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我们越追求意义，越感到意义缺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郝汉，编辑：程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虚无时代”，我们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这确实是个难以回答，又不可逃避的问题。

近日，在烈日荡涤万物的广州，硬核读书会见到了周濂，和他聊了聊“虚无”这个话题。对于“不断追求意义，又总是感到缺乏意义”这一当代病症，他开出了他的药方。

卡尔·荣格说过，“人类无法容忍没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也都建立在对这一问题的孜孜探索之上。

过去，人们往往将意义的问题寄托于上帝、神明等宗教性超验事物，随着人类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探明，一切超越性存在的神圣魅力不再，当尼采在1882年终于说出“上帝死了”，他也宣告了“虚无时代”的来临。

在超自然实体轰然崩塌的世界，人类感到突然被抛进了“冰冷、黑暗的众神遗弃之地”，善恶是非开始混淆，人群由此告别崇高，技术的精进昌明之下，日常生活却只剩“可怖的单调感”，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即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此时我们仍然会感到，对于有关生活的问题，人们尚未出窥门径。”

在“虚无时代”，我们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这确实是个难以回答，又不可逃避的问题。

著名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虚无时代》近期引进出版，这本书通过对那些最优秀的头脑（包括哲学家、诗人、剧作家、画家、心理学家等）的思想与作品的调查、研究与梳理，来试图回应这个困难重重的问题。

作者认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荣格、胡塞尔、易卜生到毕加索、鲍勃·迪伦，从心理学、现象学、神智学，到印象派、波普艺术、爵士乐……这些才智卓越的灵魂们及其创造，对世界意义的再发现正在弥补“上帝之死”的意义缺位，给当前的人类境遇带来了积极而有力的慰藉，并构成了当代文化的重要DNA。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濂从学生时代便开始读尼采，早早地关注到“虚无”这个话题，并坦言，青年时期的自己也具有比较深刻的“虚无主义”倾向。

在《虚无时代》的推荐语中，他如此写道，“当诸神隐退，虚无主义这个最阴森可怖的客人终于按响门铃，普通人会从狂欢中惊醒，因为过度惊吓而四肢瘫软，而真正的勇士则会挺身而出，穿越贫瘠的大地，探访精神生活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寻找生存的勇气和生活的意义。”

两年前，《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刚出版时，“佛系青年”是堪比“躺平”的年度网络热词，周濂曾不留情面评论道，时下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与“奴隶道德”。

在他早期的杂文集《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中，他也讨论过生活之意义，并认为它既不在于从紧密的生存质感中，用一刻去体认一生，在刹那间领悟永恒，执迷于过分琐碎的生活，也不能如尼采般狂飙突进，轻视一切，如此的唯一后果将是生活的崩溃。

近日，在烈日荡涤万物的广州，硬核读书会见到了周濂，和他聊了聊“虚无”这个话题，对“不断追求意义，又总是感到意义缺乏”这一当代病症，他开出了他的药方。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杰出青年学者，曾任哈佛燕京、牛津大学访问学者。著有《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的可能》、《正义与幸福》等。

“佛系青年”的内核是“虚无主义”，但“躺平青年”或许并非如此

硬核读书会：我记得在前两年“佛系青年”这个词盛行之时，您曾公开地对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消极进行过批评，认为其内核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虚无”这个主题的？它何时成为哲学领域里的一个重要命题？

周濂：我大学的时候开始读尼采，很自然地就接触到了“虚无主义”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尼采在《快乐的科学》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上帝死了”。

上帝之死意味着什么？对于无神论的中国人来说，上帝活着还是死了，没什么意义，并不重要。但对于深受基督教文化传统影响的西方社会来说，“上帝死了”就意味着社会的道德基础垮塌了，人们似乎可以陷入到“怎么都行”的一种“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状态当中。

后来，海德格尔在《尼采》这本书当中特别解释了“上帝死了”的意义，他说，这意味着，“虚无主义者”这个最可怕的客人已经站在门口了，他开始敲门了。

尼采/wiki

我个人觉得，首先要明确的是，没错，是尼采说出“上帝死了”的秘密，但尼采不是杀死上帝的罪魁祸首。恰恰相反，尼采明确指认是普罗大众杀死了上帝，因为上帝知道人们的所有秘密，普通人对此不堪忍受，所以人必须杀死上帝。

其次，尼采虽然宣告了“虚无主义”的来临，但他本人并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正如尼采深受叔本华的影响，但他不是像叔本华一样的悲观主义者，恰恰相反，尼采要在“虚无时代”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具体怎么做？就是他所谓的“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认为，“虚无主义”的到来恰好提供了重估一切价值的机会，所以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高贵的虚无主义者”，通过权力意志和超人理想去直面虚无、战胜虚无，最终成为人生和世界的主宰。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尼采活在今天，他看到“佛系青年”这类说法的时候，会有什么判断？我觉得，他很可能是不认同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意志力衰退的表现，是生命颓废的状态，这恰恰是他特别要批判和否定的东西。

硬核读书会：几年过去，“躺平”开始流行，相比作为生活方式调侃的“佛系”，在“996”语境下的“躺平”似乎有更多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您认为二者有区别吗？

周濂：对于“躺平”，我会有别的态度，某种意义上“躺平”是现代青年一种曲折的抗议方式。他们通过这个方式迂回地挑战现有的游戏规则与社会秩序，通过不参与游戏，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尼采所谓的“奴隶道德”和他对于“虚无主义”的批评好像不能完全适用到这些青年身上。

另外，在一个现象或者概念出来以后，大家都在争夺对它的解释权。一些人想把“躺平”跟左翼运动结合在一起，对于“躺平”进行话语的再包装，试图把“消极抵抗”改写成“主动出击”，但好像这个解释方向的潮流如今也戛然而止了。

硬核读书会：您在早期的作品《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里讲到罗素的时候说，他超越了“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现在“犬儒主义”这个词比较少提到了，它跟“虚无主义”有哪些细微的区别？

周濂：“犬儒主义”不仅虚无，还沾沾自喜，它还嘲讽那些积极奋进的人。我甚至认为“犬儒主义者”对于这个时代的伤害可能会更大一些。

一个人可以不是任何教派的信徒，但依然相信永恒的东西

硬核读书会：著名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的《虚无时代》刚刚出版，您正是这本书的推荐人之一。这本书里，在伟大的神圣遭到祛魅、上帝已死的背景下，作者介绍了“人类最优秀的灵魂与聪慧的头脑”（包括艺术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科学家、心理学家及哲学家等）对生活其他路径和世界意义的探索。

您经常提到“追求卓越”，但您也说过“卓越”是一种“贵族气质”，注定是少数人才能获取的品质或者成就，彼得·沃森所提到的人物都是卓越的幸运儿。他们对抗“虚无”的经验对大多数普通人有借鉴意义吗？

周濂：彼得·沃森分析的都是各行各业，尤其在人文学科领域卓有成就的人。他们本身在这个社会当中获得了认可，生活自然会比较饱满充沛。但我认为，作者并不是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向他们看齐，比如说，要像尼采一样，或者像德沃金、哈贝马斯、托马斯·内格尔一样成就卓越。作者介绍这些人对这个时代所做出的分析，是希望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与帮助。

比如书中提到德沃金在晚年提出的“没有宗教的信仰”，一个人也许不是某个教派的信徒，但依然可以拥有对超验领域的信仰，相信永恒的东西。这其实给当下的许多人，提供了一种对抗“虚无主义”的途径：你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基督徒，或者任何具体宗教教义的追随者，但你依然可以去相信某种超越性的东西，从中获得“内心的平静”。对于高度世俗化的当今中国社会，德沃金的这个观点是有积极的实践意义的。

硬核读书会：彼得·沃森同时指出了，对于普通人而言，“超验性”的替补物可能是意识形态。

周濂：确实，中国社会是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当情感纽带缺失，人们又找不到归属感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选项就是国家，这个时候，成为“国家主义者”似乎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尼采的名言“成为你自己”，如今仅仅是句“口水话”

硬核读书会：您曾经说过，尼采是自己最珍爱的哲学家。他对尚处在⻘年的你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崇尚“躺平”的年轻人，他们能够从尼采那里获得什么思想资源?

周濂：尼采不否认人生实苦，人时不时会消极、颓废、悲观甚至绝望，但人需要重新发掘自己内在的意志力，重新去肯定“价值”本身，然后“成其所是”。不少学者认为尼采的“超人”是“种族主义”的概念，是吹嘘或颂扬金发碧眼的日耳曼民族，认为他们才是超人。

但是也有很多学者不再认同这个观点，比如查尔斯·拉莫尔就认为，“超人并不是一个不同的物种或一个更高级的种族，超人就是人自己——一旦他学会了肯认他真正所是的那个人。”

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曾经评价过这个观点，他说，尼采与歌德的根本主题是一致的，就是“个人如何滋养自己以图生长？”尼采的“超人”特别像歌德在《浮士德》当中所表达的观点——每一个人都要克服身上的恶魔，那种动物般的元素。

巴雷特说：“人必须把他的恶魔与自己融为一体，或者如歌德所说，人必须变得更善些和更恶些；树要长得更高，它的根就必须向下扎得更深。”每一个人都是天使与恶魔的结合体，尼采所设想的“超人”无疑是要向善、向好的，但这个向善和向好并不意味着一个道德意义上的浅薄的“好”，而是“权力”或者说“力量”得到增长的那种“好”。

并且，这种向善和向好一定是跟你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人心、人性的理解深刻地绑定在一起的，它们是个完整的统一体。之所以要把根向下扎得很深，是为了让树长得更高、枝叶生长得更加繁盛。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根扎得也不深，枝叶长得也不高，就是在浮土上面生长的小草，迎风摇荡，时代的风往哪吹，他就往哪儿倒。

歌德、托尔斯泰这些人，都是尼采意义上的“超人”，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你会发现托尔斯泰对于人心之卑劣、丑恶，对人世的苦难，认知的程度有多么的深刻，他的根扎得深，但与此同时，在这些小说中你依然能够感受到人性的光辉、自由的美好还有自然的宏伟壮丽，向上的枝叶也十分繁茂。用句古希腊的话，托尔斯泰、歌德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一个复杂的、内蕴丰厚的、完整的人，尼采希望人应该都成为这样的“超人”。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太高的要求。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每个人就想轻轻松松地当一株小草。

硬核读书会：您在《打开》里说过尼采的名言“成为你自己”“人如何成其所是”如今被庸俗化理解了、鸡汤化了，甚至沦为消费主义的口号。

周濂：没错，它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口水话，大家有口无心地说“成为你自己”。这些伟大哲人对人类历史与命运的观察、提炼和总结，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像是一句“陈词滥调”。

前两天听一个音频节目讲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这句诗刚写出来的时候，时人都觉得刷新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但是在一百多年后再读这句话，它居然成了“心灵鸡汤”。“成为你自己”“成其所是”尼采的这些话是如此直指人心，但也变成陈词滥调了，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把它挂在嘴上，我们以为我们反复说这些话，我们就可以“成其所是”，殊不知，我们是要反复地去做，真正把这些话语落实到我们的行动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成其所是”。

我们普遍有一种意义的“焦渴症”与“强迫症”，越是追求意义，越是意义缺乏

硬核读书会：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指出了当今西方社会的重要病症，即在庸俗化的“做自己”口号下，年轻人变得“自恋”“唯我”“个人主义”。他认为，在上帝死亡、神圣祛魅之后，“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如今则只剩下“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人类对内在自我价值的肯定与指认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关于自我的理解已经被严重歪曲，其解决之道在于对社群价值的重建。您会怎么看待查尔斯·泰勒的诊断与方案？

周濂：查尔斯·泰勒在特定的西方语境上做这样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是“无羁绊的自我”，每个人必然生长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或者人际关系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找到与周遭事物毫无关联的“纯粹的自我”，这确实是一个幻想。

比如说，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西方哲学，也接受了很多关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但我始终很清晰地意识到，我是个中国人，我从小到大受的古典诗词教育和中国文化的熏陶，这是我无法彻底与之割断的。你说这是“历史的负累”也好，或者说它是“意义的母体”也好，总之它是你看待与理解世界的背景。

但是另一方面，社群主义并不是天然的好东西，它在给共同体成员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同时，极有可能会对内造成压制性、对外造成排他性。当年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来北京时，我曾经采访过他，他承认“社群主义”的主张在西方有合理性与针对性，在东方则存在被歪曲和绑架的危险。

硬核读书会：您和陈嘉映在一次叫作“为现代生活辩护”的对谈中提到《价值的理由》中的一段话“事事都要显得合乎或明或暗的意义才是当代生活的重大疾病。我们倾向于把平平常常、琐琐碎碎的动机欲望上升为观念。”对于这个疾病，您的药方又是什么?

周濂：现代生活本身需要不断地得到辩护，这既是现代生活的特点，也是现代生活的病症。传统生活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活，自然而然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特别的辩护，惟当生活出现问题时才需要辩护，而现代生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因为不断处于变化之中、不断地出现问题，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辩护。 

当人沉浸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人既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也不会追问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意义。反之，当我们不断地停下来，反问自己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意义时，恰恰意味着人处于一种意义的缺失状态。也正因为此，现代人有一种意义的“焦渴症”和“强迫症”，因为缺失意义，所以不断反思，因为不断反思，所以把那些“平平常常、琐琐碎碎的动机欲望上升为观念”，因为这些抽象观念与实际生活没有联结，于是益发凸显意义的缺失，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面对此情此景，我没有什么良策。前不久我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过，首先还是要投入地去做事，去做那些看似微小却给你带来生活实感的事情，比如讲课、读书、写作，甚至于学一门新的乐器，或者做一次手工。只有把自己的生活和最实际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不至于觉得脚下是无根的。

中国人消解“虚无”的重要方式，是将它“审美化”

硬核读书会：查尔斯·泰勒认为，人类没办法克服对超验性的追求，在他看来，内心平静的生活只能靠基督教复归来完成。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显然是无稽之谈。在处理“虚无”上，我们似乎是一个例外。

正如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里所说:“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世界各国的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这‘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总像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一个一个中国人看到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

彼得·沃森在《虚无时代》的结语里也提到，一些人只是继续自己的生活，并在有能力的时候及时行乐，最世俗的人或许是满足感最强的人。您怎么看中国人对待意义世界的态度？这是一种幸运吗？

周濂：我以前读过这段话，特别喜欢。张爱玲确实冰雪聪明，说出了中国人消解“虚无”的主要方式就是把“虚无”审美化。我们现在也是把悲剧审美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悲剧本身特有的沉甸甸的分量就消散掉了。

除此之外，历史一直是中国人的“宗教”。我们讲究香火传世，从祖先到后辈连绵不绝的血脉流淌当中，我们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永生。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么“非此即彼”，西方人的价值信仰会寄托在超越的唯一神上面，一旦超越的唯一神不再能全盘地控制社会的时候，价值空虚就出现，而中国的传统让价值有许多的立足点。除了审美和历史，中国人对国家的信仰和崇拜也是自古如此。

幸运或者不幸运，比较难说。我在《打开》里谈到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时举过一个例子。小时候嘴馋，总是喜欢在外婆家的厨房里盘桓，我很小就注意到餐桌边上放了一个巨长的物件，上面盖了一块布，直到后来才知道，那是外婆提前给自己置办好的棺材。对于中国人而言，生和死就在一线之间。死亡如此切近，它就摆放在身边，但我们可以用一块布就把它给遮住了，布的外面是烟熏火燎、热气腾腾的世俗生活。中国人就是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神奇的平衡。

你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无与伦比的生活智慧，但另一方面，因为正是因为主动地选择不向死而生，所以也就失去了直面生死攸关的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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