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ature Portfolio（ID：nature-portfolio），作者：Robin Dennell，原文标题：《早期人类如何利用“绿色阿拉伯”？》，头图来自：unsplash
十年之前，在阿拉伯半岛3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还没有一座考古遗址的年代超过一万年。Groucutt等人[1]在《自然》上发表的文章阐明，十年来，经过考古学和地质学领域数支科研团队持续的多学科野外考察，我们对于该区域早期人类的认识程度大增。
Groucutt团队分析了过去40万年间在沙特阿拉伯北部一个小型湖盆内形成的沉积物层序。当地共存在过五个湖泊，每个都是在一段短暂的降雨集中期内形成的，并且每个都对应了一种不同的石制品类型。这个来自Khall Amayshan考古遗址（命名为KAM 4）的层序十分独特，因为它是阿拉伯地区首次在同一地点发现的形成于多个时期、且均带有相关石器（称之为石制品组合）的湖泊地层序列。
通过细致的定年工作，每层湖泊沉积物的年代都被判断为比现代更为温暖潮湿的时期。而来自KAM 4及阿拉伯半岛其它考古遗址的动物群数据显示，相较于黎凡特（阿拉伯半岛以北的中东地区），古代阿拉伯地区的动物类群与当代非洲的更加相似。
石制品组合也呈现出同样的与非洲的相似性。KAM 4最早两批石器的年代分别是海洋氧同位素11期（MIS 11，约40万年前）和9期（MIS 9，约30万年前）这两个间冰期。这些石制品组合里的优势石器类型叫做阿休利手斧（Acheulean biface），它们在非洲和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存在时间要比在黎凡特长得多。其余三个石制品组合的年代为MIS 7（约20万年前）、MIS 5（约13万至7.5万年前）及MIS 3（约5.5万年前）。它们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器的特征，且其剥片类型在非洲的出现频率要高于在黎凡特。
谁制作了KAM 4的这些旧石器时代中期石制品？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阿拉伯地区发现的古代骨骼标本只有一节大约8.5万年前的人类指骨[2]，另外还有一些被认为属于智人的10.2万至13.2万年前的足印化石[3]。年代在20万年以内的KAM 4石器很可能是智人制作的。智人在大概3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4]，而来自黎凡特的骨骼证据表明，人类在至少17.7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那里了[5]。此外，数个出土于以色列洞穴的人类头骨的年代则可以追溯到约8万到13万年前[6]。
Groucutt团队提供的证据让我们对西南亚人类演化的理解加深了一大层。阿拉伯半岛是非洲进入亚洲的门户，可几十年来，在人类走出非洲的研究上，主要的化石和考古证据都出自黎凡特地区的洞穴（特别是以色列北部那些）。在生物地理学上，黎凡特属于古北界，那里是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在寒冷的冰期或是温暖的间冰期里，黎凡特降雨量的变化并不显著。因此不论在哪个时期，当地很可能都一直有人类居住。与之相反，阿拉伯半岛属于撒哈拉-阿拉伯界，该地区反复受到非洲季风带来的夏季降雨影响。
在这些短暂的降雨集中期里，阿拉伯半岛成为了密布湖泊与河流的“绿色阿拉伯”。对于人类和河马（需要深水以及充足的水边觅食区）这类动物来说，这是一块宜居之地。而在气候更为寒冷干燥的冰期里，当地的河流与湖泊都会枯竭，阿拉伯半岛也将变成人烟稀少的干旱区。因此，西南亚的历史涵盖了两块区域：较小的地中海区有着比较稳定的气候，这使得人类对该地区的长期占据成为可能；撒哈拉-阿拉伯区的面积则要大得多，但人类很可能只有在相对较短的降雨集中期里才能居住在那里，所以其存在是不连贯的。因而，智人从非洲到亚洲的扩散模式，很可能是每当短暂的机会窗口出现时才进行的间断式迁徙。
Groucutt团队的研究对我们理解智人在亚洲的定居史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早期迁入阿拉伯地区的智人种群可能与尼安德特人有过分布上的重合。后者在约8万到4.5万年前生活在黎凡特北部地区[6]，但其分布区或许曾在某些时候向南延伸至阿拉伯半岛的北部[7]。所有非洲裔之外的现代人都带有一些尼安德特人的DNA[8]，而阿拉伯半岛也许就是古代人与尼安德特人进行接触和发生混血的一片区域。对于过去40万年间不同人类种群在黎凡特与阿拉伯地区的互动，我们还需要有更多了解。
Groucutt等人的工作带来的第二点启示可以说更为重要：如果在过去40万年短暂的降雨集中期内发生过多次人类（或其他有亲缘关系的早期人族）从非洲进入阿拉伯半岛的扩散事件，那么或许也发生过人类离开阿拉伯地区，向东穿过亚洲南部地区的迁徙[9]（见图一）。
我们知道人类最晚在5万到5.5万年前[10]就已经抵达了澳大利亚（甚至可能在更早的6.5万年前[11]）。这意味着他们到达南亚和东南亚的时间一定更早。迁徙活动的发生有多频繁、开始时间有多早，这些问题都还处于激辩之中。不过，当下我们仍缺乏解决问题所需的信息：定年准确、且能够鉴定到物种水平的骨骼化石。
图一 | 古人类的迁徙。在过去的40万年里，智人和他们的人族近亲曾经多次从非洲扩散进入阿拉伯半岛。我们知道人类可能早在6.5万年前（65 ka）就已经抵达了澳大利亚[11]（最晚也在5万到5.5万年前[10]）。然而，他们是何时从阿拉伯地区经由亚洲南部扩散至印度和东南亚的、这类迁移活动发生的频次又是多少，这些都是目前人类亚洲定居史上最不确定的地方。根据Groucutt团队的研究报告[1]，他们在Khall Amayshan考古遗址（称为KAM 4）挖掘出的石制品对应了五个人类居住期。结合来自黎凡特、亚洲及澳大利亚的其它定年数据（图中展示了其中数例）[5·6·10·11·13-15]，关于这些早期扩散事件，一幅更为全面的图景正在浮出水面。
有一种观点认为，具有旧石器时代中期特征的17.2万到38.5万年前的印度石器的最初发展可能是因为有人类（智人或其人族近亲之一）自亚洲西南部地区迁入[12]。在阿拉伯半岛古人类研究上取得的新进展是支持这个观点的。来自石制品的证据表明，在印度尼西亚多巴火山约7.4万年前的剧烈喷发之前，人类可能就已经存在于印度了[13]。此外，在中国南部发现有8万至12万年前的智人牙齿[14]，而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上找到的人类牙齿的年代则为6.3万至7.3万年前[15]。我们还需要更大量的新发现来填补南亚和东南亚地区骨骼记录的空缺。
人类每次进入阿拉伯半岛的扩散事件是否引发了他们后来穿过亚洲南部地区的迁徙？对此，还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但令人期待的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可以相信这类迁移活动发生过的可能性了。得益于Groucutt团队的工作，我们能够对人类祖先可能迁入阿拉伯地区的频次（与时间）有所认识。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增进对他们迁出该地区的频率和时间的了解。
参考文献：
1. Groucutt, H. S. et al. Nature 597, 376–380 (2021).
2. Groucutt, H. S. et al. Nature Ecol. Evol. 2, 800–809 (2018).
3. Stewart, M. et al. Sci. Adv. 6, eaba8940 (2020).
4. Hublin, J.-J. et al. Nature 546, 289–292 (2017).
5. Hershkovitz, I. et al. Science 359, 456–459 (2018).
6. Shea, J. J. J. World Prehist. 17, 313–394 (2003).
7. Boivin, N., Fuller, D. Q., Dennell, R., Allaby, R. & Petraglia, M. D. Quat. Int. 300, 32–47 (2013).
8. Green, R. E. et al. Science 328, 710–722 (2010).
9. Dennell, R. From Arabia to the Pacific: How Our Species Colonised Asia (Routledge, 2020).
10. O’Connell, J. F.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5, 8482–8490 (2018).
11. Clarkson, C. et al. Nature 547, 306–310 (2017).
12. Akhilesh, K. et al. Nature 554, 97–101 (2018).
13. Clarkson, C., Jones, S. & Harris, C. Quat. Int. 258, 165–179 (2012).
14. Liu, W. et al. Nature 526, 696–699 (2015).
15. Westaway, K. E. et al. Nature 548, 322–325 (2017).
原文以Traces of a series of human dispersals through Arabia为标题发表在2021年9月1日《自然》的新闻与观点版块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ature Portfolio（ID：nature-portfolio），作者：Robin Den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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