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公布，东北地区再次显现危机：总人口比十年前减少1101万人，平均出生率仅6.08‰，三省均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此前，我们曾梳理过一次有关东北人口的历史变迁，如今旧文重读，依然值得思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作者：徐鹏远，原文标题：《东北人口十年内下降1101万，人口滑坡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2月1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了该委对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做出的答复，就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表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并在深入研究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试点方案。
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了舆论热议。20日，国家卫健委再次做出说明，称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
不管国家以后会进行怎样切实的政策调整，也无论民间对此做出何种反应和讨论，一个不争的事实显然已摆在眼前：东北地区正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低于全国水平，特别是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东北人口出生率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2019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只有5.73‰、6.05‰和6.45‰，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48‰，还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垫底。
同时，东北地区还存在严重的人口外流。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净流出180万；从2013年开始，东北地区常住人口持续七年净流出；2015-2019年，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总共累计减少182.4万。
其实，苗头从八十年代就开始显现了。1981-1985年，吉林和黑龙江从净迁入地区转变为了净迁出地区，净迁出人口分别为10.3万、20.2万人。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期间，两省的人口净迁移率分别达到－1.01‰和－1.43‰，辽宁虽然保持着正向的人口净迁率，但接近一半的迁入人口都是来自吉林和黑龙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东北的关注和了解，大多只停留在喜剧与衰落的计划经济工业上，无论是笑是悲，都只是一种符号化的凝视，缺乏更为真切和深入的体察。事实上，人口并非只是东北这四十年的一块晴雨表；在过去的百余年，东北的人口变迁不仅与这片土地及整个中国的历史轨迹紧密相连，也为今天的困境提供着某些值得慎思的参考。
一、近代以前：蛮荒关外，地广人稀
东北，自古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近代以前基本保持着游牧渔猎的生活方式，因此大部分时期的人口都维持在缓慢增长的水平。按照《中国人口》对东北古代人口数量的推算，汉朝时约为71万，唐朝时约为85万-125万左右，辽朝时约为197万-207万左右。金朝时，女真族为加大对统治范围内的防卫和生产，掠夺了大量人口垦荒，从而一度使得东北人口达到510万。但随着政权迁都北京，迁移便逐渐终止了。“靖康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部分南迁，至元朝建立，东北人口又回落到约130万。因此，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相对于幅员辽阔的面积而言，东北绝对算得上地广人稀。
明朝时，随着中国整体的人口增长和大量中原移民迁入，东北出现过一次人口高峰。然而，明末战乱四起，后金崛兴，辽东地区有大量汉人遭到屠杀，存活下来的大部分逃入关内，东北人口又回落到了一个较低水平。
但人口的减少显然不利于生产发展和兵力壮大，对于意在逐鹿中原的后金而言，无疑是一个必将正视的问题。努尔哈赤就常感叹“我方以民缺少为恨”，并告诫前线将士要加快降服俘虏。天聪四年（1630年）四月三十日，“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自永平还师。……上（皇太极）问是役俘获视前二次何如，对曰：人口较先为多。上曰：财帛虽多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也。”
后金对人口的尽力争夺，从明廷辽东巡抚熊廷弼的一封奏折中也能窥见一斑：“臣惟辽左今日之患，莫大于无人。夫边非无人也，土沃而民聚，向称富庶矣！自万历四年、七年、十一年受虏，而宁远前屯之人尽;自万历五年、八年、九年、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年受虏，而锦、义、右屯、广宁之人尽；自万历二年、四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虏，而开、铁之人尽；自万历二年、三年、十年、十一、十三、十七、十八、二十五年受虏，而辽沈迤北之人尽；自万历五年、六年、十八、十九、二十一年受虏，而辽海迤西南之人尽。间有存什佰于千万者，边吏又不为之保护，听虏节年检拾无遗。虽使造物能生人，辽土善育人，而岁计所产，不抵所掠，辽于是无人矣！”
除了依靠武力进行掳掠，后金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安民生息之策。比如皇太极曾要求诸王大臣及各级官员体恤民情疾苦，“以各堡生聚多寡”，即以人口增减情况为准，给予职务升降。天聪二年（1628年），他还下旨：“国人贫乏无妻室者，可给钱，令娶”。
经过一番努力，到1644年多尔衰率兵入关前，据学者张士尊统计，辽沈地区的人口已达1366940，其中仅移民就有1166940之多。
清廷入关，也意味着再一次人口迁徙的开始。史书中以“罄国入关”、“尽族西迁”来描述当时的状况，《鞑靼漂流记》中记载：“从鞑靼的都城到北京的道路……一路上也经过了几个大城，在这三十五天当中，往北京搬家的鞑靼人，络绎不绝。”
据后世学者推算，仅八旗兵及眷属就有约26-27万的满人“从龙入关”。许多百姓也借此机会，重返故土，顺治三年（1646年）朝鲜使臣李基柞从北京返回朝鲜，途中见到“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男女扶携，车毅相击”。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呈交的《谨陈奉天形势疏》中，奉天府尹张尚贤描述东北“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
入关初期，清廷政权尚未稳固，东北作为其发源的根据地，自然是不可弃之不顾的根基。同时，沙俄趁虚侵入黑龙江流域，也使东北的北部边防告急。于是，在加强东北驻防八旗之外，清朝统治者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关内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的政令。顺治元年（1644年）谕令：“州县衙所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无力者官给牛具籽种。”顺治八年（1649年）又谕令：“是岁，以山海关外荒地甚多，民人愿出关垦地者，令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顺治十年（1653年），《辽东招民开垦令》颁布，以法令形式明确了对汉民出关开垦的鼓励。
几年之后，东北的人口及粮田都得到了明显增加，侵入黑龙江流域的俄军也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被肃清。然而，八年之后，《辽东招民开垦令》却废止了，随着大量汉民涌入，清朝为维护自己的“龙兴之地”，开始实行东北封禁政策。到乾隆年间，封禁愈加严厉。乾隆五年（1740年），“严令取缔移民”；十五年（1750年），在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座边门等处严禁流民出口，并令奉天沿海地方官以多数兵力稽查内地流民；二十七年（1762年），颁布《宁古塔等处地方禁止流民例》，封禁政策最终成型。
近两百年的封禁期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康熙“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雍正“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中国人口出现前所未有的爆炸式增长，加上封禁本身的流变和缝隙，东北依然有移民不断迁入，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到咸丰十年（1860年）之前，东北的人口比重一直在0.3-0.9间徘徊。
二、闯关东：移民大量输入，人口迅速增长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击碎了清廷天朝上国的迷梦。觊觎东北已久的沙俄又卷土重来，通过《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到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咸丰十一年（1861年），营口港又被迫开放。
国内也接连出现危机。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咸丰三年（1853年），捻军起义；道光、咸丰年间（1841年、1842年、1843年、1851年），黄河爆发了四次大溃决，终于在咸丰五年（1855年）发生大改道，殃及豫、鲁、直三省大量地区。
内外交困之下，“移民实边”的呼声越来越大。于是，从咸丰十年（1860年）开始，清廷部分解除了对东北的封禁，代之以开放荒地、充实边防为主的移民开垦政策。同治五年（1866年），允许妇女出关垦荒；光绪四年（1878年），吉林将军铭安设立垦务局，指导汉人开垦，并在关内资助移民；光绪六年（1880年），朝廷以放荒、免税、补助奖励移垦东北。
自此，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开始了。山东、直隶、河南、山西乃至云贵、江南、湖北都有移民迁往东北，其中以鲁、直、豫为主要构成，仅鲁人就占了移民整体的80%。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的势力也侵入东北；二十二年（1896年），沙俄又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取得在东北修筑和经营铁路的特权，并有每年移民六十万的计划。应对现实，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清廷的东北政策由驰禁转向全面开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宣布开放东三省全境，中东铁路也竣工通车，移民规模从快速增长进入到了迅猛增长阶段。
这一时期，俄国、日本、朝鲜、欧美等国，也经由从政、经商、基建、流亡诸方式，输入了许多外籍移民。大量移民的落地生根，使东北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激增到34.03%，不仅远超封禁时期的13.39%，也高于全国水平；人口比重从0.91上升到3.73。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帝退位，东北人口已接近2000万。
不过，辽、吉、黑三省人口密度虽然从1.17、0.53、0.17人/平方公里分别增长到了74.21、29.62、6.95人/平方公里，但在全国27个省区中还是分别位列第14、19、23位。这片广袤的土地，依然属于人口低密度地区。
清代东北地区人口统计数据
进入民国，关内人口压力不断增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因此东北的人口输入和增长依然持续。从1911-1930年，其人口数量逐年上升；不到20年，年平均上升50余万，总人口上涨将近1100万，达到约3000万的总数。除去自然增长的一小部分外，主要都是移民输入。
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辛亥革命以前，东北人口的2/3以上集中于南部，辽宁人口相当于吉林的2.26倍、黑龙江的5.5倍。到1930年，吉林增长了近1倍，黑龙江增长1.5倍，而辽宁仅增长0.3倍，人口的布局更加均匀。
三、沦陷时期：起起伏伏，延续增长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边防军执行不抵抗命令；不到半年时间，东北全境沦陷，进入了十四年被日本侵占的时期。
为稳固东北局势，继而进一步蚕食中国，日本大量输入日、朝移民，并阻止关内华人迁徙。同时，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也开始纷纷流亡关内。高速增长了近三十年的东北人口，由此急剧减少，甚至出现倒流现象。
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战线的拉长，日本亟需通过东北解决其一部分资源补给。因此，从1937年起，日本及伪满当局实施了“产业五年计划”与“北边振兴计划”，放弃之前禁止华北移民的政策，转而采取招募与减价车费甚至诱骗、掳掠等办法，有组织有计划地招募土木、矿业、林产、铁路与修筑军事设施等方面的劳工。
而此时关内战火遍地，华北一带水旱灾害又再次侵扰，进入东北的移民人数于是有所上升，仅1938年移民数量便增加到49.2万，1941年则高达100万，1942年更上升到120万。在这波大潮中，产业移民和军事移民为主要构成，农业移民比例相对较小。
1941年，为应对资金紧缺问题，伪满当局制定了《满洲劳务对策纲领》，确定“国内自给体制”，大力倡导“国民皆劳”、“勤劳兴国”运动，调低华工工资，强迫劳工工作。从1943年开始，移民人口便又呈现出了下降趋势。
据估算，八年抗战期间，进入东北的华工移民约677.9万，家属约221.3万；因战斗被俘军人、“治安肃正”被捕人员或其他原因成为强制劳工被送到东北的约1000余万人；年平均移民80万，与1925-1930年的移民高峰阶段大致持平。此外，到1945年时，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已从1937年的39.3万增长到121.3万，朝鲜移民从89.3万增长到171.9万。1945年，东北地区总人口数达到4000余万，从宣统三年（1911年）算起，短短三十几年时间便增长了约一倍。
四、计划经济时期：先升后降，总体平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东北也迎来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然的资源条件、良好的工业基础和邻近苏联的地缘优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期间，东北成为了新政权经济建设的重点。大型工厂的搬迁和建立，为这里带来了大规模的科技人员、管理干部、产业工人及随行家属，特别是黑龙江，“一五”期间的人口年平均净迁移率达到10.74‰。
“二五”时期，因为大跃进及其后的自然灾害，出现了国民经济混乱和严重粮食不足的危机，许多建设项目也不得不停滞或下马，大批职工精简返乡。但北大荒开发等项目，也有大规模复转军人、农民、知识青年补充进来。因此总体上，东北人口仍保持着净迁入，只是迁移波动幅度较大，而且辽宁开始出现了净迁出，并自此持续到改革开放，1962年黑龙江也第一次出现人口净迁出。
五十年代沈阳机械厂的工人们
1958年1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人口自由流动开始受到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1963-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住宅制度、就业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供应制度等配套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迅速放缓。同时，1958年后，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尚未友好，国际局势更加紧张，国家建设重点开始从东北转向西北、西南。
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东北地区的投资相对减少，人口净迁入率也明显降低。1965年，东北的人口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的9.07％，此后便开始下降。
一直到80年代之前，东北人口总体上都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波动幅度较小。
1954-1985年，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情况
五、改革开放：人口逐渐下行，陷入负值困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户籍制度出现松动；198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打破，票证制度随之开始解体。
这些改革在全国范围内为人口流动创造了利好条件，然而由于东北对计划经济体制高度的路径依赖，改革不仅使其传统优势不再明显，还要承受更高的改革成本。因此，80年代的东北虽然没有出现大幅度衰落，但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结构与东南沿海相比已经存在较大差距，大量人口向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等地流动，吉林和黑龙江从净迁入地区转变为了净迁出地区。加上多年来的计划迁移，反向回流也开始上升，东北的人口迁移格局自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82年，计划生育还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东北作为当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对政策的执行更加严格和彻底，从而在新生人口数上也迅速下降了。
进入90年代以来，东北的经济增速放缓，下岗失业问题严重，并且随着住房、就业、福利、保险等制度改革，原有的体制优势也不复存在。无论对于本地人口的生存，还是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都极为不利，生育成本也相应升高，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
1995-2000年，辽、吉、黑的人口净迁移率分别为1.91‰、-2.17‰和-3.76‰，与1990年相比，吉林和黑龙江的净迁出速度加快。而到2013-2019年，东北合计净流出164万人口，人口比重下降到了7.7%。
外流人口还逐渐呈现出年轻人、高学历者、高技能者占比增加的趋势。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届毕业生仅有13.63%留在东北就业；吉林大学2019届毕业生仅有17.7%选择留在东北继续发展，除了本地生源外，来自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地区的生源还是回到了家乡所在地，占比分别为73.7%、65.42%和64.87%。
出生率方面，1990年以来的东北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2年起，辽、吉两省出生率就已经低于13‰（13‰被视为“超超低出生率”），黑龙江也在1996年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中。到了2010年前后，东三省的出生率已经低至6‰左右。2019年，辽、吉、黑三省的出生率全国垫底，自然增长率也是唯一的三个负值，分别为-0.80‰、-0.85‰、-1.01‰。
至此，人口成为了东北迫在眉睫的紧要问题，也才有了2020年两会上的那份建议。
1990-2017年，东北地区出生率与全国出生率对比（单位：‰）
在粗略纵观了近四个世纪的东北人口变迁后，我们不难发现，东北人口的兴衰始终在极大程度上与人口迁移紧密相连。因此，正如国家卫健委的说明中指出，东北的人口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二胎开放后，全国的生育率都仅有过一次小反弹便开始断崖式下跌，对于老龄化严重的东北而言，作用更微乎其微。正如很多人开玩笑所说，东北生育政策如果全面放开，将会大大提升海南的人口数量。
更关键的还是要解决流动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天南地北哪儿都能见着东北人，除了东北”的情况，留住本地人口、吸引外地人口，才能真正改变东北当下的人口状态。老铁们的双击只能刷出一个幻象式的东北存在感，并不能把666直接变成人口数字；鹤岗的房价再低，也不足以吸引来定居和落户。东北亟需一个宏观、深化、切实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而这，显然比单纯放开生育限制、鼓励多生快生，复杂也艰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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