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被频繁提起。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的重点工作范畴。11月19日,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的2020年度社会治理创新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议题为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创新。

 为何要聚焦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未来的市域社会治理将怎样推动?市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备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被看作国家治理的关键基石。市域社会治理做得好不好,事关顶层设计落实落地,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在发言时特别强调,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着眼于社会领域,着力把主要矛盾风险控制在市域、解决在市域,以市域平安夯实全国平安的牢固基础。

1、充分发挥法治确定性和凝聚共识功能

 “为何要把市域社会治理创新做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抓手?如何才能实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在组织座谈会时,提起了两个焦点问题。

 “市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备独特的地位和功能,是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资源分配的中介和关键桥梁,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国家治理宏观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市区乡镇治理的难点进行归集和整合,具备解决基层难题和贯彻落实国家意志的战略性效应。”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这样回答第一个问题。

 要以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为抓手实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仍有许多难题需要克服。今年,全国政协社法委侧重将社会治理有关议题与年度工作计划联动实际,持续发力,通过实地调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聚焦社会治理创新。调查发现,各地区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获得了许多成功经验,但也存有许多难点问题,例如,一部分地区将市域社会治理等同于基层治理,市级层面的统筹主导作用发挥不够,社会风险主要矛盾的全周期、跨部门协同治理制度不健全等。

 那么,市域社会治理的短板怎样克服?怎样保证 治理效能高品质提升?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说,要进一步搞好凝聚共识工作。建立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制度机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做政治宣传引导的工作,有效的促进形成“十四五”期间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大力量。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新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邰学爱在视频连线时详细介绍了当地的“有事好商量”工作。邰学爱说,街道政协探究实行了“去哪里商量”“商量什么”“谁来商量”“怎样商量”“如何落实商量”的五步工作法,推进一部分社会治理的难题获得了解决。下一阶段,将在议题的选择、参与的群体、成果的落实等方面更进一步加以优化。韩大元认为,应对社会风险的挑战,市域风险防范的关键在于避免 风险的扩散与不确定性,发挥法治的确定性和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为风险的防范提供明确的法治保障。

2、保证社会公众依规依法正确合理参与社会治理

 猝不及防的疫情,是市域社会治理遭遇的一场大考。疫情出现后,数万名志愿者冲在了武汉抵御疫情的第一线。在座谈会上,江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立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分享了自身从事志愿服务的经历。“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活跃在疫情排查、卫生消杀、物资搬运等多条战线,为疫情防控保卫战的胜利奉献了重要的力量。以志愿服务为引导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机制,很大程度地激起了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城市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提升 了信息对接的精确度,提升了社会风险的源头治理能力。”赵立新说。

 赵立新建议,推进疫情应对中探究形成的切实可行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模式向制度化成果转化,以适应社会风险治理常态化要求,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平战结合。与此同时,强化德法和法治手段在培育、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的规范、引导功能,保证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上半场救人,下半场救市。”腾讯大楚网总裁余凯这样归纳自身的志愿服务活动。疫情出现后,余凯与同事参加了捐款、捐物、协调物资输送、开发武汉健康码等志愿服务工作,经历了这场疫情防控保卫战的余凯,看到了社会组织的活力,也有一些困惑,“这些社会组织在特别极端的环境下呈现了自身的活力和对资源的协调能力,但在常态下,是否也可以维持这种对社会的贡献?”

 对于余凯的疑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原副会长王海京肯定地说,社会组织在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更进一步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增加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推进社会组织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建设。

3、打破数据壁垒处理基层应用难题

 为处理在工作中遇到的数据共享方面的难题,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吴蓓专程赶到北京,希望在座谈会上“取经”。

 吴蓓说,浦东今年在周浦镇进行试点,以村区为单位开发了联勤联动微平台,把所有的村居管理要素都汇集到这一平台上,但在平台开发中却发觉,许多 数据壁垒是基层难以解决的。比如,关于视频监控,基层不太可能再安装更多的视频,而已有的视频监控数据信息掌握在众多部门手中,基层没有办法共享这些数据信息。

 “是不是可以创建一个数据中心或平台,对数据信息进行资源整合应用和分级管理?这样可以在保证 数据信息安全性的同时,实现数据信息运用的多元化,为基层开展针对性工作提供支撑。”吴蓓说。

 对于吴蓓的难题,多名与会人员用案例分享的方式来解疑释惑。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介绍说,贵州省贵阳市以统一规范管理为原则,通过推动落实数据、系统、终端、技术四个方面的整合,来解决基层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的难点问题。这种在市级层面实现统一规范管理的做法,可以规避基层重复投资建设,降低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在今年参与调研时注意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的法治文明实践中心的运行十分精细,在内容上划分为消防、司法等四个版块,在传播方式上综合性运用多媒体、VR技术、3D体验仓等声光电高科技手段,让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能够亲身体验,获得了良好效果。

 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王弢对浙江杭州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印象深刻,“这个‘数字驾驶舱’是不同层级分段授权的,社区工作人员和街道工作人员、市级不同层面的工作人员所见到的信息范畴是不同的,层级越高看的信息越全面,更有益于制定政策,而且更有益于将政策的资源整合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