了各类基金，产业基金、证券基金、过桥重组基金等，放开是对的，但基金的特点是拿自己的钱投资才叫基金，但是好多基金公司自己没有钱，而是拿银行的钱投资。银行的外围资金大量地进入了各类基金，这是严重违反规则了。银行的钱是不能进入基金的，一放开后，很快把股市又炒起来了。今年年初股市回落，原因就是清理外围资金，好多机构运作不了了。这种基金是有问题的，现在开始清理各类基金。有人说这又是改革的倒退，不是倒退，得要规范规则才行。
再比如说，前几年放开了几十家保险公司。懂行的人愿意办保险公司而不愿意办银行，因为保险公司是不能破产的，银行是会破产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那么多商业银行破产，唯独保险公司政府力保，因为它有保障功能。放开了五六十家保险公司，放开是对的，但是规则没有搞清楚，比如保险公司入市的原则没有搞清楚。保险公司可以进入股市，但是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价值投资，一个是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不能考虑控股权，不能更换经营班子。长期投资不能今天进明天出。宝能和恒大，要么非价值型投资，要么非长期投资。
这些都属于金融乱象。金融乱象不治理，会引爆金融风险。从今年4月开始治理金融乱象，这一方面的工作在持续推进，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不断地发放各种文件，核心都是治理金融乱象，要界定新的规则，来防范金融风险。
对策5：调整货币政策
从1997年到现在，我们一直实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货币的投放量有点偏大。许多金融风险就是货币掌控不好引起的，所以，今年年初开始提出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反映货币政策情况有三个指标，也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货币有三个口径：第一个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反映新增货币投放量，过去这项指标很高。2008年货币增长量是30%，后面几年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证明货币供应量很大。第二个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它反映存量货币的运作情况，降准往往是更多的货币投放量，近四五年来，存款准备金率从20%降到15%左右，等于大量的钱流出来了。第三个是央行的逆回购，央行通过收购商业银行的价值符号来调整市场货币。如果发现市场钱太少了，就收购社会上的央行商业票据，一收购货币就流向市场，货币增加了。
今年，这三个指标都开始调整了：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降到了两位数以下，6月底只有9.4%，这是近20年来第一次降到两位数以下，说明新增货币投放实际速度在放慢；存准率一直维持在15%左右，没有降准，那就说明存量货币不想太大地扩张；央行逆回购向市场投放货币今年是最少的。从指标上看，确实转向了稳健的货币政策。
未来的货币政策怎么调？是6月份定的。6月份主要看两个论坛，一个是上海的陆家嘴论坛，一个北京的五道口论坛。这两个论坛释放的信号就是货币政策四个字――“不紧不松”，就是稳健。紧接着，7月，全国金融会议上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过去一直宽松，稳健就是紧，所以出现了钱荒，资金紧张。这样一来就告诉企业，经营战略也得调，高负债高增长的企业都运转不成了，因为在过去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企业可以借新债还老债，不断能维系高负债高增长的状态，一旦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没法维系了。好多企业就提出轻资产战略，王健林开始卖资产了。为什么呢？因为维系不下去了。所以大家对未来资金的紧张情况要有思想准备。资金荒估计会延续两到三年，因为我们要有适应过程才行。
对策6：稳住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如果长期处于萎靡不振、亏损和盈利的边缘，甚至出现大面积的亏损倒闭，一定会引发金融风险。怎么稳呢？就是要让实体经济有一个正常的盈利能力才行。如果实体经济都处于亏损和盈利的边缘，那么谁都不愿意搞实体经济，所以大家都没有信心，实体经济越来越糟糕，得尽快改变这个状态。怎么改变呢？让实体经济有正常的盈利水平，最直接的做法就是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因为成本和盈利成反比，成本降低了，盈利就增长了。
让实体经济从亏损的边缘走向盈利，降成本是最主要的一个办法。怎么降成本呢？企业成本分两种：一种是人力资源成本，现在人力成本很难降，因为中国处于劳动力短缺时期，工资给不够，新新人类宁可失业也不干活，未来几年内，中国的人力成本会继续上升，这个成本是降不了的。另外一种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是制度设计引发的成本，是人为设计的，制度成本是可以降低的。所以降成本的重点是要降制度成本。我国的制度成本包括五个内容：
第一个制度成本就是税费，我国实体经济明显税费偏高。有人讲我们的税不高，美国比我们还高。这个没法比，因为税制不一样。美国是直接税为主的国家，什么叫直接税呢？就是赚了钱再交税，赚了钱以后考虑多少是利润多少是税收。我国是间接税为主的国家，什么叫间接税呢？就是行为税，有行为就得交税，像营业税、增值税，不管赚不赚，有行为就得交税。中国企业税负为什么偏高？税制设计有问题，不管有没有赚钱，有行为就得交税。怎么办呢？要调整，要将间接税为主改成直接税为主，大面积取消行为税，像营改增就是这类。未来，增值税是取消的，间接税是消费税和资源税。去年营改增搞了一年，国务院说减税减了6500个亿，结果我到企业调研，企业都说没有减，不仅没有减还增加了。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一件事情两个不同的评价。总理还专门调研这件事，开的是企业座谈会，把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找来了，问他到底减没减税。任正非说能抵扣的都减了，关键有好多不能抵扣的没减，例如在市场买了10斤豆芽，不给开发票就减不了。总理就笑了，说你这个例子太极端，不至于每天买豆芽吧。后来任正非告诉总理说，我们华为算了一笔账，如果要抵扣税，我们要雇200人来做这件事，这200人工资比减的税还高，就不干了，所以没有减。这就说明我们的方法和环节有问题，得想办法调整才行。国务院把税费调整仍然作为重点工作，降低税费来增加企业盈利，降低企业制度成本。
第二个制度成本是企业交的三险一金或者五险一金偏高。有人计算过，我国企业交的这项费用是国际平均水平的3～6倍。详细算过，是越南的6倍，所以中国有的企业跑去越南投资了。过去设计偏高，是因为未来的社会保障就靠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实际错了，其实我们交的税里有一大部分用于社会保障，不是光靠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的缴纳，所以过去设计偏高了，应该降低才行。
第三个制度成本是企业的租金太贵，因为地价太高。最近在上海调研发现这么高的租金，我都很吃惊。开始以为是开发商把租金弄高了，一开座谈会，开发商告诉我说：魏老师，你们搞错了，地价太高，租金降不下来。这么高的租金，企业没法办，所以要想办法降租金才行。
第四个制度成本是企业的融资成本总体来讲仍然偏高，得想办法降低融资成本。
第五个制度成本是企业的商务费用太高。我就纳闷：反腐败，商务费用应该降下来才行啊，怎么还高了呢？调研后发现两种情况：一是有的政府部门把这件事情给中介了，企业办事费用很高。另外一个是在反腐败的时候没有把权力拿过来，导致商务费用仍然偏高。要降商务费用才行。
总体上，目前企业的制度成本，大致就是这样5项内容：税费、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租金、融资成本和商务费用。我们算了笔账，如果企业的制度成本降10%，50%的实体经济就可以摆脱亏损，进入盈利；如果降20%，90%的企业将进入正常盈利状态，整个经济就将被稳住。所以降低制度成本是个大问题，制度成本如果不降低的话，很难进一步推动金融风险的防范。我估计下一个阶段是想办法降成本，让企业的盈利达到应有的水平才能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
总体来讲，目前防范金融风险就是这六件事，做好这六件事就能防范中国产生金融风险。只要金融风险不爆发，中国经济就会持续稳定增长，所以现在把风险的重点放在金融风险上是有道理的。可以看到决策层的意志非常坚定，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在组织结构上保证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如果能够防范住的话，中国经济保持20年的持续增长是没问题的。过去把风险点放在增长方面，有一套做法；现在把重点放在金融上，又有另外一套做法。这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选择，建议企业要关注这个问题。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件要事
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未来的增长点在哪里，经济增长的重点将在哪里？增长的方向在供给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指我们未来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来源于供给侧。
经济学家把人类生活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需求侧，一个叫供给侧。需求侧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外需、出口等；供给侧包括消费品供给、投资品供给，还有供给结构，等等。目前认为重点是供给侧结构方面，所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四件事：
1.调整经济结构
要调整经济结构，要寻找新的增长点。调整新经济结构，未来要推动新增长的三个产业：一个是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个是服务业，一个是现代制造业。
2.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过去我们的增长方式是靠要素如劳动、货币、土地等的投放，现在都不好办了，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得靠创新，叫创新驱动，提出产品服务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创新等等，要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
3.调整开放战略
过去的开放战略是搭别人便车，搭了30年，用两句话说就是：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利用国际市场吸引外资，利用国际资本，都是搭别人便车。但光搭别人便车，最后没有朋友了。光搭别人便车，中国发展这么好，这种战略不能再搞下去，否则富了也没有朋友，不受人尊重了。所以得调整开放策略，既强调搭别人便车，也强调别人搭我们便车。别人搭我们便车的重点调整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就是开放战略的调整。
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怎么深化？改革开放到明年就整整40年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就得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就得改什么，不能笼统地讲了。
改革开放的结果是我们中国人都成为有产者了，成为有产者就担心一件事――财富安全不安全。如果不安全就移民了，移民不是因为外面的空气好，不是教育条件好，是担心自己的财富。既然大家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就必须改革，保护产权。如果不保护产权，人们会永远很担心，就没有增长的动力，所以重要的改革是保护产权。今年两会有一个重大成就，就是通过了《民法总则》，今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保护个人产权，有详细规定。
整整发展了40年，虽然财富增长很快，但环境越来越糟糕了。环境是个大问题，必然要推动生态文明的改革，而且绝不姑息，对环境的侵犯决不允许。过去穷的时候，没吃没喝，先把温饱问题解决再说，哪里会考虑环境问题，放点废水排点废气，还能忍一下。人富裕之后，命就比较贵了，现在绝不容忍了，所以生态文明改革就启动了，而且态度极其严厉。最近15%的企业因为环境问题关闭了。
最近我去一个地方，人家说：关了20%的企业，魏老师，这怎么干？我说，关就关，人都没法住了，搞什么财富，一定是生态文明改革，而且坚定不移。这是新的改革，因为我们到了这个阶段，环境那么差，还不改，那就出问题了，所以生态文明改革就成了改革的重点。我看凡是提前解决了污染的企业，这次都没有问题，而且现在有很大的市场，因为别人生产不了的，市场很紧缺，你能生产你就有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必然的，因为关了这么多企业，市场都给了你，价格还能不涨吗。所以，凡是顺应改革的企业，都有竞争优势。生态优势，是有意义的。
大家注意，这次提到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大家担心财产安全，就保护产权；大家关心环保问题，就进行生态改革。这个持续改革会进一步推进。
总体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就是这四件事：一是调整经济结构，寻找新增长点；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的要素投放转向创新驱动；三是开放政策，由过去搭别人便车，变成搭别人便车的同时也让别人搭我们的便车，“一带一路”；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就改什么，产权改革、生态文明改革都成为重要的问题。
所以，现在决策层对中国未来经济两个重大问题的判断，一个是风险在哪里，一个是增长在哪里。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所以要防范金融风险；增长主要是供给侧方面，所以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文重点就是两句话，一句叫防范金融风险，一句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把这两句话统一起来，叫“稳中求进”。未来的整个增长方略，也即未来的主要指导对策，就是“稳中求进”。稳什么？不是稳增长，而是防范金融风险；进什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估计这句话可以管5年。谢谢大家！（根据魏杰教授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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